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必要的铺垫：现代化理论
经济报道必须研究经济，这属于常识性认知，但研究到何种深度与广度，用何种方法、何种理论提升研究的质量，不同的记者会有不同的理解。最基础的层次是研究自己的“报道口”；高一点，是研究相邻的“报道口”；再进一步，则应是“打通”所有的“报道口”，并超越感性的枝节层面，跃升至理性的逻辑高度，研究各种经济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历史因素、时代因素、制度因素、人文因素，找到贯穿各种问题的“纲”与“领”。作为立志成为资深经济新闻记者的报道者，自己也要成长为一个经济学家，这是首要之义，但同时还应有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的学识、素养和胆识，胸怀国家战略发展的大棋局，洞悉国计民生的艰难与复杂，建构更富建设性的价值观。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起点，笔者认为专辟一节适当探讨一下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面临的历史任务，并由此解析我国经济报道的基本语境、总体风貌，阐释它“是怎样”、“缘何这样”，以及“应该怎样”是合适的，也是必须的。
关于社会进化、社会变迁、社会发展的现象、动因、规律、理论总结，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发展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和主题。从西方古典社会学时期起，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等一大批伟大的哲学、社会学家对此均有深入思考，留下了皇皇巨著。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并峙引发理论界、实务界对现代化的研究进入高潮，其核心议题归纳有三：什么是发展？为什么非西方不发达国家未能实现现代化发展？非西方不发达国家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发展？对于上述问题的解答，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一度占据垄断地位，研究视野也一度以西方为本位，然而这并不能很好地解决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的学术界也迅速开始系统爬梳、总结中国的现代化理论。
简单来说，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与英、美、法等为代表的“先发内源型”国家在现代化的背景和逻辑、动力和矛盾、渐进性和快速性、发展和限制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以下四段参考自童星：《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59至271页。]
先发内源型国家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具有“自然”和“自发”的特点，它们基本服从着“看不见的手”的支配，遵循的是“先发展、后转型”的逻辑，其现代化过程基本是一个从个人权利出发，在契约和交换的基础上构建社会关系的发展过程，只有在市场失灵的场合与领域，国家干预主义才登台表演。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外族入侵、亡国灭种的生存压力下被迫起步的，由具备能动性和强制性的政府所主导，遵循的是“转型—发展交叉”的逻辑，往往是由国家（政府）制定追赶（乃至赶超）战略，调整政策体制，培育市场体系，因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既充满着令人鼓舞的超常规式的发展，也有导致巨大灾难的失误。
先发内源型国家的现代化动力直接来自国家内部和社会底层，是国内自下而上地释放“人欲”的过程，也是满足“人欲”的过程，是无数个体之间反复博弈的结果。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动力来自国家外部和社会上层。当国门被打开后，处于社会上层的敏感集团包括官员和知识分子阶层等，发现自己的国家远远落后于先发国家，而且常受其欺负，于是就设计和采取赶超型的战略，但在实施时容易只关注先发国家发达的经济，忽视本国国情，采取刻意模仿或硬性移植的方法，以及较少顾及民间的创造力和个人的自由意志。
在发展的速率上，先发内源型国家走的是渐进性的经济增长过程，却充满了极富原创性的一系列质变。中国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则在轰轰烈烈的快速增长中鲜有原创性，只是在不断地移植与放大先发国家创造性的成果，缩短先发国家创新性发展的时间历程，而一旦我们的追赶眼看就要跟上在前面“领跑”的先发国家时，由于先发国家又一项原创性的突破，我们与其的差距又突然被拉大了。
最后，先发内源型国家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多少是一种“榜样性”存在，但其实也有着难以取舍的发展与限制的矛盾，比如：先发国家利用其先行优势所造成的客观事实和既成格局，使我们这样的后来者的发展受到限制；先发国家的目标模式和发展道路所带来的正负双重效应，对我们来说“诱惑”与“惊吓”并存；对先发国家社会结构的模仿通常还因为不得不与本国传统文化相契合而面临“貌似”与“神似”的两难。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中国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中，历史学家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经济学家厉以宁的“转型发展理论”，社会学领域陆学艺、郑杭生、李培林等人的“社会转型理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为帮助我们增进对基本国情的了解和理解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与见解。
罗荣渠用“现代化”的新范式重新为中国近现代史做时间划断。他指出“中国现代化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模式转换，出现了三次现代化的局部断裂，这在世界各国现代化史上是少见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97页。]。具体而言，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脉络是[以下四段参考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97至502页。]：
1、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即从自强运动（也称洋务运动——笔者注）经过维新运动到立宪运动，这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初始阶段，是在旧王朝体制下探索资本主义发展取向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时期。由于旧政治体制原封不动，缺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更致命的是缺乏任何制度性改革的支撑，所以中国最初的工业化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中日甲午海战的惨败、变法维新的不成功的尝试，以及清王朝最终的覆没。
2、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革命（原文如此，但笔者疑为“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否则无法与下一阶段衔接，后文的“40年”也疑为“30年”——笔者注），这40年是中国内忧外患同时加深、半边缘化与革命化同步发展的时期。国家的实效统治断裂，现代化处于自发的游离状态，被挤压在一条窄缝中断续地进行。
3、1946—1949年解放战争是中国两条道路的大决战。共产党的胜利带来了发展模式的第二次全面大转换，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次模式大转换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个体系对立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此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思潮的国际斗争在中国的鲜明反映。这是中国早期现代化所没有的一个新的国际特点。
4、1979年以来的模式转换是一次非常特殊的体制内改革。这可说是1949年模式大转换以来的又一次模式大转换，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三次大转折。中国通过近半个世纪的实践，并经历了一次内部发生的错层式的现代化（指建国后极左思潮影响下的“大跃进”——笔者注），才找到了适应世界潮流、兼采各国所长的发展方式，实现了从单纯政治方式推动经济发展到加强经济手段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性转变，走上了比较平稳的经济持续发展道路。
厉以宁的“转型发展理论”[参考自童星：《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67至480页。]的创新性在于，他看到了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既要完成经济发展任务，又要完成体制转换任务，二者相辅相成。而要实现这双重任务，不能仅仅依靠提高生产力，还必须克服一系列不利于社会前进、经济发展的阻碍，其中需要克服的最大阻碍就是传统的社会结构，如土地制度、宗教势力、家族制度，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因此，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发展中国家，需要用不同于判断一般发展中国家经济形势的新标准来判断经济形势，即，既要以有单一发展任务的国家和地区做参照，也要以有体制转轨任务的国家和地区做参照。比如通货膨胀问题，中国1993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5%左右，1994年达到20%以上，这是否说明通货膨胀率太高了呢？通过与其他转型国家比较，发现这个数值不仅不高，反而还比较低。这说明在暂时还难以实现低通货膨胀与高经济增长并存的经济形势下，只能尽力使通货膨胀不至于过猛过高，从而实现“发展优先，兼顾物价稳定”。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转型与发展两大任务呢，厉以宁认为亟须解决三大问题：贯彻以产权改革而不是价格改革为突破口的改革思路；相较稳定物价优先，更应实施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把经济增长分析而不是货币流量分析作为发展的评价标准。除此之外，还必须营创有利于启动转型发展的社会环境，即必须解决好与转型发展相配套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观念更新等问题。
陆学艺等的“社会转型理论”[同6，第480至486页。]则从社会学角度指出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是一个数量关系的分析概念，而中国已进入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其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转型的标志是：中国社会正由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由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由同质的单一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由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转型的主要特征是：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同步；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启动；城市化过程的双向运动；转型进程中的非平衡状态。
在新世纪业已走过十年的今天，再回头看以上诸位学者专家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发展的态势所做的阐述、预言，有些已经应验，比如，中国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七大报告已经提出鼓励农村土地流转；据中国社科院2010年发布的城市蓝皮书[《社科院：中国城镇化率46.6%城镇化规模全球居首》，中新网，2010年7月29日，http：//www.chinanews.com/cj/2010/07-29/2434885.shtml。]称，截至2009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已达6.2亿，城镇化率为46.6%，城镇化规模居全球第一等。当然，更多的“项目”依然还在艰难的实践探索中。新闻界对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反应也是敏锐、迅捷的。上个世纪90年代正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阶段，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的鼓舞下，中国的经济报道无论是在井喷似的量的累积方面，还是在专业化、品牌化的质的提升方面都在经济报道史上留下了重重一笔，最可资为证的就是这一时期——并且延续至今——经济类报刊迎来了一个发展、创办的热潮和高潮。除了原有的《经济日报》、《市场报》、《经济参考报》、《中国经营报》、《中华工商时报》等传统经济类报刊在编辑方针、版面设置、栏目创办上有较大改进外，一批新财经报刊逐渐兴起，如以时称“三大证券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为代表的密切关注市场财经信息的证券、房地产、保险、期货类专业媒体创刊，晚些时候的世纪之交，又出现了以《财经》杂志、《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等为代表的市场化经营管理特色更鲜明的新锐财经报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92年至今的二十年间是中国经济报道在中国社会转型发展中最集中、最高效地发挥作用的时期，它既受益于这个时代，也在反哺这个时代。
1991年，经由中央宣传部批准，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中国新闻奖”设立，这是中国新闻界对年度优秀新闻作品的最高荣誉奖。至笔者撰写书稿的2011年，中国新闻奖已颁发了二十一届。作为建立市场经济以来这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历史阶段的新闻见证，从中国新闻奖这样的政府奖项中选取获奖经济报道，作为透视整个二十年来中国经济报道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的切入口，会是一次值得努力的尝试，它将有益于我们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把握中国经济报道的存在语境与历史使命。
二、党政机关媒体的发声
笔者检索中国新闻奖从1991年设立至2011年的二十一届特别奖（包括荣誉奖）、一等奖中的通讯社类和报纸类经济报道共计49篇（系列报道计为1篇），分别来自新华社和28家报社——详细篇目统计以及下列各表所涉及的分类统计见本书附录。
在这49篇获奖作品中，如果根据所属媒体的行政级别分类，共计：中央级（包括中央部、委、署、局级）单位有7家18篇；省级单位有13家21篇；地市级单位有9家10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