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的研究传统有两个：一个是西方传统，一个中国古典传统。这两个传统既具有许多方面的同构性，又具有文化风格、思维路径和思维方向上的差异性。如何将它们加以“生态化综合”[本段的论述主要参照唐代兴《生态化综合：全球化语境下的文艺学方法》，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9期。]，是当代中国电视文艺生态批评面临的新的课题。中西方人具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方格，西方人重理性思辨，中国人重感受直观，西方人重视分析和差异，中国人重视整体的和谐，西方哲学是按分析差异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由一到多进行分析。它强调从多归结到一，统一的观念非常强烈。西方文艺研究的基本思维传统是科学理性，其基本的研究方法是分析与综合；而中国的文艺研究传统是人伦化的生态理性，其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整体领悟与经验直观。因此，客观地看待传统与正确地选择传统，不仅要客观地看待西方文艺研究的传统，更指客观地看待中国的文艺研究传统。21世纪中国文艺研究要有所新的突破，要能获得更新的思维视野，必须从这两个传统中吸取精华，形成具有时代精神特征的新思维、新方法。这应该是21世纪中国文艺学研究走出自我困境，寻求方法与理论重构的基本思维路向。[本段的论述主要参照唐代兴《生态化综合：全球化语境下的文艺学方法》，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9期。]
所以我们应该看到，“生态批评”虽然从西方文论发展而来，但生态哲学、生态智慧的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也引起了西方理论家的注意，他们已经在自己的研究中把目光逐渐投向东方。在中国传统文论长时间失语的今天，生态智慧的重视，一方面提升了中国古典文论的地位，使得中西方平等的交流成为可能，一方面也有助于修正我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即从具体问题出发，而不是简单的方法论崇拜，生吞活剥现成的理论方法。中国古代思想中有丰富的生态哲学和环境伦理思想，已引起许多国外研究者的重视，比如施韦泽、铃木大拙、池田大作、岸根卓郎、R．纳什、M．马斯洛、F．卡普拉、汤因比等等众多科学家或哲学家、思想家、学者都曾认为儒、道、释、禅等东方传统思想中包含生态与环境伦理智慧。[张岂之《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思考》，载《史学集刊》2001年第3期。]
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电视文艺生态批评”中“生态”一词，原本从自然科学的生态学借鉴过来，在自然科学领域，生态学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探索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科学分析方法；同时，“生态”一词在历史上又被借用、转化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赋予了新的含义。“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的具体展开，也应该有效吸引这两方面的方法资源，并进一步把科学的系统结构分析统计与理性思辨有机结合起来。
当代文艺学流派大致可分为两大思潮。一是标举“体验”性的人文主义思潮，将人的体验、感性、直觉放在首位加以考察。另一种是注重实证的科学主义思潮，其特点是偏重于归纳法，更重视其科学性、实证性。具体的研究方法有两类：一类是哲理研究方法，即从理性思考的角度处罚，依循严谨的逻辑推理，带有更多的思辩成分的方法。另一类是实证研究方法，依循实证的观察，使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运用科学的调查研究方式和手段，借以搜集、处理和分析各种研究所需的资料和信息，并从中得出可靠的知识和正确的理论。这种方法在目前国内的学术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迄今，自然科学研究自然规律，社会科学研究社会规律，都是采用一种纯粹的形式，但实际上，它们并不是分隔开来孤立存在的。现实的统一世界，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社会结构和自然结构，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的，同时它们在规律、原理和方法上也具有相通性。当代文艺学将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作为自己的重心。文艺研究上的人文主义向度和科学理性向度到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互相融合的趋势。“电视文艺生态批评”在研究方法上的重要特征就是充分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
1、自然科学中生态系统方法的拓展。
生态学方法，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在人类生态活动的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运用。在生物学中，生命不能简单地只作为单个有机体来认识，因为按照生态学的观点，生命是有机体与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信息传输的过程，生物体不能和环境分开，生命有机体只有在它与环境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才能存在、发展和表现生命的特征。这是生命科学中的“有机论”概念。生物学家应用这种方法是思想模式的变化。它有利于揭示生命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从而有利于认识生命的本质。这种生态学观点在工业生产、农业生产、环境保护中都得到了有效的利用。生态学方法可以作为一般方法，在这里，生态学不是作为一门科学，而是一种思想，一种观点。
把电视文艺自身或者把电视文艺的某个热点问题、某个具体节目类型当作一个生态系统来考察，借鉴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方法，考察电视文艺生态系统的结构、能量转换、建立生态模型，以整体观来考察电视文艺的发展，避免片面短期效益的追逐，这样有利于电视文艺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整体效益的最优化。邵培仁在《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载《新闻大学》2001年第4期。]、《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载《新闻界》，2001年第5期。]、王炎龙《传媒生态规律与电视生存逻辑》[王炎龙《传媒生态规律与电视生存逻辑》，载《广电在线》2003年3月4日。]等文中就是借用自然生态学的研究方法考察媒介的结构、层次等。
由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来看，生态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汇点；在方法学方面，研究环境因素的作用机制离不开生理学方法，离不开物理学和化学技术，而且群体调查和系统分析更离不开数学的方法和技术；在理论方面，生态系统的代谢和自稳态等概念基本是引自生理学，而由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角度来研究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则可说是由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生态学和社会经济学等共同发展出的研究体系。
2、人文科学中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方法的综合运用。
生态批评潮流出现之前，黑人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等相继成为文学研究界的热点。
生态主义能成为新世纪甚至新千年的“思想范式”，这是因为生态危机是现当代最大的问题。所以，鲁克特说：“哪里没有生态意识，哪里的人民就将死亡。”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的经济和科学技术获得了史无前例的飞速发展，既给人类带来了进步和幸福，也带来了环境、人口、资源和全球变化等关系到人类自身生存的重大问题。在解决这些重大社会问题的过程中，生态学与其它学科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并获得的了重大的发展。由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判，导致了生态运动中各种思潮的兴起。尽管代表着各自思想的环境运动都坚决反对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他们方法迥异。他们的思想背景错综复杂，既有改头换面的工业主义、科学主义，又有各种人文思想；既有各种自然科学理论，又有东方思想，但更多的是这些思想的混合物。1962年《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生态学时代正式揭幕，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研究成为主要时代课题，生态学的研究范围从自然生态扩大到文化领域，生态运动也成为全球性的运动。[鲁枢元《文学界为何漠视“生态”？》，载《光明日报》，2001年5月23日。]
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的方法论基础是生态哲学、生态批评和文化研究方法。
我们知道，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一个边缘性很强的学科，它是多学科交融的知识平台。如今的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等几乎全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共同关注的领域，同时各学科也在产生自己的文化研究分支，如“文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它的发展自始至终依赖于各门学科的发展，但又不归结为其中某一学科。在这种趋势下，过去那种学科分割过细、各自封闭、自我满足式的研究模式，将越来越不适应。文化批评包含了社会批评、政治批评、心理批评、美学批评等多方面的内容，但是又不同于这些批评之中的任何一种。人文学科的这种面向现实的综合化，正是目前国际学术界一个明显趋势而且正是那些当代学术大家、学术高手和思想巨匠们在带头做这样的努力。
文化研究强调创造性灵活综合运用各种人文理论资源，电视文艺生态批评把电视文艺上升到文化的角度进行考察，从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个角度透视电视文艺的生存现状、存在问题。同时广泛吸取相关理论资源，包括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的精神资源，消费时代的电视批评理论资源、传播学理论资源等等，丰富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自身的理论建构。这既顺应了当今人文学科研究中综合化研究的需求，也是由电视文艺自身的多种属性决定的。文化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让我们在考察电视文艺现状与发展的时候有一个整体的观念，获得更加全面的视角，增加对存在问题的穿透性认识。“生态”这一观念的引入，更强化了在总体性考虑问题的同时注重各要素之间动态关系的揭示，有助于在电视文艺的结构系统中解读电视文艺的深层含义，剖析问题症结所在。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的跨学科研究具有跨学科、跨领域的整合形态，更具有网络具体与抽象、现实与理想、个别与整体的生态整合功能。这是由它特定的研究对象使然，电视文艺作为人类文化的新的表现形式，对它的研究本身就需要借助于跨学科的思维、视野、方法、材料。同时，电视文艺的多种属性要求电视文艺学的研究要具有美学品质与诗学功能，具有人类学和文化学的视野；要获得和具备一种语言学、历史学、宗教神学和物种学的视野；还应该具备一种生态的视野、对存在的关注和生存的历史倾向性。当我们这样来看电视文艺批评的“跨学科”的学科性质，也就不难得出：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研究的思维路向、视野、方法，不仅应该是综合化的，而且必须是生态化的。[本段的论述主要参照唐代兴《生态化综合：全球化语境下的文艺学方法》，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9期。]
电视文艺生态批评在进行批评的操作时，同样强调“选择”的重要性。这不能由批评家自行创建，而是需要广泛寻求。因为在这里，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电视文艺批评”的方法，而是立足于既有的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在与“生态”、“文化批评”等其他学科或者交叉学科的方法中，灵活选择，为我所用。即如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对待同样个体的不同部位，需要选取不一样的手术工具，或者在同一手术的不同步骤，需要不同的工具配合完成。批评方法的选择也是如此。这种“主动选择”前提在于对于各种理论的熟悉和了解，这样选用起来才能够得心应手，这对批评者来说是一个挑战，穷尽也许比较困难，但最起码对其中重要部分要有所了解；这样，我们讨论问题时，首要确立的是我们面对的是具体问题，而不必淹没在各种理论的海洋中，忙于理论的印证和演绎，忘却了真正的对象。
四、方法论的有效性和必要性
西文中的“方法”一词，来源于希腊文，由“沿着”和“道路”两个词组合而成，其意为沿着某条道路前行。而在现代意义上来理解的“方法”，则是指从实践上、理论上把握现实，从而达到某种目的的途径、手段和方式的综合。
方法是主观达到客观对象的途径，是联系主客观的桥梁。但方法并非万能，它只不过是认识、把握事物的一个工具，“方法论崇拜”只不过是又一个学术神话而已。批评方法在所有的文艺批评研究中总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范畴。每一个领域都有其自身的研究方法，电视批评也不例外。在电视批评的图式中，如果说批评的视角体现了从价值论出发对审美理想世界和影像世界的差异的判断，那么电视批评的方法则体现了批评家从认识论出发对影像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同时方法又不仅仅是一个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的附加工具，它和批评的目的直接有关，只适合解决特定的问题，是特定语境下某种文艺理论的实践。所以方法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力量。一定的批评方法和一定的权威相关，有时方法不仅是工具，更是武器。一定的认识论总是和相应的价值论相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