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星汇的运作模式很有意思，其制作的电影基本是公司作为主导性的投资人，然后再去融资。这样就保证了导演的意愿最大限度地贯彻，而少受资本的影响。
01 强调新锐很重要
早在2006年，贾樟柯在香港与周强、余力为共同发起成立了西河星汇公司，分设北京西河与香港西河，北京公司的名称为“北京西河星汇公司数字娱乐技术有限公司”。“西河”是贾樟柯的家乡汾阳在唐代时的名字。西河星汇在成立的两年间，共制作了三大导演贾樟柯、余力为、韩杰的八部影片，国外媒体赞誉贾樟柯领军的西河星汇“成就传奇”。在戛纳与威尼斯两大国际顶级电影节上，西河星汇监制的《二十四城记》、《荡寇》、《完美生活》、《河上的爱情》集体出击，为华语电影争得一席之地。第22届洛杉矶国际电影节举办名为“中国制片人贾樟柯电影展”，肯定“年轻电影人自信和创造力的展现，以及电影圈改朝换代，旧貌换新颜的趋势”。
西河星汇的运作模式很有意思，其制作的电影基本是公司作为主导性的投资人，然后再去融资。这样就保证了导演的意愿最大限度地贯彻，而少受资本的影响。
融资的过程，不仅是弥补资金缺口，也是设计未来市场的过程。比如加入日本资本，就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当地的发行渠道，巴西、中国香港也同样如此。——在这一点上，贾樟柯本人的国际声誉非常重要，如果不是诸如《三峡好人》等片子，就不会有诸多国际一流制片公司争相与西河星汇合作。
其中，上影集团在贾樟柯蓄势待发之时，就瞄准了他。从2004年的《世界》开始，贾樟柯就和上影集团开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上影集团联合西河星汇出品了贾樟柯的电影《世界》、《东》、《三峡好人》、《无用》、《二十四城记》等五部影片。多年的合作也让贾樟柯充分融入上影集团，成为上海电影、华语电影的标志性人物。
为延续其一如既往对优秀导演的支持以及年轻电影力量的团结，上影集团贾樟柯电影工作室于2008年9月29日正式挂牌，这标志着上影集团与贾樟柯将继续紧密合作，为中国电影奉献更多的优秀作品。贾樟柯表示，自己四年前带着《世界》的剧本来到上影集团时，心情非常忐忑不安，当时并没有想到能和上影集团合作得如此愉快，并且能凭借《三峡好人》赢得如此多的奖项。这其中离不开上影集团的支持以及众多老艺术家、老导演的帮助，尤其是刚刚辞世的谢晋导演。此次正式和上影集团合作成立电影工作室，是为了更好地借助上影这块平台，发挥出自己的才智。
02 “北京的春天”
2009年开春不久，贾樟柯为著名的时尚杂志《时尚先生》完成了静像电影《北京的春天》的拍摄，这是他首次跨界拍摄杂志大片，他理解的主题是“与往事相会”。
这组专辑拥有堪称豪华的拍摄班底，更动用了高于普通杂志专辑拍摄几十倍的经费来完成。除贾樟柯担当导演外，演员陈数、赵涛倾力加盟，以极具个性的造型分别出演了80年代的纺织女工和90年代女性代表。贾樟柯的御用摄影师余力为掌镜，按照电影的拍摄手法记录下了整个专辑。余力为作为杜可风之后最受国际风潮认可的华语顶级摄影师，担任了贾樟柯自《小武》以来所有影片的摄影指导。其摄影作品还包括许鞍华的《千言万语》，以及王家卫的《花样年华》。灯光师是同样来自王家卫电影班底的黄志明。
贾樟柯拍摄的《北京的春天》专辑讲述了两段跨越时空的情感，片中极具时代符号的海魂衫、绿军装、搪瓷缸子，为读者呈现了一段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尚青年的生活。可以说，这组专辑是贾樟柯利用镜头拍摄了一段交错时空的时尚记忆，片中随处可见对比强烈的时代符号。在其中一张片子中，装扮时尚的模特颓废地靠在一边摆弄手机，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个模特，穿着80年代工人的服装，正埋头研究一个魔方。贾樟柯透露，自己无偿拍摄此片是希望能给中国的服装大片注入新鲜血液。
在专辑拍摄过程中，还有很多细节耐人寻味。为了制造视觉上的效果，拍摄当天还焚烧了一辆前苏联的老式汽车。“焚烧汽车的灵感来自北方春天烧荒，让模特在这个背景前拍摄，希望能营造跨越时空的感觉。拍这组镜头时还来了好几拨警察，以为我们在搞破环呢！”贾樟柯介绍说。
警察赶来后，才发现是贾樟柯在拍摄静像电影。几位警察还饶有兴致地观看了拍摄过程，并和导演合影留念。贾樟柯的魅力可见一斑。在专辑筹备时，原计划拍摄一组种树的内容，以呼应“绿色”和“春天”的主题。但因为拍摄在一月，非常寒冷，导致土壤像石头一样坚硬，树也无从种起。从专辑的图片不难看出，虽为静像电影，但随处可见贾樟柯的电影痕迹，其中一副就模仿了《站台》中的场景。
在贾樟柯看来，拍传统电影有从容的时间去讲故事，方式比较含蓄，而拍静像电影则要把动作外化，发挥瞬间想象，捕捉演员无意识的表达，很难。
贾樟柯与近年来人气急升的陈数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但是贾樟柯对她评价颇高，对于这次颇具时尚创意的工作，贾樟柯表示陈数让他印象深刻，他说，陈数的气质优雅高贵，一开始还担心她难以接受纺织女工的造型，但是在工作中却发现“她的表演展示了艺术家的专业水准”，一个细微的动作就能将她的演技体现得淋漓尽致。
能够与贾樟柯合作，陈数自言两人很有缘分，“去年年底参加《时尚先生》的颁奖，本来主办方安排我跟贾导颁奖，后来临时换了人，但没过多久我们就有了这次合作”。在陈数看来，贾樟柯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文艺片导演，对于通过影像展示时尚的魅力也颇有一套。
年轻的艺人张磊在贾樟柯作品《北京的春天》也出演重要的角色，通过这次活动，他对贾樟柯印象深刻，“贾导绝对是性情中人，工作中一丝不苟，但生活中很随和，谦逊，属于从骨子里散发魅力的人”。
在《北京的春天》里，贾樟柯的怀旧情结一览无余。“狂欢、爱情、流浪、青春，在说到往事的时候，这些词语就会浮现在我脑海。”贾樟柯说，现在有太多值得怀念的东西。“上大学时，每天都感觉才思泉涌，当时总觉得自己脑子好，不愿写，现在却再也找不到那时的写作状态了。十七八岁时，我还特别喜欢跳霹雳舞，水平不错，还跟着歌舞团演出过。有一次，我们拍完电影正好还剩一段胶片，摄影师就特别给我录了一段霹雳舞，冲影出来留作我青春的纪念了。”
贾樟柯说，年轻的时候，他可以为了买一张齐秦的专辑从县城坐4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去太原，那样的青春冲动一去不复返了。在快节奏的当下，周而复始的工作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时间，贾樟柯唯一的休闲方式就是去书店买几本书。
《北京的春天》已于3月随《时尚先生》杂志同步推出，主编钭江明介绍说：“这是《时尚先生》改版后一次大胆的尝试，也是3月刊绿色环保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通过《北京的春天》，能够引起读者对时尚的记忆和共鸣。”
令人兴奋的是，贾樟柯在国外备受好评的电影《二十四城记》也在此时上映，和《时尚先生》刚刚出炉的《北京的春天》可谓一动一静，相互呼应。
03 阐述“阅读和写作”的重要性
2009年，贾樟柯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出席各种官方、民间的文化活动，以冀推动中国的文化建设。1月，贾樟柯在西班牙获得杰出艺术贡献奖；3月，最新力作《二十四城记》在国内隆重上演；7月，因抵制墨尔本影展播放热比娅纪录片，愤而退出该影展，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民间的立场，成为国际热点事件。在国内，他并不是掌握资源最多的导演，但他开始培养电影人才，在10月的第14届釜山电影节上，宣布推出“添翼计划”，一亿元投拍年轻导演的作品，首部电影《Hello，树先生》已经关机；11月，在多伦多影展评出的新世纪前十年佳片榜中，内地导演只有贾樟柯一人入选，《站台》与《三峡好人》分列二、三位。贾樟柯对电影艺术的坚守，维护了华语电影的尊严；12月，贾樟柯获颁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同时他执导的《二十四城记》入选美国著名杂志《纽约客》年度十佳影片榜单，这也是唯一入选的亚洲电影，位列第七。
第三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2009年3月26日下午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坛，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信心、创新、复兴”，贾樟柯与余秋雨、李学勤等9名国内知名学者主要围绕具茨山岩画与黄帝文化等主题展开为期两天的演讲。
作为这一论坛的嘉宾，贾樟柯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回顾了自己从影的心路历程，他说，文革刚结束的时候，我们有过一个非常大的热潮，就是诗歌的热潮。那个时候年轻人表达自我可以拿一张纸、拿一支笔写下来自己的心情，后来有很大的哲学思潮，比如1987、1988年在我们县城的书摊上都有哲学的书籍。有人从事哲学、从事绘画来表达自我，但是唯独用影像表达自我，我觉得一直是一个缺憾。一直到1997年我站在一个即将拆迁的县城里的时候，我觉得在中国影像的时代到了。也就是说在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过程里面，应该有一些人是承担起来记录我们这种民族经验写作的一种重任，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来自个人的、来自一个艺术的对这个时代的反映，可能当这个变革结束之后，我们又是茫然一片，我们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不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特别是对今天或者对明天更年轻的孩子来说，是不是让我们所有经历的一切都是一个空洞？如果我们有艺术、有文学、有电影，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个人在这个时代里面所付出的经验和代价，它可以成为一种记录，成为一种民族经验。而这种经验它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强大，变得更加有史可寻。因为一直讲到我们的今天就是未来的历史，论古可以知今，每一个人都通过了解历史知道过去的经验和记忆，更重要的是这个经验和记忆是来自一个时代的反映。从那个时候我就接受了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是电影作为一个记忆的方法，它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概念是独立电影的概念，因为我觉得坚持独立地把自己对社会的观察、思考呈现在荧幕上，提供一种真实的经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我们这代导演的任务来说，首先在这个电影里面除了解决美学上的问题，同时我们解决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真实的问题。谈到真实的问题就又谈到虚假的问题，比如在我读书的时候，我看到一部电影是讲中原地区，他没说得很清楚，有可能是河南，也有可能是山西，一个县委书记的生活。我当时看这个电影非常生气，我并不是生气它整个故事有很多想象的部分，而是它虚假到了连这个县委书记的餐桌都是虚假的，我发现他餐桌上是橙汁、面包、果酱、黄油。因为对我来说肯定是油条、豆浆、稀饭这才是真实，所以我觉得呈现真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一方面来自于我们传统的对电影的印象，这个印象就是我在荧幕这个世界上看到的，应该和我的现实世界不一样，如果一样了，我没有价值来看这个电影。再一方面当你面对现实里面的矛盾、面对现实里面困难的时候，往往可能我们要跟这个现实里面的权利发生冲突。特别是当一部电影它能够有力量去面对这个真实的国人的处境的时候，另外一种批评就来了，说你为什么看不到我们发展的一面？或者你为什么看不到我们进步的一面？实际上我觉得艺术它能够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一个沟通的作用，沟通我们不同境遇里面的人，而这个沟通作用的本身它实际上提出我们人类所面临的困境——这是它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看文学史或者艺术史，我们就会明白，文学一直强调人的困境。而勇敢面对自身困境的民族，我觉得才是有信心的民族，而只有面对我们的困境才能超越这个困境，只有具体强大的民族自信心，我们才有可能谈到我们是未来的主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一直强调我们的文化要有能力面对我们真实的处境、我们的困难、我们的压力、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勇气，所有的东西我们应该有一种能力去面对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