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风格一词源于希腊文，本意为雕刻刀，后引申为以文字装饰思想的一种特定方式。风格一词在中国古代最初当指人的风节格调，是用于品评人物的美学概念。詹锳先生有论曰：“风格一词，在晋葛洪《抱朴子》里已经提到。《抱朴子·疾谬》篇说：‘以倾倚屈申者为妖妍标秀，以风格端严者为田舍朴騃。’在这里，‘风格’一词指的是人的风度品格。和这种用法差不多的，如《晋书·和峤传》说峤‘少有风格，慕舅夏侯玄之为人，厚自崇重，有盛名于世。’”风就是气，就是神，禀气有节则有风格。这一概念的出现与魏晋以来九品论人的风习有关。魏晋时代由论人而论文，风格一词便从伦理领域走向修辞美学领域。作品风格与人格有密切联系，如扬雄《法言》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但作品风格本身又有其独特规定性。它与作家人格、语言形式、话语情境、文化修养等构成了复杂的关系。
一、以文学传统和文体为中心的魏晋风格论
魏晋时代，“风格”主要指作品中表现的格调，以及在文学表现形式上独特的修辞特色，其中以刘勰风格论最为深刻、圆通。《文心雕龙·体性》专门探讨文章风格，所谓“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文心雕龙·体性》）“体”即八种风格，“性”即作家才性。关于文章风格与作家个性的关系刘勰有很好论述：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文心雕龙·体性》）
文章是情性的体现，才气学养不同，文章面目也必然有所不同。作家先天才情是形成风格的主要因素，而后天学习也是风格形成中不可忽视的一维。对后天学习的强调，事实上是将对风格的探讨引向更深的文化领域。刘勰有原道、征圣、宗经思想，这是在尊崇圣贤言论、本乎经典文化的背景下来探讨文章本质的。《征圣》篇《赞》说：“妙极生智，睿哲惟宰。精理为文，秀气成采。鉴悬日月，辞富山海。百龄影徂，千载心在。”《宗经》篇《赞》说：“三极彝道，训深稽古。致化归一，分教斯五。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渊哉烁乎！群言之祖。”文章本乎性情，但文章并不是单纯来于个人，个人背后的圣人、经典，在历史的深处发挥着深刻的影响作用。美国人M.H.艾布拉姆斯在其著作《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认为文学活动的四个要素是作品、作家、世界、读者，这种思想很容易让人从平面上来探讨文学，而忘记左右文学或文章的潜在话语。刘勰讨论风格时注意到了文化本身对风格的决定性作用。
他把作品风格分为八种类型：“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它们之间存在着两两对应之关系，“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体性》）从而肯定风格在某种理性之下自身的独立性，但对于八种风格的丰富性内涵刘勰给予揭示：
典雅者，鎔式经诰，方轨儒们者也。远奥者，馥采典文，经理玄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
典雅是指宗经和征圣来说，是指向宗崇经典，风格古雅而不离经义的作品而言。《宗经》篇：“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鎔式经诰，方轨儒门’就是要象儒家经典那样，做到文章‘情’、‘风’方面的‘深’、‘清’，‘事’、‘义’方面的‘信’、‘直’，‘体’、‘文’方面的‘约’、‘丽’。也就是说，写作文章能够‘情深’、‘风清’、‘事信’、‘义直’、‘体约’、‘文丽’，便形成典雅的风格。”远奥则是指向行文采丽典押又玄远超然的作品，精约则是指向在字句层次上提炼雕琢的作品；显附则是指向那些说理明晰畅达深入的作品；繁缛则是指向那些形象生动光芒四射的作品；壮丽则是指向那些议论高妙观点醒人耳目的作品；新奇则是指向那些不师前人求新逐怪的作品；轻靡则是指向浮文浅藻依附世俗趣味的无根之作。
刘勰的风格论中所提出的风格并不是与某一气质对应的风格样式，作品的风格和作家的才性不能等同，还要受到文学传统和文体格式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典雅是就是否尊崇经典而言，远奥是就文章是否具有深幽的思想境界而言，精约则就文章的语言风格而言，显附则是指语言表达的事理通达流畅，繁缛则是指作品形象显赫明朗，壮丽则是指文章思想和形式格局开阔，语言明丽而有光彩，新奇则是指文章能摈弃古代，而自铸新风，轻靡则是指文章没有根基，语言浮躁，思想缺乏深度。八种风格基本上表达了文章风格的主要可能形态，并形成缜密体系，而八种风格的划分是基于全面衡量作家的个性气质、作品的复古和创新，作品的思想境界，作品的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内容。这与后来的风格专门倾向于对某种趣味的描述是不同的。
当然，在刘勰的风格论中也特别强调作家个性与作品特色的关系。《文心雕龙·体性》：
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才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儁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
作家的性情不同，或俊发，或傲诞，或沉寂，或简易，或雅懿，其作品也各有特色，但刘勰只是从思想、语词、典故、韵调等方面描述了作品的形色各异。也就是说，刘勰时代虽然品评文章受到论人风气之影响，但风格论是独立存在的，没有在人格气质与文章风格中建立某种对应关系。他认为个性气质是决定风格的重要因素，但它决定的是一些亚风格，而这些亚风格刘勰没有给予界定和分类，只是描述而已。由此可见，八种风格的划分是刘勰全面考核了所有因素后形成的，他在文化传统、现有文体形式以及作家性情等方面来系统讨论风格，并且突出了风格的独立性特征。同时，也论及个性与亚风格之关系。
钟嵘重视诗歌风格，他对“清”这一与人物品评关系密切的美学理想情有独钟，“清音独远”（《诗品·古诗》），“康、帛二胡，亦有清句”（《诗品·齐惠休上人、齐道猷上人、齐释宝月》），“善为凄厉之词，自有清拔之气”（《诗品·晋太尉刘琨》），“子阳诗奇句清拔”（《诗品·梁常侍虞羲》），“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诗品·序》）等；此外还有：“清便”、“清工”、“清捷”、“清靡”、“清浅”、“清巧”、“清润”、“清雅”、“清音”、“清远”、“清怨”等观念。这些美学风格，不是个性化的，而是具有共同的气质，在这里当指一种清高刚健之气。刘勰有“风清而不杂”（《文心雕龙·宗经》）之论，此处“风”就是“气”，刘勰说：“《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文心雕龙·风骨》）诗人抒发情志，以感化百姓，而这种打动人的风气就是本乎个人情志，又刚健有力的风力骨气。无论是钟嵘的清气，还是刘勰的风骨在这里都是指普遍的一种精神理想和审美风貌，这两种近似的审美观念与个人性情存在联系，但绝对不能看做是对个人风格的要求。而是当时的一种集体审美理想。
事实上，刘勰和钟嵘所提出的风格概念并不是与个人性情具有直接对应关系的，他们更多地总结并揭示普遍的审美观念，而且更加重视风格与经典、作家禀赋、文体等方面的关系。我们并不难理解上述思想，因为刘勰、钟嵘在诗学理论上都以恢复儒家诗学为己任，他们都重视作家的伦理性人格，也都留心到了文化传统在文学中无所不在的影响，也都认识到了诗文中语言的华采。可以说以刘勰和钟嵘为代表的魏晋时期的风格概念不是以作家个性为核心的。
二、以个性才气为中心的唐代风格论
唐代文学风格理论十分发达，《评诗格》、《诗格》、《诗式》等著作中对诗歌风格有专门论述，他们提出的风格形态是对当时创作的总结和倡导，这些风格显示出时代性特点，表现出了唐代人对才气和个性的张扬倾向。刘勰提出的八大风格形态在唐代似乎没有市场，文学由典奥与华彩并重，转向了对作家个性气质绝对重视；从对于文章自身传统的信守转向了对作品当下创作中卓然不群的品质的的重视。王昌龄《诗格》中有诗有五趣一曰高格，二曰古雅，三曰闲逸，四曰幽深，五曰神仙。高格一：曹子建诗：“从君过幽谷，弛马过西京。”古雅二：应休连诗：“远行蒙霜雪，毛羽自摧颓。”闲逸三：陶渊明诗：“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幽深四：谢灵运诗：“昏蛋变气候，山水含清辉。”神仙五：郭景纯诗：“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飞泉。”
王昌龄的风格理论侧重于建立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的联系，可以看到他将风格从传统和经典的文化厚土中解放出来，把它看成是作家个性的表达，除“神仙”一种之外，均是讲个性风格，王昌龄主张的此类风格是诗歌所达到的或是作者心灵世界所触及的高古、闲逸的世界，是情感光华变得真淳以后的，与世俗形成鲜明对比，且高于世俗的精神层次，与他提出的诗歌三境说有着一定关联。在皎然《诗式》《辨体有十九字》中也有类似特点。
高，风韵切畅曰高。逸，体格闲放曰逸。贞，放词正直曰贞。忠，临危不变曰忠。节，持节不改曰节。志，立志不改曰志。气，风情耿耿曰气。情，缘情不尽曰情。思，气多含蓄曰思。德，词温而正曰德。诫，检束防闲曰诫。闲，性情疏野曰闲。达，心迹旷诞曰达。悲，伤甚曰悲。怨，词理凄切曰怨。意，立言曰意。力，体裁劲健曰力。静，非如松风不同，林狖未鸣，乃谓意中之静。远，非谓淼淼望水，杳杳看山，乃是意中之远。
高、逸、贞、忠、节、志、气、情、思、德、诫、闲、达、悲、怨、意、力、静、远等等都是对风格形态的描述，这些风格形态的形成与作家个性有着直接关系。具有上述风格特色的作品流露出的是作家个性本身，是他道德和情感、气节和心态。这与刘勰所说的八种风格是不同的，那八种风格来源于作者沉潜经典、体味道理、在创新和继承中的个性表现和审美创造。而在《诗式》中可以看到唯美倾向，崇尚作家自然个性和人品道德的倾向。如果说，刘勰风格论是以文本为核心，那么皎然的风格论则是以作家为核心，以文本为核心则需要寻找参照的经典，并趋向这些经典，以作家为核心，则只要求作家轻装上阵，凸显个性，图写胸中之丘壑，倾吐吼中之骨鲠就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