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发展传播学的视野拓展
通过上述对两篇同题经济报道的分析，我们能够对两位记者的报道角度、报道流程、报道倾向、报道风格等有个大致的了解，二者的差异也清晰可鉴。然而，我们的思考未必可以停下，往深了想：为什么我们和西方的报道有如许差异，尤其是在对事件的基本理解层面上？对于中国记者而言，该如何理解经济报道在当前国家建设与发展中的职责作用？
发展传播学的相关理论或可提供一个有益的视野拓展。
发展传播学是研究如何利用大众传媒，促进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社会和经济现代化这一被西方学者认为是“可怕的攀登”的过程，或使这一过程变得顺利。这项研究是美国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Lang Schramm）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及资助下于上个世纪60年代展开的。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二战后，那些获得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迫切希望像英、美等发达国家那样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而发达国家出于抗衡共产主义运动等国际战略发展的多重考虑也愿意通过各种手段拉拢、帮扶这些国家，大众传媒就是其中一种手段。按照当时对现代化的理解，现代化是所有社会、所有民族都将经历的普遍的进化过程，这个过程已经由西方发达国家走过，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摒弃落后的传统意识，接受西方的契约精神、工业文明和民主制度。要实现这一目标，彻底转变观念、积极学习工业革命以来空前增长的科学知识至关重要，大众传媒作为一种有效的信息传播工具便承担起了这一社会教化的职能。
关于发展传播学半个世纪以来所经历的理论范式流变，英国传播学者科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曾将其历时性地总结为以下四种：主导范式、帝国主义范式、全球化范式和一种新范式。
主导范式信奉社会变革是个体变化的集合，因而极力推崇赋予国家和那些可能赞同变革的精英人群以权力，籍由创新扩散的传播实践为整个社会描绘新蓝图，从而带动民众的个人转变。主导范式强调的是国家控制和传播具体信息的导向性，并且认为大众传媒对大众可以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在接下来的二十来年中，主导范式很快遭遇了批判，最猛烈的批判就是该范式在实践中不具有可行性。发展中国家自身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又拥有各自不同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因此致力于发展传播，不是将其理念灌输给一群相似的传统人群，而是要将其注入进一个社会结构之中。“主导范式”因为忽略了社会结构的重要性而无法深刻地把握后发国家变革和发展道路上的真正障碍，甚至还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它们通向发展的其他可能的途径，在现代（西方）与传统（非西方）之间造成了激进的对立。
对社会结构的重新发现以及西方社会60年代的现代性危机直接导致了主导范式之后帝国主义范式的兴起。该范式认为尽管殖民帝国时代已成为历史，但政治上的独立并没有结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所存在的那种依存与控制关系，国家的正式独立也并非意味着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能够按照发展中国家的全民利益来发展。帝国主义范式尖锐地指出了国际信息传播的不平等，为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争取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持。但失之偏颇的是，帝国主义范式过于关注发展失效的外部结构，侧重批判发达国家的媒介体制和发展状况，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结构缺乏应有的重视，未能为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发展路径提供切实有力的建设性见解。全球化时代到来后，传播理论、媒体结构、受众结构等都发生了许多新变化，该范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并被全球化范式取代。
全球化范式是基于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盛行、媒体和传播的中心地位、超国家性组织的发展、控制权力的缺位、多个制作中心和复杂的节目流、全球媒体产品的出现、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并存等一系列假设而提出的。而在科林·斯巴克斯看来，全球化范式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乃至质疑的理论，比如，他认为并不能以全球化的到来而否认民族国家依旧可能具有的作用，因为无论市场多么自由和强大，它都不是一个离得开国家而自行调节的结构；媒体产品的跨境流动也不能作为民族国家衰落的例证，因为接受信号的国家依旧拥有对这些服务进行有效控制的权力。所以，他建议综合借鉴主导范式、帝国主义范式和全球化范式，吸收公众参与，在兼顾国内和国际结构两个层面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新范式。
发展传播学尽管经历了诸多研究范式的演变，但其中心议题仍然是：如何通过大众传媒促进国家发展，“解决世界上最穷苦人口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压迫问题”，说到底，这都紧密围绕媒介的功能展开。其代表人物和基本观点如下——
1、埃弗雷特·M.罗杰斯（Everett M.Rogers）：提出了曾经是发展传播学主导范式的创新扩散模式，认为合适的传播策略可以有效地劝服人们接受创新与变革的观念以及必备的知识、技术。
2、丹尼尔·勒纳（D·Lerner）：认为大众传媒具有“移情”作用，即大众传媒通过信息传播，使人在突破历史和地理环境局限，了解了外部新事物后，能够站在别人的地位来看自己，由原有的某种角色转换为另一种新角色，从而成为有着现代人格的新人。大众传媒不仅能刺激这种移情性格的产生，还能将这种人格传播至全社会，即在国民中普及此种人格，故被称为现代人格的“奇妙的放大器”。
3、韦尔伯·施拉姆：通过著名的“六点行动计划”表达了大众传媒是国家现代化促进器的媒介观。这六点行动计划包括——大众传媒第一应当被用来“塑造一种国家情感”；第二，扮演国家计划的喉舌；第三，担负教育责任，教会人们“必要的技能”；第四，在扩展市场方面，也可以有积极的作用；第五，帮助民众适应计划成功后所带来的社会变化；第六、还要承担“教育民众具备主权意识，也就是每个公民都应当具备国家主权意识”。
4、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大众传播媒介是资本主义国家文化霸权的名片，世界传播秩序的不公正制约第三世界的发展，所以，发展中国家必须建立独立的传播体系。
5、马杰德·泰拉尼安（Majid Tehranian）：鉴于早期发展传播学偏重以媒介为中心，忽视人际和组织传播网络，包括传统的和宗教的网络，泰拉尼安提出了第三条发展与传播的道路，即社群主义的道路，旨在强调个人或者组织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强调人的民主参与地位和人的价值的实现。在这一思路指导下，泰拉尼安倡导把传播媒介作为内在的国家发展工具，以是否促进了人的发展来衡量媒介发展与国家发展的标准。同时，他还提出发展中国家应该实施选择性的媒介发展战略，即传媒在促进国家发展过程中既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指导思想，注意保存本土文化、民族特征以及民族自信心，也应坚持对外开放，有选择地参与资本主义体系。
综合上述代表人物的基本观点，我们或可对发展传播学的基本立场做如下总结：
第一，大众传媒应把国家的发展目标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这是其最高的社会责任；
第二，大众传媒与政府的关系是合作而非挑战，由政府的计划来调动传媒是合情合理的；
第三，大众传媒在塑造现代人格、促进民主参与方面功用显著；
第四，国家在独立发展传播体系方面应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意识。
在发展传播学的理论影响下，一些学者还提出了发展性新闻、发展新闻价值观等概念。所谓发展性新闻，就是有关经济落后的国家为了给人民提供最低生活水准而开展各种工程和项目的新闻。发展性新闻报道，则是指对所有通过人类计划和努力而出现的社会、经济增长或改善所作的报道，主要涉及：政府体制改革；农业发展和食品生产；经济活动；教育；就业和劳工福利；计划生育；医药、卫生、保健；住房；工业、科学、技术发展；大众传播；国家统一；农村和城市发展；社会改革；电信、旅游、交通发展等等。
发展传播学（包括发展新闻学）的主要研究者多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可他们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实践时却给出了与西方经典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不尽一致的建议，足见他们还是在相当程度上注意到了发展中国家现实国情的特殊性。这是令人赞佩的，同时更是发展中国家在融入世界交往时应自知并时时自省的。
中国自获得民族独立后经过六十多年的建设虽然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仍属于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艰巨的现代化任务。如何借助大众传播为国家建设——尤其是为居于核心地位的经济建设服务，同时还不得不应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下新的国内国际关系、新的大众传播格局的挑战，这些都依然是横在国人面前的艰难课题。发展传播学虽历经质疑、批判而不断修正、演进，但对中国来说仍然称得上是一个“正当其时”的理论——即使初兴于半个多世纪前，然而它提出的问题、拟完成的任务至今还处于实践探索中，远不能说业已解决。
用发展传播学做经济报道视野拓展的理论平台，比如回过头再去看那两篇关于青藏铁路带动西藏经济发展的报道，可能有些疑问就好理解了。
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同。它既不得不用追赶的速度去完成西方两、三百年前业已完成的工农业的现代化任务，同时又不得不和西方一道面对高科技革命带来的第三次浪潮的产业冲击；它的东部沿海省市几乎已经追赶上了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样态，甚至已经出现了和西方相似的某些后现代的发展气息，但它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却还不时为温饱问题所困扰；它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尚未完全解决民众的生存发展权，却又必须和发达国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为全球气候变暖、水源污染、矿产枯竭等环境问题分担责任……在这种背景下报道像青藏铁路、三峡大坝、南水北调这类带有全局性质的重大建设工程，中国的媒体很自然会从优先考虑国家的总体发展目标的角度、正面引导的角度去裁夺事件的意义与价值。而西方媒体显然没有这样的认识背景，同时也不排除还可能抱有别的意图，所以他们的报道思路多少有点和我们“拧着”，甚至捕捉的新闻点都经常不是我们认为的重点。
这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虽然当前冷战已经结束，全球化话语渐为主流，但另一方面，各民族国家坚定地追求国家利益仍是现实存在，而且相较冷战时期国家利益主要表现为军事战略利益不同，今天的国家，尤其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它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它的国家利益主要表现为金融利益；二是它的军事战略可以直接为实现其金融利益服务”。以这样的战略高度看待经济报道（特别是财经报道）的职责功能，看待不同国家对相同经济事件的不同理解，传媒、记者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唯物辨证的方法意识无疑都会跃升一个新台阶。可见，中国的经济报道既要显示出国际视野，又要凸显国家、民族立场，而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贡献恰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