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炮火下的福新面粉公司
1937年上海“八·一三”沪战爆发，苏州河以北的闸北、虹口、杨树浦以及南市等地区相继陷入火海，繁华的大上海顿时战云密布。市政府在这一天由江湾新市区紧急迁回枫林桥旧址办公；老百姓扶老携幼，肩扛手提，人拉车载，成群结队地往租界里逃命，13日当天涌入租界的难民就达6万人，慈联会（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租用十辆卡车运送、安顿难民；市商会主席王晓籁在广播电台发表讲演，呼吁全市人民立刻行动起来，全力保卫大上海；当夜，工部局发布公告，实行武装中立；第二天（8月14日）国民政府下令，京沪杭鄞实行戒严，杨虎为上海戒严司令；中国军队向虹口、杨树浦日军发起攻击；中国空军主力百余架飞机全部集结于京（南京）沪一带，开始对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舰队及旗舰出云号实行轰炸……
战时的一切都是瞬息万变、无法预料的。两架飞向黄浦江的中国飞机在飞临租界上空时，不知何原因，竟有两枚炸弹不幸坠落于大世界门口和沙逊大厦门口，一时血肉横飞，市民死伤达两千余人，人心更加惶恐，秩序更加混乱，租界里也不安全了……工部局遂宣布实行宵禁；万国商团进入战时状态；法租界禁止集会、讲演、夜间出入；工部局总董和驻沪各国领事还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抗议中国军用飞机飞越租界上空；更多的难民以及江南各地的难民，不断地朝租界里涌……
工厂是无法逃避的，所有设在租界以外的工厂企业全都面临一场空前的劫难。福新面粉一厂、三厂、六厂因地处闸北，不幸首当其冲，不是被日寇炮火击毁，就是被日寇强行占领，成了日军的办事处及军用物资的堆栈，各种机器设备遭到拆卸、偷盗或强行破坏，损失惨重。申新系统的一厂、八厂连续惨遭轰炸，不仅厂房和机器俱毁，而且工人伤亡严重，仅10月27日送医院急救者达350余人。申新五、六、七厂的机器和原料也被劫掠一空。只有开设在租界里的面粉厂，如福新二厂、七厂、八厂，由于租界的庇护，尚能继续开工。
此时，王禹卿已是福新面粉公司的总经理，还兼任福新面粉七厂的经理，掌管着这家中国最大的面粉企业，家大业大，任重如山。战争爆发之前，他从各种迹象已经看出，局势将会大变，日本鬼子来势汹汹，上海已经很不安全。他整天寝食不安，与几个最重要的助手总是守在收音机和电话机旁边，收集各方面的信息报道，分析局势的发展。他知道日本人尚不至于立即跟西方列强闹翻，租界里应当是相对安全的。为保险起见，他指挥员工，抢在“八·一三”沪战爆发之前，把租界以外工厂仓库里的小麦及面粉成品紧急抢运到租界里来，避免了一些损失，但是机器设备来不及拆运，损失极大。
战争中交通中断，整个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大乱，面粉无法运到北方，使得福新面粉公司继1931年九·一八开始失去东北市场之后，又失去了华北市场，那里已成了日本人倾销面粉的天下。公司常年设在天津的办事处，无生意可做，只好撤销了。不仅如此，福新面粉公司设在各地几十个收购小麦的麦庄，战争中也惨遭日本人的掠夺和破坏。苏北各庄及常州、无锡、奔牛、戚墅堰等地的麦庄损失最重，小麦损失约在20万包以上。奔牛麦庄的全部栈房及存麦、账簿、单据等全被日军焚毁。各厂存放各地的麻袋损失约达50万条。
这场惨烈的恶战持续了三个月。日本人以松井石根为司令官，投入十多个师团共30万兵力、500余架飞机、300辆坦克、130艘军舰，对上海狂轰滥炸，扬言三个月消灭中国。中国方面出动了京沪杭地区全部精锐部队60万人、180架飞机，有张治中部的第九集团军、陈诚部的第十五集团军、薛岳部的第十九集团军，浴血奋战，殊死抵抗，给日军以重创。三个月后，由于敌众我寡，11月12日中国军队奉命实行“防御战略”西撤了，大上海不幸陷落。
一周之后，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往重庆。日本鬼子在上海战场火拼三个月，没占到什么便宜，12月13日到了南京便疯狂报复，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
渐渐地，上海的租界成了一个畸形的“孤岛”。闸北、虹口、南市、杨树浦的断垣残壁上硝烟还没熄灭，而租界内却冰火两重天，声色犬马，月夜华灯，面粉生意竟空前红火起来了。因为越是打仗，越是兵荒马乱，上海租界里越是人潮汹涌，各方面对面粉的需求量也就大增，辛亥革命期间如此，江浙战争期间如此，抗战爆发后更是如此。租界受治外法权保护，像一堵庞大的防火墙，把战火堵在外面，里面就成了有钱人的避风港，不仅是苏州河以北的难民，江南各地甚至北方京津一带的有钱人，都拼命设法把家眷安置到上海的租界，使得孤岛时期的上海人口膨胀，市场游资充裕，消费增长，住房紧俏。
人口多了，口粮需求自然上涨，加上租界之外的面粉厂遭到极大破坏，面粉厂家减少了，租界内的面粉厂任务就吃重了，产品一时供不应求。在这种形势下，租界里的福新面粉二厂、七厂倒是做了几年好生意。1938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面粉厂所需的原料，除了尽力向苏北小麦产区（泰州、姜堰等地）收购一部分外，还可以向外商订购洋麦，因为这段时间上海租界里的洋行尚在营业，原料尚不至于完全停顿。
“孤岛”时期的上海样样都另类。由于欧洲战场上，法国的维希政府已经向希特勒投降，与日本人实际是一条战线，反映在上海的法租界里，日本人似乎也可以当一半的家，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好在设备最先进的福新面粉七厂地处公共租界之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尚有几年的缓冲。王禹卿就抓住这难得的生存之机，拼命发展生产，使该厂成为全市各面粉厂中产量最高的一家。而地处闸北的福新面粉一、三、六厂就惨了，1938年年初在日本鬼子的胁迫下，先后被迫“委托”给日商经营，甚至被迫把厂名也给改了，分别改为三兴面粉公司第一、二、三、四、五厂。这个三兴面粉公司是由日本制粉株式会社与三井、三菱洋行合资组成的，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方才收回。
风声鹤唳 荣宗敬先生走为上计
1937年的最后一个月，是上海局势非常复杂、微妙的一个月。国军奋战三个月后撤退了，战火暂时停歇了，日本鬼子“三个月消灭中国”的狂言破产了，初步领教了中国人的抗战决心，但其亡我之心不死，更加疯狂地朝中原腹地追杀过去，上海这头似乎一下子平静了下来。租界这边隔着一条苏州河，尚可小心翼翼地运转，尽管欧美职员与家属早已大包小包地登船走人。租界以外，兵火过后，满目疮痍，十室九空，工厂不是被炸就是被日军占据，怎么收拾？怎么治理？这时候，有人出来策划一个叫“上海市民协会”的组织，实际上是日本人策划的汉奸组织，企图通过工商界的头面人物盼望恢复战区工厂生产的心情，来控制整个上海的工商界。
1937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上海《大美晚报晨刊》刊出一条消息：“据日方上海同盟社消息，谓上海财界有力者，现有计划组织‘上海市民协会’，以图救济战后商工界之苦境。该会置其总会于租界内，而在南市、闸北、浦东、沪西各地设分会。委员二十一人，曾于二十四日开第一次准备会议，二十六日开第二次会议，二十九日在南京路女子商业银行楼上（一说是在外滩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楼上）举行成立会。会议散后，将其宣言及协会章程，送达日本驻沪陆海军当局，请求谅解。”
该报还将这个“上海市民协会”的二十一人名单公布出来，他们是：南市自来水公司总理姚慕莲，杂粮业同业公会主席顾馨一，申新纺织公司及福新面粉公司总理荣宗敬，南市电器公司总理陆伯鸿，常州扬中电灯公司董事长祝伊才，振华纺织公司总理尤菊荪，中汇银行常务董事周文瑞，漕泾区市政委员杨福源，恒大纱厂董事，浦东银行董事长陈子馨，上南川交通银行经理王锡藩，浦东银行经理潘子文，惠民奶粉公司经理李鼎士，律师潘承谔，福新面粉公司经理王禹卿，木行业同业公会主席马骥良，某信托公司经理姚鑫之，闸北保卫团团正王彬彦，煤业同业公会主席韩承浦，溧阳电灯公司经理吴增镕，华安人寿保险公司总理吕岳泉，德和厂经理沈田莘。
这个名单中，常委七人：陆伯鸿、荣宗敬、顾馨一、尤菊荪、周文瑞、祝伊才、王彬彦。主席团委员三人：姚慕莲、荣宗敬、顾馨一。
接着，大陆报记者就“上海市民协会”事前往西摩路（今陕西北路186号）荣宗敬家访问，报端刊出的消息说：“荣氏系该会主席团委员之一，据称：中国目下事实上已无政府，在此种情状下，人民当果敢胆大，作减少痛苦之举。荣氏特别指出，该新组织与大道政府（日本人组织的市政府）丝毫无关，并无政治性质，目的在使居住于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之难民得回其闸北、南市、浦东及吴淞之老家，重操旧业。”“余个人并不属任何党派，纯系一商人，所知者营业因受战事影响，损失极巨。余希望新组织成立后，余及其他在华界拥有工厂之实业家得重理旧业。上海市民协会一犹昔之总商会，或上海地方协会，完全系慈善性质，由本埠各商业领袖组织之。目的：（一）救济难民，俾彼等得返故乡，重理旧业；（二）重行开启在战区内之工厂。此计划系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之善意建议，由日驻沪总领署所批准，目下正与日总领署直接谈判中。”“荣氏及该会主席团其他委员姚慕莲、王彬彦等，认为该新组织之成立，无需中国政府允许。据姚、王二君称，彼等并未向中国政府接洽，但新组织之规则及成立宣言将寄呈汉口国民政府。王氏继谓，该会在文件中仍将援用中华民国。国旗亦仍用青天白日旗。荣氏又称，此事如呈请中国政府当局，势必不能成立。吾人必须勇往直前，作减少人民痛苦之举，无需惧怕，只须宗旨纯正，可不问其结果如何。”
……在这件事情上，王禹卿脑子非常清醒，他在报上刊出“市民协会”的二十一人名单后的第二天，立即登出《王禹卿启事》，予以回击：“三十一日大美晚报登载组织上海市民协会新闻一则，内有王禹卿姓名。鄙人才识短浅，业务冗忙，对于社会任何组织向不参加，此次市民协会并未预闻，特此声明。”既然如此，是谁把王禹卿的名字强行写入的呢？不得而知，可见乱世无章法了。后来在1943年5月，伪商统会设立“粉麦专业委员会”的时候，日本人的原意是要王禹卿出来当主任，王禹卿坚辞不就，后来叫福新厂的邻居孙家的阜丰面粉厂经理孙仲立担任，孙仲立由此戴上了汉奸的“头衔”。
荣宗敬在这天（1938年1月1日）也有《启事》登载报端，是针对大美晚报晨刊上关于他说的一句话来的：“三十一日贵报晨刊详载荣宗敬谈市民协会新闻一则，与事实不符，有不得不郑重声明者：查市民协会纯为救济难民起见，至谓‘事实上已无政府’，宗敬绝无此谈话，应请贵报赐予更正，以免误会，毋任企祷。”
“市民协会”的消息一经见报，即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明眼人一看便知后台是日本人。于是上海总商会、地方协会、总工会、市教育会、市农会及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等纷纷举行各种会议，发表宣言，不承认这个组织，劝告全市同胞勿与这个组织合作，还“忠告报载之参加分子，切莫自绝国人，自毁人格！”这期间，荣宗敬先生曾接到一封署名“一个不愿做亡国奴者——王均平”的信，劝他不要参加伪组织，希望他能“保持过去无上光荣历史，更能负起领导青年的责任”。
在这之前，苏州河以北还是硝烟弥漫的时候，杜月笙曾把他的一个得意门生推荐给军统头目戴笠。此人叫陈默，职业杀手，受过专业训练，曾任职于上海警备司令部，并在苏浙别动队第二支队当过大队长，暗杀经验丰富，身手不凡。戴笠很高兴，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在组建专门除奸的“行动小组”时，就任命陈默为组长，一来陈默本人很优秀，二来任用他也可以调动整个杜门的其他力量。结果陈默果真很能干，一上任就给了“上海市民协会”一个下马威。该协会12月29日刚宣告成立，陈默第二天就把会长陆伯鸿给干掉了！他化妆成一个卖水果的小贩，亲手把陆伯鸿击毙在他家大门口。对付顾馨一的办法是往他家院子里扔炸弹，吓得顾馨一连忙躲起来，不敢露面（几个月后还是被击毙在永大粮行的门口）。同是“市民协会”委员的杨福源几天后也被宣布毙命。尤菊荪在街头被刺伤，是保镖替他挽回一命，保镖身亡。荣宗敬家的周围那些天出现一些来路不明的人，弄得风声鹤唳。姚慕莲则吓得赶紧逃往大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