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作家心理和创作过程研究。如文艺社会学研究法、传记研究法、象征研究法、精神分析研究法、原型研究法；
第二，作品本体研究。如符号学研究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评研究法、结构和解构研究法；
第三，注重读者接受研究。如现象学研究法、解释学研究法、接受美学研究法以及读者反应批评法；
第四，注重社会文化研究。从“世界”角度切入，文艺批评强调作品与外部世界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包括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以及后来的西方马克思美学文化批判法、后现代文艺美学研究法、女权主义文学研究法、解构主义文学研究法、新历史主义研究法等。
回顾文艺批评在中国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西方文艺批评如火如荼之时，中国的文艺批评却一直无缘汇入这个踊跃的局面[南帆在《批评的参与：话语再生产》一文中做了这样的描述：20世纪上半叶，一批马克思主义学派与精神分析学派的概念进入了中国批评家视野，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异于传统的文学眼光。三、四十年代血与火的现实截断了学院式的思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文学批评成为了阶级斗争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开始敞开门户，接受种种批评学派的理论性访问。这为文学批评带来了一阵不同寻常的活跃气氛。载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三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的各种批评理论和流派蜂拥而至，精神分析学、神话原型理论、阐释学、现象学、符号学、叙述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的译介和应用，使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出现了“方法年”和“观念年”。拉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诸理论，渐渐成为一种力量，几乎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批评方法成对立之势。
西方艺术理论的运用，到20世纪90年代又发生了转向，主要表现在后现代主义批评方法被大量使用。前面提到的意识形态批评，实质上是以法国后现代哲学为理论源泉；而这里所说的后现代主义批评方法的理论，则来自于以美国理论家杰姆逊为代表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后现代批评在当今批评界已成显学，在影视界也不例外，而其中运用更多的，一是后殖民批评，二是第三世界批评。
西方文论的体系相对比较完整，发展脉络比较清楚，这是其在中国本土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也存在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借鉴和引用之中转化的问题，在当代文学、影视等艺术理论研究领域生吞活剥西方现成文论的弊端非常明显。鉴于此，在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上，有人提出发掘中国古代文论资源，重建中国文艺理论的批评话语。大量实践证明，这条路也不易走通。
生态文论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随着后现代时期生态哲学思想的渗透而逐步推进。中国古代哲学博大精湛的思想，对现代生态哲学的意义受到国内外学者的一致肯定。中国学者也积极尝试在二者的结合中，充分挖掘中国丰富的思想资源，进一步推动文艺理论的建设，建立针对当下问题的有效的批评方法，同时也寻找到一条与西方学者平等对话的道路。21世纪被称为生态世纪，全球化特别是工业现代化带来严重的生态灾难，警醒人们高度关注地球生态。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古代文化中生态哲学思想对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有很大启发，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很有可能藉此找到新的增长点。电视文艺批评理论也可以从中获得有力的理论支撑。
4、转型期：多元文化、知识经济、受众中心
在当前的学术界，与“转型期”相关的各种文化、社会问题研究无疑成了讨论的热点。“多元文化”、“知识经济”、“受众中心”等观念与“转型期”相伴随，形成了与以往截然相反的新的文化形态，与之相关的其他关于主流文化、商业文化、大众文化、娱乐经济等话题的探讨也在不断展开。
在文化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所谓“转型期”，特指社会发生重大和深刻变革的时期。中国阶层制社会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四、五千年的历史，从社会制度角度而言，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几个历史阶段；从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角度而言，则经历了农业社会、准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今天正在向信息化社会迈进。社会形态的每一次更迭，都意味着经济或社会文化的转型，面临着思想的飞跃和文化的跟进，社会因此才获得进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社会文化的一次巨大的转型。随着社会制度和经济所有制的变革，中国社会由个体经济变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这种社会和经济制度的转型，当然包括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变化，并深刻地影响民众的生活和观念。
20世纪80至90年代，我国社会文化与经济都进入了一个世纪以来的最迅速与深刻的转型时期。就全球而言，当代哲学家E．拉兹洛（rvin Laszlo）曾明确认为：“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里，我们到达了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关头。我们正在向一种新的社会转变。……正在脱离建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初、以国家为基础的工业社会，走向在新的技术、新的威胁和新的机遇影响下出现的，相互联系并以信息为基础的全球社会的经济体制。”[转引自黄书光《转型期中国儿童人格教育的文化审视》，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科学教育版）》，2003年第1期。]与这一世界性的“社会转变”相应，中国社会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也开始了空前的结构转型。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目前的结构转型比起发达国家的更为复杂，它不仅需要把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必须在体制转型中直面拍岸而来的知识经济浪潮的冲击，努力完成至今尚未实现的社会现代化理想。
中国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转型，是在国内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和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中产生的，因而其规模与幅度都更大。西方经济和文化的大潮汹涌而来，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中国社会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由农业社会、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过渡。这种过渡带给社会的必然结果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这种变化涉及政治、经济、生活、思想、农村、城市各个范畴，体现出多元和全方位的特点。
1990年代是中国社会转型向纵深发展的时期，其最主要的标志是经济的市场化，和（主流）文化的世俗化程度的加深。从文化的角度看，与社会转型相应的，是大众文化——一种以文化工业为特征、以市民大众为主要消费者、以大众媒介为主要传播手段的文化形态——从边缘走向主流。
与中国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刻变革相一致，中国电视文艺的创作观念与价值取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民众经久不衰的政治热情开始退潮，消费主义观念开始渗透到文化的创造和传播过程中。90年代以来，随着整个社会的市场化转型，中国的电视文化也经历着从宣教文化向娱乐文化的转型”[尹鸿《霸权与多元：新世纪电视文化随想》，载《尹鸿自选集——媒介图景·中国影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相比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电视文化生态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在整个电视文化生态格局中，主导性的文化话语，由20世纪80年代的严肃文化话语，转型为1990年代的大众文化话语，电视的娱乐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在世纪之交回眸中国电视的发展历程，我们会有很多感概。我们看到，在各大大小小电视台、电视频道的激烈竞争中，中国电视文艺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从文化事业到文化产业的观念与体制变革；在大众文化、商业文化、知识经济、娱乐经济的时代，中国电视文艺的价值取向也正走向多元化的格局。
第三节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的内在精神构成
一、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的结构形态考察方法
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研究的核心概念是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的结构形态。这一结构形态的确定是进行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的基础。吸收已有的生态系统、生态哲学、生态批评、媒介生态学等各种理论资源，将“生态”这一观念引入电视研究，结合电视文艺自身的特点，可以获得一个对于“电视文艺生态”的全面的理解与界定。
在相关论述中，我们曾提到可以从四个层面上建立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的结构层：第一，借用“生态系统”的概念，构建电视文艺及批评的生态系统；第二，重点探讨“电视文艺与自然环境之关系”，考察电视文艺对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的影响；第三，关注人文社会环境对电视文艺的影响。重点探讨人文社会环境与传播技术变革对于电视文艺的制作观念、价值取向和各类节目形态结构关系的影响；第四，关注电视文艺对于人的精神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的影响。获得对于电视文艺批评的新的价值尺度。
以下我们将重点考察不同坐标中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的具体结构形态。
1、构建电视文艺及批评的生态系统
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的基础首先是从把“电视文艺”当作“具体节目”这样一个观念中脱离出来，把电视文艺还原到“系统”当作进行考察，在此，“批评”既是电视文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具体环节，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分析、评价问题的视角。把电视文艺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看待，吸取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成果，将生态学、生物学、数学研究方法或其它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用于电视文艺的考察，对于遵循电视文艺生态规律，优化电视文艺资源配置，获取最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促进电视文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邵培仁的《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邵培仁《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载《新闻界》2001年第5期。]和《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邵培仁《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载《新闻大学》2001年第4期。]二文，对借用生态学原理与方法研究传媒问题作了有益的尝试。他提倡要树立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媒介生态的整体观、互动观?fe51平衡观?fe51循环观、资源观；总结出系列传播生态规律：传播生态位规律、传播食物链规律、传播生物钟规律、传播最小量规律、传播适度性规律。王炎龙在《传媒生态规律与电视生存逻辑》[王炎龙《传媒生态规律与电视生存逻辑》，载《广电在线》2003年3月4日。]一文中，以类似的方法解读电视等媒体，认为引入生态学理论，把传媒当作一个生态系统进行解读分析，对把握传媒规律、促进传媒发展是一有效的研究视角；研究传媒生态，就是最终要实现传媒内部结构优化、传媒功能有效实现、传媒资源与环境合理配置，达到传媒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当前电视文艺批评的一大弊端就在于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目光投注于电视文艺具体节目本身，满足于对于一个节目观后的评述，缺少对于电视文艺现象整体把握与文化内质深入剖析的能力。在艺术面向市场，“文化产业”大力弘扬的今天，有必要借用“生态系统”这一概念，从新的视角对电视文艺问题加以审视。
电视文艺的制作与传播，形成了一个从生产至消费的闭合的生态系统，“策划－制作－文本－播出－观众收视－批评－广告收益－再生产”这一过程中，每一环节的变化都会对其他环节发生影响，这多个环节之间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动态关系。其中每一具体环节又由不同层面上大大小小的生态系统构成，同时这个系统又类属于更大层次的生态系统中，他们之间各种力量的此消彼涨共同推进了电视文艺的发展演变。这其中的生存竞争与能量流动遵循着自然生态系统所拥有的各种规律。我们可以举例来说明“生态”一词在电视文艺研究中的延展性。
具体到借用生态学方法考察电视文艺现象与问题，可以从多个层面展开。比如从宏观“生态”关系上关注这一过程，研究的相应课题可以包括：电视产业化研究、电视集团化研究、省（市）台生存策略研究等。而在不同环节之内，我们又可以构建不同生态系统，形成新的研究课题和研究视野。比如，与制作相对应的课题有电视管理研究、频道资源配置研究，以及主持人生态、编导生态、演员生态等等；与文本相对应的课题有具体节目研究，包括娱乐节目的生态，音乐节目的生态，电视戏曲节目的生态，儿童电视节目的生态，农村节目的生态，女性节目的生态，公安题材电视剧的生态等；与接受相对应的课题有收视调查研究、频道节目时间编排研究等；与评价相对应的课题有批评对象研究、批评方法研究、批评手段研究等。通过以上举例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对于电视文艺研究的系列热点问题，都可以借用生态学的方法，从宏观与微观不同角度切入，辅以量化分析的方法，通过数据的统计与对比，探索电视文艺生态结构优化的方法，有效认识和抑制电视文艺发展中出现的很多不良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