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庙弄18号，勾留了王家人太多的旧梦。
当年跟着父母辗转逃难来沪的小女孩王映柳姐妹，如今都成了一脸慈祥的老祖母。她们说，人老了就容易怀旧，现在只要一提起庙弄，眼前就会浮出老爷爷的身影。表姑王映柳记得：“爷爷性情沉稳，说话不多，一旦发话，必定一板一眼，说话算数的，给我们很深的印象。他每天一早出门上班，晚上按时下班回家吃饭，很少外面应酬。他治厂严格，赏罚严明；治家严厉，也赏罚严明。开晚饭时，大人一圆桌，小孩一圆桌，保姆和佣人另有一圆桌。他往上座一坐，动筷子吃饭了，大家才可以伸出筷子夹菜。吃饭时小孩子不许说话，更不许嬉闹，要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喝汤不许‘呼呼’大作，要讲点斯文。天冷了，要我们一律穿丝棉裤，他会逐个过来捏捏孙子孙女的小腿，看看你们是否都穿了丝棉裤。他手边有一把戒尺，谁不听话要尝尝戒尺味道的。但这仅仅是对他的儿女的，对我们这些孙子孙女很慈祥，但是时常要接受一些类似‘杀鸡给猴看’的教育。每年最热闹的时候是过年，一大家子人酒足饭饱后，要在老爷子的带领下，按辈分和年龄大小，依次祭拜祖宗，然后给老爷子磕头。老人家总是坐在太师椅上，微笑着对一个个小不点儿们点头，然后顺手一个红包（压岁钱）。每逢老太爷过生日，尤其逢五逢十的大生日就更热闹了，底楼厅堂里要摆满酒席，院子里要搭戏台唱堂会的，沪上京昆名角很多都来客串过……”
可惜，有美梦的地方，有时也会有恶梦。我曾外祖父的继室陆氏夫人生的小儿子，不幸夭折。
我的三舅婆即王云程的夫人荣卓霭，生下儿子王建民后才三年，也不幸患病离世。三舅公悲痛至极，含泪写下《先室荣卓霭女士事略》，有云：
先室氏荣名卓霭，为外舅宗敬先生之三女，幼而孝友，俨若成人，乡里称异。外姑陈太夫人尤钟爱之。稍长，负箧海上，肄业中西女塾，于国文、英、算诸科精研深造，每试前列。在校八年，与人无忤，有以缓急告者，必力济其困而不求偿，且耻人言德。同学高其义，莫不乐与之交。年二十三来归，能敬事翁姑，和处娣姒，上下翕然。越岁，举一子建民。先室以雇妈代乳为非计，遂不惮辛苦，身自乳哺，即襁褓襦之属，亦多由手制，劬劳殆过常人。妇人几莫识其为席履素丰也者。余尝见车垫衣敝，言欲购易之，而未遑也，翌日登车则垫褥焕新，先室已为制而易之矣。其敏之针线不事宴安如此。居恒无疾言遽色，婢媪有过，未尝斥责，但善言以戒之，或议其失之宽，先室慨然曰：“人孰无过？婢媪亦人耳，彼为境窘，故来投我，纵有疏失，可不矜而宥之乎？且孔子云：宽则得众。圣人之言，岂欺我哉！”议者闻而叹服。生平乐善好施，见穷乏者，恒倾囊周恤。每遇水旱灾赈，尤勇于输助。去冬，曾出巨资以赈灾，溧阳行之，惟恐不速，盖其勤俭仁慈天性然也。先室幼时，本体弱多病，迨入沪校后，练习运动，身乃转强。年来操心家务，神气暗耗，体复寝弱。去冬患伤寒症，瞑眩卧床四阅月，几殆，多方求治寻年，幸得，意为从此可以无恙。岂知时历半载又突患肋膜炎，中西医药罔效，竟于国历六月十七日酉时长辞人世耶！卧病才十日，年仅二十有六。当其弥留时，坚执余手，犹不忍释，睨建民在旁，强举手作势令人引之去，盖自知将逝，恐惊小儿也。言念及此，余心碎，余肠断矣！建民现甫三龄，咿呀学语。先室在日，恒从旁矫正其音。间出示图画课本，逐为指解，近数月间，已渐能使知书中大意，时相引以为乐。方期好月常圆，比肩共赏，讵料昙花遽谢，转眼成空！嗟夫！人非太上，谁能忘情，虽二老在堂，未敢悼亡作赋。顾一生行事，忍令湮没不彰？谨述庸言，伏维垂鉴。
不杖期夫 王云程抆泪谨述
大家族一旦有婚丧大事，动辄要惊动四方豪杰的。荣卓霭舅婆身为荣家小姐，又是王家儿媳，前来吊丧和题辞的社会名流不知凡几。王家于7月28日在静安寺设典悼念。如今从王家编印的《王嫂荣卓霭女士讣告》一书可知，有民国元老吴稚晖、于右任、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上海社会局长吴醒亚，还有名重一方的杜月笙、王晓籁、杨寿楣、冯云初等。
真的是月不长满，好梦难圆。于是，庙弄成了三舅公的伤心之地，他简直无法住下去了，买了愚园路881号的房子，搬了过去。可是这段时间命运好像总是跟他过不去，在愚园路881号住得也很不太平。他娶了继室夫人杨秀云，生下一个女儿，可是好日子没过多久，还在摇篮里的女儿竟在一次意外的事故中不幸夭折了，不久继室夫人杨氏也因脑中风离他而去。这时正是抗战时期，愚园路一带是汉奸盘踞的“歹土”地区，一会儿封锁，一会儿盘查，种种骚扰弄得他心烦意乱。后来，他干脆卖了愚园路的房子，搬到法租界的岳阳路110号去了，那是一处更大、更气派的花园豪宅。
1941年的一个“黄道吉日”，三舅公迎娶了第三位妻子——著名建筑商姚锡舟的女儿姚翠棣小姐，从此总算结束了连年的厄运，步步走向他鼎盛的辉煌人生。
王禹卿的孙辈在回忆庙弄生活时说，那时候爷爷奶奶住在东庙弄16号，他们看见门房间的墙上挂着很多刀枪棍棒之类，男孩子对刀枪棍棒天然感兴趣，要拿下来玩，大人却不许，说这是爷爷的保镖用来练功的，他们要保卫爷爷，因为爷爷曾经遭遇过绑票。
俗话说“树大招风”。王禹卿市面做得大了，在上海和无锡置办了不少房地产，俨然海上阔佬一个，麻烦事也就跟着来了。上海滩历来是流氓横行的地方，各路黑势力为非作歹，专拣有钱人家“斩”，荣家的荣德生、荣鸿元，大隆机器厂的老板严裕棠等，都曾遭遇过流氓绑票。1929年5月27日早晨，王禹卿刚从静安寺庙弄的家里出来，准备登车去公司上班，突然窜上来几个土匪，一把把他按住，用手枪顶住头，不准出声，遂被蒙住眼睛上绑，扬长而去。这帮土匪非常狡猾，知道王禹卿的背后是荣家，而荣家与社会上各种联系很广，生怕被端老窝，于是弄来一条船，把王禹卿绑在船上，在黄浦江上来回游荡，不固定在一个地方，这样就不容易被注意，警方就很难破案。王家自是急成一团，王禹卿的夫人害怕土匪撕票不敢报案，想尽办法私下里与土匪联络，只求人能平安回来，比什么都好。但是绑匪十分狡猾，赎金不断提高，几个回合下来还是无法谈妥。
关于这次不幸，王禹卿在他的《六十年来自述》中写得很简单，只是说：“己巳五十一岁（1929），夏五月二十七日晨出登车，突来数盗，袖出手枪，禁扬声。遂被蒙目，绑挟去，幽拘六日，痛苦不堪。全家惊惧，莫知所措。卒得脱险，亦云幸矣。”至于如何脱险的，只字未提。
此事后来一直众说纷纭，有的说是事情惊动了蒋介石，是蒋介石下令破案才得以解决的。也有的说是杜月笙手下的喽啰们干的，最后王家走了杜月笙的门路，杜月笙一发话，人就放回来了。总之老人受惊吓不小，毕竟在船上漂泊六天，度日如年，痛苦不堪，回到家里人一下子老了很多。从此不仅王禹卿家雇了两个人高马大的保镖，一说老爷要出门，他们就飞身跳上自备车前门的踏脚，威风凛凛地一边一个，护卫而去。18号的曾外祖父也明白了，这个世道出门非带保镖不可。从此保镖们在院子里耍棍弄棒、摸爬滚打，就成了孩子们最喜欢的节目之一。
事后王禹卿暗自思忖，自己光顾埋头办实业，只管向前看，没想到身后还有这么多暗箭，也是千虑之一失，看来光走白道还不行，必要的时候还得跟黑道取得妥协。在后来的面粉交易所的经营中，他领略了黑帮老大杜月笙的厉害。杜月笙看到面粉业油水那么大，一心想要染指。几个回合下来，王禹卿不得不妥协，后来竟让杜月笙当上了面粉交易所的董事长。抗战前夕，他们还联手买下了华丰面粉厂。
东平路10号：王禹卿在沪的最后豪宅
抗战胜利后，王禹卿已在十里洋场拼搏了半个世纪了，事业上可以说已功成名就，但在家庭和亲情上却失去了很多。他的原配夫人陈氏和二房太太顾氏都相继去世。八年抗战，家事国事公司事，万事劳心，胜利后百废待兴，要重新崛起，企业内部又起纷争，他总是身处诸多麻烦中，不得安宁。就在他情绪最低落的时候，侯铭仙女士走进了他的生活。侯铭仙女士是靖江一家丝厂的主持人，生意场上的好手，非常精明能干，与申新系统的老法师吴昆生夫妇是好朋友。吴昆生夫妇把她介绍给王禹卿，两人堪称是志同道合。1946年4月24日，他们在静安寺的百乐门喜结良缘，所有的至亲好友都到场祝贺，场面盛大，热闹非凡，也是上海滩一大新闻。
王禹卿必须给新娘子一个妥善的安排，于是在上海地价更昂贵的地段东平路10号又建豪宅。这个街区集中了民国年间最富有的达官贵人，是上海人心目中顶级的居家地段，可谓标准的“上只角”——与东平路9号的爱庐（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上海别墅）隔街相望，与金融世家的席德柄住宅东平路1号仅一箭之遥（如今是席家花园饭店旗舰店），与宋子文的豪宅（岳阳路145号）也相距不远，转弯即到。周围环境幽静，绿树成荫，花园连着花园。法租界公董局的总董白宫和著名的洋大人司比尔门的豪宅，也都在这一带。
王禹卿一生精明过人，信奉“鸡蛋不能全放在一个篮子里”，除了致力于面粉业，还投资房地产，在上海多伦路、广东路、靖远路、常德路、陕西北路、北京西路，先后购下大量石库门弄堂房子出租，在太原路也置有新式里弄房子出租，在永嘉路、愚园路和武夷路上，还另有花园洋房。在伊犁路86号，还有一块近25亩的土地，曾租给大陆农场作为植物园，就是现在虹桥路伊犁路上的虹桥中心花园。
到1948年王禹卿前往香港为止，全国各地在他名下的房产不少于200栋。从现在能查到的资料来看，在1956年公司合营的时候，仅上海一地，在王禹卿（又名王明德）名下参加公私合营、记录在册的房产，就有152栋（见上海市档案馆《上海房地产同业工会公私合营时的业主明细表·1956年》），当时估价的净值为325306.46元，这还不包括他带去香港的上百万流动资金，名副其实一个大财主啊，很能说明他的实力。其胞兄王尧臣以忠厚笃信、勤俭持重闻名，也同样积攒下丰厚的家底。想当初，王尧臣、王禹卿昆仲是一肩行李到上海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确已成功地跃为海上巨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