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崛起与思维方式的转换密切相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一种二元性的假设，强调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截然二分，在二元世界中，以分析性思维方式，进行明确的价值判断。不过这种方式用于解读今天的文化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女权主义、民族歧视、同性恋合法化以及环保等问题，已经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面对当今世界各种复杂的新问题，我们有必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重新加以审视。学者们将超越过去的机械的概念范畴，用更为新颖独特的方法去谈论文化和社会，坚持人类意识、行为、精神、价值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重点，强调只有对这个机械化、传媒化、工具理性化的社会加以人文科学精神的剖析，才能使纯文本、纯语言的解释，转化为历史的、政治的和文化诗学的解释。传媒时代对精英文化的否定、对“共同文化”的诉求，对边缘文化和亚文化的关注、对文化实践性的重视，这些研究倾向构成了文化研究学派的独特景观。
作为目前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主潮，文化研究并不是英国伯明翰大学的专利。事实上对于“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界定。詹姆逊认为：“文化研究可谓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最好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入手，将它视为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詹姆逊《论“文化研究”》原发表于《社会文本》杂志，第34期，1993，杜克大学出版社，中译文见《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第39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国内很多学者也作了相近的表述“文化研究是反定义的，它不是一个学科，不是一个理论流派，不是一个学术行会”；“它仅仅是一个策略性的命名，是对一种学术趋势、趣味的描述，是描写学术转向的权宜之计。”“文化研究将英语国家的实用潜能激发出来，将他们的理论实践能力激发出来，如果说欧洲的理论是来自于对现实的抽象的话，那么，文化研究将这种抽象而来的理论再一次应用于现实，它是理论的实践，它将多种多样的理论实践化了，它是对理论的肆意消费。在文化研究这里，理论已经化成了一种巨大的方法论资源，”[汪民安《文化研究与大学机器》，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4月4日。]它吸收了各种相关的理论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社会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等，它是跨学科的批判理论的最典型的例子。文化研究在跨学科的范畴之内运行，涉及到社会理论、经济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传媒研究、文学和文化理论、哲学及其他的理论话语——这些正是广义的文化研究题目下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和法国的后现代理论所共有的。[参金元浦《文化研究：学科大联合的事业》，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也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我们来谈论关于电视的文化批评问题。我们看到从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开始，传媒的文化研究问题就成了理论关注的焦点，一大批学者借鉴了文化研究的思想，比如，詹姆逊、费斯克、赛义德、博德利亚、布尔迪厄等，从各自角度对传媒文化作出了分析。与他们把传媒更多当作自己理论的佐证不同，我们希望更多的从电视的本体着手，融合相关的理论资源，从零散化、具像化、单一化的电视研究藩篱中解脱出来，将电视研究融入多学科互动的文化研究视野，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多学科碰撞中，对电视本质与现象作深层揭示，从引导中国电视文化的审美趣味入手影响新世纪中国文化生态格局。
2、生态学研究和生态批评的方法
“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论”的核心创新概念在于“生态”，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也是融合了生态学研究和生态批评的方法。“生态”观念的特点是有助于消除以二元对立的观点来考察世界，消除就事论事的片面性和简单的判断，代之以和谐、发展的观点，发掘现象背后更深层的原因，以注重整体利益和长效利益的出发点追问问题的根结所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
生态学方法，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在人类生态活动的各个领域有广泛应用。所谓生态学方法，是用生态观点研究现实事物，观察现实世界。在所有与生命有关的领域，应用生态观点，主要是生态系统各种因素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整体性观点，生态系统物质不断循环和转化的观点，生态系统物质输入和输出平衡的观点，说明与生命有关的现象及其发展变化，揭示各种事物和现象的相互关系和规律性，认识和解决与生命有关的问题。美国当代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把生态学定位为“终极的科学”，因为“它综合了各门科学，甚至于艺术与人文学科。”他指出，“尽管生态学可以被视为一门科学，但是，它的智慧比其他科学更深，也是压倒其他科学的，有着普遍意义的。”[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82页。]
随着自然生态学向人文生态学发展，它从自然科学发展为综合性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几乎全部新思潮都在这里得到鲜明的表现和现实化。用生态学观点思考、认识和解决问题，是科学的生态学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是在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的情况下，形成的特殊的辩证思维，它的特点是，全面和辩证地把握所研究的对象，对象的整体性，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化和网络化的观点，从线性因果关系分析过渡到网络因果关系分析，注重概率统计方法和数学模型方法的应用。它既表示对人的目的、人的作用和人的未来的关切，又表示对地球生态系统、生命多样性和自然环境健全的关切。[参照余谋昌著《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媒体的“双刃剑”的角色，一方面它可能强化这种冲突，一方面它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促进价值重建。在当今全球化、消费社会、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媒介帝国主义等现实语境下，作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电视既是现代化发展的结果和重要组成部分，也将对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可持续性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电视文艺是电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充分认识到这一系列问题的重要性，在电视文艺批评中引入生态批评的观念，借鉴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成果，将中国电视文艺的发展纳入到中国文化整体工程系列来考察，对转型期人的精神价值的重建、社会文明的重建，对国际交流中中国文化和形象的重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电视文艺生态批评方法以生态哲学为基础，在文化研究的思维方式转换的基础进一步生发出来。“生态”更多的强调的是一种观念，而不是一种具体的方法，强调用整体性观点思考问题，倡导科学的生态学思维方式。其中“电视文艺生态”强调事物和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整体性。关注的是电视文艺系统的整体的利益，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纬度上展开，注重的是历史文化变迁、现实政治经济制度、当代人的价值取向等各个元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电视文化的影响。
在本书第三章“生态批评与电视文艺批评的高端整合”中提到了以“生态”为主导整合其他理论资源的方法，具体有：与精神生态相关的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德勒兹的“欲望生产”理论等；与文化生态相关的有福柯、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德勒兹和博德利亚的相关著作与论述，以及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媒介帝国主义等相关理论资源；与社会生态相关的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媒介政治经济学、媒介伦理学等理论资源。
其实，在具体运用中，关于这三方面的“生态”的考察又不是相互孤立的，每一个节目的内涵又决定了自身的丰富性，比如“戏说风”关涉的不只是某一方面的生态。在论述中是否面面俱到，这与我们选取的角度和论述的目的有关。对于这方面的理解，我们可以进一步借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bourdieu）的“场”的理论，把电视文艺研究的对象看作是由研究无数个体所构筑的一种“场域”，以及无数“场域”构筑的一种更大的场域的综合性结构，一个不断建构的网络状结构，在权力的控制与被控制、制约与反抗之间，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流动和人的习性制约中，充分考虑各种对抗性力量在其中的消长关系，从而确立对精神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关注的侧重点。在我国转型期，这种倾向尤其明显，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不断改变着这个场中的作用力，价值取向的变更在人的心理、社会结构的变迁、文化的变异上都打下各种各样的烙印。按照尹鸿的描述：随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的转型，中国文化也正在从政治、启蒙文化向娱乐文化转型、从审美文化向文化工业转型、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型、从阶层文化向泛大众文化转型，在这种历史的转型期中，“市场”以一种霸权的方式不仅垄断着物质世界而且也深刻地控制着精神领域，传统的人文学术和人文精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被放逐，而与这一传统相联系的影视文化批评、影视美学批评等形而上的批评精神也受到了空前的冷落，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种“百家争鸣”的影视批评时代已经成为记忆。[尹鸿《消费社会、职业化与影视批评》，载《尹鸿自选集——媒介图景·中国影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如何透过纷繁复杂的电视文艺现象，看到影响他们变化的深层原因、本质原因，不简单从政治属性、经济属性、文化属性、教育属性的划分上，而在各种力量的消长、抗衡中洞察电视文艺的弊端和发展趋势，这是我们选择电视文艺生态批评方法最终目的所在。
二、中西方文论的有机融合
在西方，从生态学、生态哲学到生态批评，已经积淀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并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话语系统。我们今天谈论“生态批评”和“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的时候，基本立足点也是西方已经形成的关于生态与生态批评的基本观念和具体方法。但是基于“生态”问题的共通性，中国传统思想中所包含的生态智慧的丰富性，在具体探索关于“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这一话题的时候，应该将中西方文论有机融合起来。
环境伦理学依据生态学理论建立的道德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要求限制和牺牲人类的利益（牺牲局部利益换取整体利益，牺牲眼前的利益换取长远的利益），希望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变。同时，要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解决社会问题。人与人的关系和它的社会结构里的不平衡，正是造成大自然失调的主要因素。因此，生态与环保都不只是科技问题，而是人文问题和决策的问题，并与我们的价值观和信念紧密相连。随着环境伦理学理论由浅层向深层的发展，一种试图整合东西方文化的思想正在环境伦理学内部形成。这种被称为“新范式”的生态思想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正像挪威生态哲学家阿伦·奈斯所认为的，“一个绿色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不仅要解决生态可持续问题，而且要能保证和平与大部分的社会公正。”
电视文艺生态批评在具体运用时，在充分合理吸收西方各种文论资源的同时，更不应该忽略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理论资源。文论界长时间以来关于如何建设中国文论话语一直争论不休，有主张全盘西化论，有主张复兴中国古典文论，也有主张放弃这些另建一套批评系统的，对西方20世纪历时态的多种“主义”，共时态地照单全收或全盘排斥，事实上这三条道路都不易走通。如果不能从中国的特殊情况和语境出发，将诸种“主义”的术语到处乱用套用，在各种“主义的陷阱”中打圈子，追赶所谓的学术时髦，并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增长和价值的体认。新时期生态文论的崛起，有可能为寻找到中西方文论的结合点，为加强中西方文论的对话交流提供新的契机。同时，中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交流也有助于我们在进行批评实践时，更多地关注问题，避免盲目崇洋媚外，盲目套用西方理论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