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目前也有不少观众对方言电影不以为然。调查表明，在“不喜欢去影院看方言电影”的人群中，有近一半人是因为“听不懂”，所以觉得“没意思”。可见，方言毕竟是一种地域文化，对于部分受众而言，或许有些“文化隔阂/壁垒”是其终身无法也没有兴趣去克服的，在整个社会已进入多元化时代的今天，这应该也是一种不足为奇的正常现象。
令人欣慰的是，在全部调查对象中，对方言电影发展前景看好的比例高达78%，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受众对方言电影是支持、喜爱的，这也表明方言电影存在着巨大的市场需求！马克思曾指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33]，即生产和消费存在互相促进的关系。因此，从上述调查结果看，我们有理由相信，方言电影在制片方和受众市场的良性互动下，仍将取得长足的发展。
第三节个案分析：《鬼子来了》
影片《鬼子来了》（2000/姜文导演）是中国电影史上十分罕见的一部黑色幽默佳作，它影像独特、寓意深邃，以全新的角度呈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抗战”故事：
在年关将至的某个深夜，挂甲台村的光棍马大三正和寡妇鱼儿做爱，却被来路不明的游击队吓了一跳，他们闯进门，用枪逼着大三，要求他代为看管两个俘虏——日本兵花屋和翻译官董汉臣，说是年三十儿就来取人。大三不敢怠慢，对两个俘虏悉心看护，哪知两人并不领情，把他折腾得够呛……游击队一去无回，而离村不远就是日军驻地，担惊受怕之下，大三跟村民们商量了多种“处理”两人的办法，结果大家你推我闪，都没胆量下手……起初一心求死的花屋终被大三感化，主动提请村民们用自己去和日军换粮食，村民大喜、依约而行，将其送回驻地，不料日军长官竟成全了他们。但就在送粮当晚，日军却血洗了挂甲台，而此时日本已宣布战败投降……幸存下来的大三冲进战俘营，挥斧砍倒了几名日军，结果被国军逮捕、公开法办，并让日方处死他，而对他行刑的刀斧手正是花屋……
影片获第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及2002年日本每日电影奖“最佳外语片奖”。该片虽因种种原因在国内被禁映，但其盗版DVD却得以广泛流传。该片思想犀利、艺术独到，值得称赞之处颇多，其中采用唐山方言作为对白，也是令其别具一格之处。方言的有机运用，在营造影片真实感、刻画人物性格、渲染喜剧效果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1.具象的方言与抽象的空间
在电影创作中，方言特别是那些覆盖面较小的方言，能够相当直观地标示出故事的发生地域。所不同的是，本片刻意在方言的地域明确性和空间的地域模糊性之间做了“柔化处理”，使影片凸显出一种既具体又泛化的地域观感，这使原本单一的地域方言被部分置换为“民间话语”的象征。
影片角色大都操着一口地道的河北唐山方言，仿佛故事就发生在那里，但仔细观察影片的空间环境，却发现这个名为“挂甲台”的小村庄并不具有典型的唐山农村特色。
首先就外景景观来说，影片进行了泛化处理，例如：片中有村庄、县城，有日本兵炮楼、司令部，有连绵的山、宽阔的河，甚至还有烽火台和古长城。这些景观设置看似具体明确，但实际上却是对整个华夏故土的隐喻，使观众可以将其认定为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个村庄，它的地域身份并未因唐山话的对白而受局限。编导似乎有意借此表明，片中人物的思想、遭遇、行为等，其实正是某种“民族性”的体现，而绝非“挂甲台”或马大三们的局部状态。
此外，与那些“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中斗志昂扬的普通话对白相比，该片在对白方面也呈现出鲜明反差。如果说严肃正经、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代表官方权威立场的话，那么，听起来有点怪异却很有趣的唐山方言似乎更象征着民间话语的率真与自在，同时也暗示了影片追求本质“真实”的愿望。
再就“挂甲台”这个村名来说，这显然是编导精心构思的结果。在以往的抗战电影中，几乎所有的村庄都被冠以类似高家庄、李家沟这样泛化的普通名称，这类名称仅有叙事功能而没有任何思想寓意，但“挂甲台”这一村名却显得意味深长。“挂甲”二字的含义为“解甲归田”，如果对这个村名做主流解释，大可演绎为善良本分、爱好和平之类；但如果换个角度看，它显然是在隐喻一种自私狭隘、苟且偷生或贪生怕死、得过且过的民族心态，而这无疑是一个民族被长期侵略、凌辱、践踏的主要原因。
当然，影片本身并没有借“挂甲”这个意象来挖苦、嘲讽民众的用意，而是藉此凸显了一系列十分严肃的问题：为什么在国难当头之际，民众却麻木不仁？为什么面对侵略者的暴戾行为，村民们却甘心逆来顺受？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如此不堪的民族心态？
尽管《鬼子来了》作为一部影片不可能透辟地阐释清楚上述问题，但是能够用视听形象把这些问题冷静地演绎出来——这本身就足以使之具备了深邃的思想价值，正是这种“价值”的存在，才让其他那些虽然以“爱国主义”相标榜，但本质上却不过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意淫式的影片黯然失色。可以说，仅就反思“抗日战争”这个历史大命题而言，在迄今为止的所有文艺作品中，影片《鬼子来了》无疑是最为深刻的一部。
2.营造真实感
方言能够有效地渲染影片的真实感，在凸显人物命运、强调人物身份、隐喻人物性格等方面的作用也十分显著。
在本片中，唐山话给人的第一感觉便是“土”，具有浓厚的农耕乡土气息，在语音语调、用词方面显得直白、干脆、朴实，没有很多高雅、造作的词汇，直观地表现了挂甲台村民的朴实、善良、率真。
例如：在影片中，马大三和鱼儿给受枪伤的花屋换药（00：21：14），马大三告诉鱼儿：“……哎，你把那个老药给他刮岔（kua一声cha轻音——刮掉）喽……抹到窟窿眼儿（枪伤创口）上……”
窟窿眼儿是个常用的方言词汇，一般指物体上的洞，比如“墙上/木头上有个窟窿眼儿”等，这里用来指代人身体上的创口，显得生动有趣又凸显出当地村民的潜在逻辑——在淳朴的农耕文化中，人与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依赖环境、土地，与其深深融合，因此指代物的当然同样可以用来指代人。此外，对于马大三这样一个没什么文化的普通农民，他的词汇量、他生活的语境，用窟窿眼儿比用创口/创伤/伤口更加贴切，也更符合人物的身份。
方言在电影中的运用还可以揭示民众真实的心态、人性和生存意识。在本片中，有很多对白用唐山方言说的效果，明显比用普通话好，原因就在于此。方言本身具有很强的地方性、民间性、非官方性，尤其被广泛应用于乡村地区，比起普通话，它更贴近底层民众真实的生活境况，它受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更小，更易于表达非主流的、个体的生存状态，这里用方言来表达普通民众的心理和生活显得更“贴”、更“真”。
例如：影片中两个俘虏折腾着向外求救，马大三被吓得魂飞魄散，他愤怒又无奈地劝两人：“你们该咋儿来咋儿来，该咋儿走咋儿走，别(bie四声)跟我这儿闹腾……”“我不干那个要你们命的事儿，你们也别干哈格（ha四声ge轻音——那个）要我命的事儿……”直白朴素的意思用方言语调、词汇表达了出来，没有拐弯抹角，也没有长篇大论的大道理，更没有对待敌人、侵略者的义愤填膺、大义凛然，人物表现出来的是对一个“麻烦”的无奈，对一份不得不接受的“任务”的不安。对马大三这样的一个小人物来说，“侵略”与“爱国”等概念是十分模糊的，他只是个自生自灭的农夫，一切荣华富贵或割地赔款似乎和他都没什么关系，因此也就不可能具有民族大义、匹夫有责之类的情怀。他胆小怕事，更不敢杀人，他关心的只是这两个俘虏让他寝食难安，还吃了自家大半年口粮。将这种生存状态放诸历史之中，再比对以往抗战电影的万众一心、群智群勇、豪气冲天，观众或许会反思如此懵懂、天真的生命应该才是当时真实的大多数。在这个层面上，方言的介入无疑强化了影片所要表述的另类“真实”。
3.营造喜剧感
方言具有活泼、生动、“俗”等特点，方言应用于电影中能够为影片带来“俗”的感觉，它创造了一种随意的、不羁的甚至带有狂欢色彩的语境，看似普通的句子用方言表达，就可能产生意外的喜剧效果。
在影片中，马大三为给俘虏改善伙食，去跟八婶子借白面，结果受到对方揶揄（00：25：44），这段对话可谓妙趣横生。
八婶子：……啥正经事哎？你炕上藏着鱼儿，地窨子里藏着鬼子，你看你多大能耐啊？还正经的呢！
马大三：这王八操的！
八婶子：哎？骂谁呢？
马大三：没骂你老，我骂二脖子呢！
八婶子：我是二脖子他妈呀，你骂这话没拐弯儿，你简直就是骂我呀你！
（之后，大三反复央求八婶子借面，但对方坚称没有，大三急了，揭穿对方。）
马大三（敲着橱柜门）：那，这……这……里头是啥呀？（00：27：40）
八婶子：没有！
马大三：那面就在这个柜角这个蓝布口袋里呢。
八婶子：谁跟你说的？
马大三：把话烂肚子里那人能把事告诉你老，他不能告诉我？！
八婶子：哎呀，这个王八操的二脖子！
在这个喜剧性的段落中，喜剧感正来自于那句民间人们常用的、涉及父子两辈的“国骂”。大三有求于长辈八婶子，本来十分谦卑，却在不经意间连她也骂了进去，结果惹恼了对方。此处对白已令观众忍俊不禁；之后，八婶子了解到儿子泄露了家里的秘密，便顺口骂起了儿子，反而连自己也骂了进去，这与前面相呼应，更具喜感，几乎所有观众看到此处都会哑然失笑。
“国骂”在各地方言中都有，虽然用词粗俗、不雅甚至恶毒，却在大量广泛的使用中失去了字面上的“锐利”性，变成一种符号式的泄愤方式。在民间，对别人有了些微抱怨或对方有一点惹恼了自己，人们会不经思索地抛出这句话发泄一下不满。因此，常常会出现晚辈骂同辈时牵连了长辈，长辈教训小辈时顺脚骂进了自己的状况。民间宽松的话语环境为方言的生动性创造了条件，也在无形中创造出了方言的幽默感。电影对这种幽默感的引用既是自然的又是具有戏剧性的。
此外，利用方言与方言、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异也可以营造喜剧感。
在五舅姥爷等人审问两个俘虏的段落中，当审问结束，几人准备“收工”时，有这样一段对白（00：16：05）：
五舅姥爷（念完“口供”，左右询问）：……对不对？对不对？
众人：差不多。
五舅姥爷：那就……该做（zou四声）啥做（zou四声）啥吧！
（意为将两人带下去）
众人：中！（众人起身）
董汉臣：先别动手！我还有好多事情要交代……
在这里，董汉臣误解了五舅姥爷“该做啥做啥”的意思，吓得供出了许多事情。在方言土语中，“做”的意思相当多，通常指做普通的事情，有时也有“做掉”（杀人）之意，董汉臣身为中国人，自然明白“做”字的多重含义，但对这个字的过度敏感，让他成了惊弓之鸟，这个场面对观众来说也自然有了让人会心一笑的地方。
又如在三十晚上，董汉臣糊弄着花屋，教了他几句“骂人”的话，等马大三和鱼儿去给他们送饺子时，花屋以悲壮的心情、愤怒的表情，将那几句话喊了出来，结果发生了下面这一幕（00：31：10）：
花屋（眼含泪水）：我听见他们的脚步声，见他们手拿凶器，我要把你教给我的脏话变成子弹射向他们！激怒他们！臭骂他们……
（花屋的幻觉：村民们全副武装冲来的慢镜头）
（门开了，马大三和鱼儿捧着饺子进来）
花屋（恶狠狠地）：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
鱼儿：这日本子说好话咋还没好脸呢？
花屋：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
马大三：中了中了，别说了，说两遍就中了。话倒是听明白了，辈分弄岔了，我要是你的爷，你就是我的孙儿，咋儿也不能是我的儿呀，明白吧？
这个场面以花屋的角度出发，先是积累了大量“悲壮”、“视死如归”的情绪，猛然喷发出来时，却如此出乎意料，引人发笑。语言的差异在此透过两个层面营造了喜感：
首先是日本话和中国话的差异，花屋满以为是羞辱人的话却是中文里的吉利话；其次是不同地域间方言的差异，在我国部分地区的方言中，“爷”是父亲的意思，也就是这里的“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中的“爷”；而在另一些地区，“爷”是祖父的意思，也就是马大三所说“我是你的爷，你就是我的孙儿”中的“爷”。马大三认真纠正了花屋的“错误”，反而为整个荒唐的场面更添一抹荒唐的色彩，进一步放大了喜剧效果。
4.塑造人物形象
在塑造人物性格方面，方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方言本身就具有某种“表情”或“性格”。用本土方言来塑造本地民众的性格，自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此外，方言的词汇、表达方式多样，贴近民间，用来表现复杂的小人物十分合适。下面我们以片中几个主要人物为例，分析一下方言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所起的作用。
马大三是个典型的苟活于战乱之中的普通农民，唐山方言中直白、朴素的用词表现了他淳朴、执拗、善良又有些小聪明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