酒过三巡之后，李大娘突然笑着问我：“唐浩，咱医院的闺女，你就没看上谁？”
我摇了摇头：“我这条件，看上谁也白费。”
王辉却认真地替我招了：“三病房的郑护士，唐大哥跟我说了。”
李大娘惊讶地望着我：“没想到，你的要求还挺高。”
一周之后，李大娘打电话告诉我：“我和小郑谈了。”老太太喜形于色地：“人家答应和你先处处再说。”说着，她认真地叮嘱我：“好好处吧。你的条件，人家也不是不知道，既然人家愿意跟你处，你就主动点儿。知道不？”
当天晚上，在宿舍的公共水房里，我就和郑淑玲意外地遭遇了。当我端着一盆脏衣服走进水房时，发现她正一个人站在水池前洗衣服。这一次可与以往不同了，我脑袋顿时有些懵，想退出身来，却已来不及了。
“洗衣服呀。”郑淑玲也显得有些拘谨，她将洗衣盆挪到一边，给我腾了个地方。
水房里静得可怕，只我们两个人在那里闷着头洗自己的衣服。我真想对她说：“李大娘已经和我说了……”但，无论如何，我没有这个胆量。许久，郑淑玲将她的洗衣板递给我，问：“用我帮你不？”
“不用不用……”我慌忙谢绝了她：“没多少，就洗完了……”说话间，我早已汗流浃背了。
周六黄昏后，我正在开水房忙碌着，穿着隔离服的郑淑玲拎着两只空水瓶推门进来了。
“今晚夜班？”我赶忙抬起身来：“等一会儿，水还没太开。”说着，我打开炉门，向里望了望，炉火把我的脸烤得滚烫。
“累不？”突然，她问我。
“不累。”我没好意思抬头：“就是成天囚在这里，想干点什么都脱不开身。”
“你还想干点什么呢？”她像是在质问我。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我觉得自己笨透了。
她瞥了我一眼，将水壶灌满后，扭头便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跑到李大娘家诉起苦来。李大娘听罢，眼泪都笑出来了：“三十大几的人了，笨不笨死了你！”说着，她就给郑淑玲打了电话：“他笨你也笨呀。”老太太笑弯了腰：“一对儿木头疙瘩。”
一小时之后，李大娘家的门被敲响了。门开处，郑淑玲满脸通红地站在那里，她嗔怪地瞪了我一眼：“我一猜，就是你告的状……”
一九七九年年底，我与郑淑玲结婚了。这桩婚事在结核医院引起了轩然大波。
“小郑疯了吧，嫁给一个烧开水的杂役工。”绝大多数的护士小姐们，对郑淑玲挑战世俗的这一决定深感困惑，唯外科主任孙皂夫大夫对她说：“唐浩是我看着长大的，他有良好的家庭教育，他本人又经历过那么多的苦难，嫁给他是对的。他是你一辈子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人。”郑淑玲记住了这些话，我也用一生的努力证明了孙大夫对我的信任。
婚后不久的一个傍晚，天低云暗，开水炉上的温度计始终在八十度上下徘徊，我心急如焚。
这些年来，开水房一直用的是回风灶，所以一到气压低的时候，灶里倒烟得厉害，想把一大炉水烧开是很难的事。
“该买台鼓风机了。”关科长说过几次了，但鼓风机却迟迟没有买来。
正当我焦头烂额的时候，一个陌生的年轻女人钻进开水房里。
“你是郑淑玲的对象吗？”那女人满嘴普兰店口音，她把两只空暖壶放在炉前一张落满尘埃的桌子上，眼睛却挑剔地盯着我。
“是……”我蹲在炉前，想尽量把炉膛里的煤焦钩松些。
那女人摇了摇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你是……”
“我和小郑是卫校的同学。”那女人冷冷地说：“假如我没记错的话，小郑属兔，今年二十九。”
我分明感到来者不善，于是站起身来，同样冷冷地说：“我属鸡，今年三十五。”
“这么大岁数了，还在给患者烧开水。”那女人冷笑着：“小郑是怎么让你搞到手的？”
我感到奇耻大辱。我真想对她大喊一声：“放你妈的狗屁！”但我却忍了。我为她把那两只水壶灌满。
“这水还没开呢……”那女人急着喊。
“将就着喝吧！”我大吼了一声。
事后我才知道，淑玲的这个同学毕业后一直在普兰店第二结核医院工作，此次来市里实习，顺便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了一回，也算尽了一下同学的情谊。
当然，事实是无法回避的，我和郑淑玲婚后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深陷于艰苦的环境里。结核医院简易房的棚顶是油毡纸加石棉瓦铺就的，隆冬季节，屋子里真可谓滴水成冰。这里没有火炕，屋里的取暖，全凭一只蜂窝煤炉子。当淑玲的同事们张罗着结伴到家里来看新房时，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我知道自己没有给淑玲应该得到的东西。我从心里希望这些护士小姐们嘴下留情。
简易房像荒原上一个原始人类的部落，由于大多数都是内蒙古的返城移民，所以他们十分团结和融洽。很快，一个叫张言芝的老护士的儿子引起我的注意，这个孩子叫廖刚，特别喜欢画画，他母亲让他把自己的素描习作拿给我看，他母亲早就知道我喜欢画画。
廖刚的素描画得很不错，在内蒙古时，他接受了最初的专业训练，但还很稚嫩。
“努力吧，廖刚。明年你可以试着报考鲁迅美术学院。”我鼓励他。
廖刚的脸像女孩子一样红了，他懦懦地问：“我行吗？不行吧？”
几年后，廖刚考上了鲁迅美术学院。现在已是大连工业大学的副校长了。荒冷的山脉及孤独的牧民成了廖刚一生艺术创作的主题。二〇〇六年，在纪念红军长征七十周年的全国美展上，廖刚以一幅水彩画《红军走过的路》，荣获铜奖。
回城之后，我与美术渐行渐远了，在西方众多美术流派的冲击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的美术工作者经历了炼狱般的自我肢解。一时间，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象征派、荒诞派、表现派及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新客观现实派、抽象表现主义等林林总总的西方美术流派，让中国的青年画家们陷入一场深刻的探索与思考之中。而自幼便崇尚现实主义，受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与法国乡村画派长久熏陶的我，对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艺术争鸣深感无聊。我放弃了继续画画的愿望，与此同时，另一种尝试开始强烈地怂恿自己，我终于想写点东西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在思想解放的洪流中，无数文学爱好者，几乎在同一时刻，都生发了写点什么的想法，一大批文学青年纷纷拿起笔来，将十年来积郁在心里的辛酸、苦难和反思付诸笔墨。一时间，各种纯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其随众之汹涌，让作家王蒙都不得不撰文，提醒青年朋友们不要拥挤在文学这条崎岖的小路上。尽管如此，张贤亮、张抗抗、张洁、张承志、梁晓声、蒋子龙、王安忆、陈建功、叶文玲、李国文、铁凝等一大批优秀作家的出现，还是让无数文学青年称道不已乐此不疲。更有一些思想活跃的文学青年，开始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一个叫黄寿鹏的某建筑公司的青年钢筋工。黄寿鹏是个思想有些偏激的“愤青”，他聪明好学，对哲学和文学都很有想法。黄寿鹏性格张扬，有领袖欲，这样的年轻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思想活跃时期是异常躁动的。他们痛恨“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关心国家的前途。但由于激进，他们往往不顾国情，希望中国的问题能够一蹴而就。他们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咎到国家体制上。这种只能给中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解决办法，是当时一批激进分子的共识。
终于，黄寿鹏与其他四位年轻人，在随之掀起的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运动中，被公安机关拘捕了，其罪名是反革命集团罪。
我一直很关心黄寿鹏这个案子的进展，虽然十年动乱让我内心深处仍有余悸，但我仍出席了黄寿鹏案的法庭辩论。
这又是一个令人心痛的司法程序。因为在法庭调查中，人们才知道，所谓反革命集团的五名成员中，有三位青年根本不认识黄寿鹏，旁听席上一片哗然。一向哗众取宠的黄寿鹏更以一通咄咄逼人的反问，搞得审判长十分狼狈。当然，罪还是要判的。黄寿鹏以主谋身份被判有期徒刑十年。他当庭提出上诉。二十天之后，再次开庭时，法庭改以扰乱社会治安罪提请公诉。二审下来，黄寿鹏以扰乱社会治安罪被改判有期徒刑一年半。其时他已被羁押一年零九个月了。几天之后，黄寿鹏便满面红光地恢复了自由。
坦白地说，黄寿鹏赶上了一个中国司法建设拨乱反正的好时代，他的问题如若发生在几年前，掉脑袋的可能都是很大的。但从问题的另一个侧面来看，黄寿鹏的问题又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中国漫长的社会进程中，如何教导年轻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进而改造中国建设中国，是一件十分重要的社会问题。黄寿鹏虽被释放了，但他却从此消沉，并产生了强烈的报复心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中，他又一次走上街头。幸而我知道后与他彻夜长谈，向他耐心地说清了产生这场风波的国际背景，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提出中国不能再乱下去的肺腑之言。黄寿鹏亢奋的情绪开始冷却下来，几天之后，他登门致谢，表示今后一定要更多地做客观冷静的思考。
青年人的思想工作，需要一大批关心他们、理解他们的人去做，这是一项需要耐心应对的极其复杂的工作，是一件于青年人，于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工作。国家需要一批高素质、高水平的人去做这些事情。因为，国家需要进步与和谐。
下岗之后，黄寿鹏与父母一起开了个家庭饺子馆。近些年来，我们之间很少见面了，但我知道，在未取得律师资格证书的情况下，黄寿鹏一直在帮别人打官司。
七十年代末，在政治空气逐渐趋于缓和的大背景下，中国南方珠江三角洲一带，一股声势浩大的逃港风波平地而起。上百万不堪贫困的内地流民，开始利用各种途径非法越境进入香港。就在这期间，我从王辉那里听到了一个地名——深圳。
一九八〇年春节前不久的一天黄昏，王辉在开水房里找到了我。
“有空吗？”他问我，眼睛里闪着异样的光。
“什么事？”我朝炉膛里望了望，扔下手里的铁锹。
“我要走了。”王辉扫了一眼窗外，声音谨慎地说。
“上哪儿去？”我奇怪地问。
“香港。”他用眼睛盯着我。
“什么？”我大吃一惊：“你疯了？”
“……”王辉一直死死地盯着我。
“从哪儿过去？”我尽量平静下来，悄悄问他。
“深圳。”他坚定地说。
“你爸妈知道你要走吗？”我关心地问。
“不知道。”他的目光显然虚弱下来。
“人生地不熟的，连话都听不懂，你快别胡闹了。”我断然否定了他。
“闯闯看吧。”王辉望着炉膛里的火光：“好在我还年轻。”
三天之后，在海港客运站，排在队伍里即将登轮南下的王辉，被闻讯赶来的父母拦在了检票口前。
王辉的母亲在众目睽睽下给儿子跪下了……
就在这一年的五月，国务院将深圳列为经济特区，大批渴望富庶生活的流民，成了特区建设的第一代先民。
一九八〇年盛夏，儿子出生了。当我气喘吁吁地从妇产医院赶回家时，一直守候在街口的母亲，听到母子平安的消息后，长嘘了一口气：“这是你父亲的阴德呀。”母亲一生笃信基督。但作为一个中国教徒，当此之时，竟也脱口说出一句佛家的感慨来。
第二天上午，当我从护士小姐的手中把包裹成一根棍儿一样的儿子接过来的时候，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儿子一直显得很疲倦，淑玲问我：“叫个什么名呢？”我说：“就叫呢喃吧。”
劳燕分飞了三十五年，其间沐浴过阳光也历尽了风雨。如今，在我们衔泥构筑的巢穴里，又多了一个弱小的生命。一粒家庭繁衍的种子。面对儿子那张稚嫩得有些皱巴的小脸。我清醒地意识到，这应该就是结束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束缚的一代人。如今，当他们已过而立之年的时候，在中国人的辞典里，又多了一个新的词汇“八零后”，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写，这是最先挺立起的未来中国的脊梁。
在结核医院低矮的简易房里，小呢喃睁开眼睛后，首先被放在桌子上的一台刚刚买来的星海牌十二寸黑白电视机所吸引。那时的大连电视台只有一个频道，节目播出的时间为周一、三、五、日，每晚不到三小时。
每逢电视播出的时候，住在简易房的邻居们，就会准时聚集在我家的窗前。时值盛夏，淑玲将窗户大开：“看吧看吧，今天播《无名英雄》第七集。”
我家的那台星海牌黑白电视机，是简易房全体部落人家的第一台电视机。秋深的时候，窗子不能再打开了，挤在窗外看电视的人们也逐渐稀落了。几个月的时间里，几乎家家都买了电视机。都是星海牌的，都是十二英寸的。而就在这一年冬天，全国人民通过电视看到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一群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跳梁小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特别法庭上，受到了人民的正义审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特别检察厅确认，这些乱政亟行的野心家阴谋家们，在十年动乱期间，分别犯有颠覆政权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反革命诬告陷害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刑讯逼供罪、非法拘禁罪等等等等，千夫所指，罄竹难书。
一九八一年初春的一天，刚吃过午饭，医院传达室的王师傅就冲着我喊：“唐浩，刚才有人在找你。”
我问：“人呢？”
他说：“骑辆自行车进院子了。”
我撒腿往院子里追去，老远的，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
“嘉禾！”
朱嘉禾翻身下车，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