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专注用心陪孩子。当你陪在孩子身边的时候，就不要再去想别的事情，专心陪孩子吧，当你和孩子在交流、谈话的时候，请把注意力放在孩子所讲的话上，认真地听清楚并给予回应，真正地与孩子沟通。用心与专注的陪伴，才是真正的亲子互动。
三、儿童群体传播与传播效果
（一）儿童群体传播的特点
群体是一定数量的个体基于某些因素和目的，以特定方式组合而成的系统。儿童群体传播，就是指儿童在这样一定数量个体组成的系统里进行的信息传递和交流活动。这里我们分析一下儿童同伴交往的发展阶段。
（1）客体中心阶段。这时的儿童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玩具或具体物品上而忽视对方的存在和要求。6～8个月的儿童通常互不理睬，只有短暂的接触，如朝同伴偶尔看看、笑笑或抓抓等。这种情况一直会持续到1岁。有学者观察了6～10个月婴儿的行为表现，发现其60%的行为都属于这种情况。这种单方面的社交是同伴交往的第1步。当一个婴儿的主动交往行为成功引发另一个婴儿的反应时，儿童之间的交往新阶段就出现了。
（2）简单交往阶段。这时的儿童已能对同伴的社交行为做出反应，会经常企图去控制另一个婴儿的行为。有学者观察了一个日托中心内6名12～18个月相互熟悉的婴儿的社会交往行为，结果发现，所有的婴儿对其周围的其他同伴都是非常注意的，并经常表现出与同伴的身体的接触、相互的对笑和说话，甚至相互地给或取玩具等。研究结果表明，该时期的儿童在进行独立活动的同时，可通过对周围环境的留意来获取同伴的信息，并且由于观察和模仿同伴的行为，开始了直接的相互接触和影响，从而使同伴的交往进程步入简单的社会交往阶段。
研究者在对这一时期儿童的交往行为进行分析时，引入了“社交指向行为”的这一指标。“社交指向行为”即指儿童意在指向同伴的各种具体行为。儿童在做出这些行为时，总是伴随着对同伴的注意，也总能得到同伴的反应。具体如微笑和大笑、发声和说话、给或拿玩具、身体的抚摸、轻拍或推拉、较大的动作（如走到同伴旁边，然后跑开）、玩与同伴相同或类似的玩具，等等。这些行为的目的都在于引起同伴的注意，与同伴取得联系。这阶段的儿童就是通过这种交往行为积极地找寻自己的同伴的，同时也对同伴的行为做出反应，并进而相互影响的。
（3）互补性交往阶段。这时的儿童出现了更多更复杂的社交行为，相互间的模仿已较普遍，儿童不仅能较好地控制自己的行动，还可以与同伴开展需要合作的游戏，表现出相互影响的时间增长、内容和形式也更为复杂的互补或互动的角色关系，如“追赶者”和“逃跑者”、“给予者”和“接受者”游戏的大量出现。这一阶段儿童交往最主要的特征是同伴之间的社会性游戏的数量明显增长。有学者曾将10～24个月的儿童按年龄分为3组：10～12个月组、16～18个月组、22～24个月组，并让他们分别与自己的母亲、不熟悉的同伴以及同伴的母亲在一起，以研究这3组儿童究竟喜欢和谁玩、怎样玩。结里发现，16～18个月，22～24个月的儿童社会性游戏明显多于单独游戏；同时，这3组儿童中，即便是10～12个月的儿童也最喜欢与同伴玩，而相对较少与母亲玩，并且随年龄增长，与同伴游戏的数量更明显多于与母亲游戏的数量，还特别不愿意与陌生人玩；另外，16～18个月似乎是个转折期，儿童的社会性游戏迅速增长，其选择的对象多是同伴，与母亲游戏的数量显著下降。
2～6、7岁的同伴间的交往随着儿童认知能力、言语技能和社会交往技能等的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儿童进入学校学习之后，与同伴交往的意识和机会大大增加。他们互相交流思想、进行合作以及分享的能力逐渐提高。他们逐渐形成的非正式群体在同伴的社会交往中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同伴的影响也越来越突出了。
（二）儿童群体传播的效果分析
在第一章中，我们在介绍群体传播时曾经讲到群体传播的特点，包括群体规范与群体目标，群体压力与趋同心理，群体感染与群体模仿。儿童群体传播效果也受到这几个方面的影响。另外，我们下面介绍两个理论来进一步分析儿童群体传播的效果问题。
1.沉默的螺旋理论
“沉默的螺旋”最早见于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内尔纽曼1974年在《传播学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1980年纽曼在《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一书中，对这个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其基本思想是，为了防止因孤立而受到社会惩罚，个人在表明自己的观点之前要对周围的意见环境进行观察。当发现自己属于“多数”或者“优势”意见时，倾向于积极大胆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当发现自己属于“少数”或者“劣势”意见时，一般人会由于环境压力而转向“沉默”或者附和多数人的优势意见。
这个理论在儿童群体传播中也是可以运用的。比如笔者有一次在幼儿园里看到一些小朋友在吃点心，吃完点心后，笔者叫某个小朋友去洗手，他不肯，这时笔者没有直接去批评或教导他，而是转向其他小朋友，笔者问其他小朋友，吃了点心后，手脏了，该怎么办啊？小朋友们争先恐后地回答：应该洗手。然后这些小朋友就去洗手了，后来唯独之前的那个小朋友没有洗手。笔者又表扬洗过手的小朋友，并且说，讲究卫生的宝贝是好孩子。这个没洗手的宝贝再也待不住了，他说，我也要洗手，我也要做好孩子。
2.群体社会化理论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哈里斯于1998年在《儿童的环境在哪里？——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群体社会化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假设是：儿童的社会化具有高度的情境特殊性，在一种情境下学到的东西不一定会表现在另一种情境之中。这是因为不同的情境需要不同的行为。所以，父母对儿童的影响仅仅限于家庭情境之中。儿童独立地在家庭内外习得两套行为系统。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儿童倾向于喜欢家庭外的行为系统超过家庭内的行为系统。于是，家庭外的行为系统逐渐取代、超越了家庭内的行为系统，并最终成为其成人人格的一部分。哈里斯因此认为，父母对儿童没有长期的影响。家庭外的环境（主要指同伴群体）才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环境。这一理论告诉我们群体传播在儿童成长中具有重要作用，作为成人，我们要根据孩子的成长特点，及时地将孩子带入群体中，充分发挥群体传播的作用。
四、儿童组织传播与传播效果
儿童长大到一定程度，就接触了一些组织，比如幼儿园、教育机构等。组织传播对他们的成人具有什么样的传播效果呢？以下我们主要从幼儿园这一组织分析组织传播的效果。
1.组织的导向效果
幼儿园能够营造一种环境力量，对孩子们产生巨大影响。良好的环境（包括物质与精神）条件能使园里成员在其中受到感染和熏陶，以园规园风、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等方式表现出来的组织文化，一方面对儿童起着教育和指导作用，另一方面，优美、整洁、有秩序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环境，又对每个人起着陶冶情操和规范行为的作用。园里的制度章法和集体舆论，也会成为一种强大的心理制约力量，对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产生制约和规范作用，使儿童自觉约束自己，以使行为符合群体规范。这种教育、指导与规范作用是无形的，又是无所不在的。它对儿童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润着儿童的心田，陶冶着儿童的情感，使儿童较快地适应园所集体的要求，克服和改变不符合园所集体的行为。这种影响巨大而深远，在时间上也特别长久，甚至在人的一生中都发挥作用。
2.组织的凝聚效果
幼儿园具有一种凝聚力量，这种力量能使组织成员保持亲近和谐融洽，愿意留在组织里并为其服务的一种心理力量。健康向上的幼儿园园风，体现着良好的精神风貌、价值观念、心理趋势和文化气势，组织文化的这些内核，能使园里的儿童形成共同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从而激发出高度的自觉性和创造性，产生巨大的凝聚力。任何一个组织，其组织文化的正面作用对组织成员的影响越大，则凝聚力越强，越易于使组织成员投入全力，分担责任，互相帮助，同舟共济，形成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的工作态度和群体意识；反之，如果组织文化没有得到组织成员的一致认同，或者组织文化的负面作用影响较大，则组织将成为一盘散沙。
3.组织的激励效果
所谓激励，是一种能使个体将外来刺激内化为自觉行为的适当刺激，是促使完成目标行为处于积极状态的外在因素。园所良好的组织文化，对儿童是一种无声的要求，特别是共同的理想信念、目标追求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激发儿童形成集体荣誉感，儿童之间可以进行认识、情感和态度等各方面的充分交流，使个人与集体之间产生一定的反馈联系，使儿童产生对集体的期望和精神上的归属需要，从而增强主体意识和社会意识，发挥集体和组织对儿童的影响和激励作用。
五、儿童大众传播与传播效果
（一）相关研究概述
对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方面较早予以关注的是两本同时于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出版的著作：一本是由戴维·艾尔凯德所著的《萧瑟的童年：拔苗助长的危机》（1981年）；另一本是由玛丽·威妮所著：《失落童年的儿童》（1984年）。封面上有非常相似的简短醒目的广告语，简洁地表明书中要论述的主题：“成长得太快又太早”（艾尔凯德），“在性与毒品的世界中飞速成长”（威妮）。
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约书亚·梅罗维茨的《消失的地域》，这两本书都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巴里·桑德斯的犃犻狊犳狅狉狅狓、雪莉·斯坦格与乔·金哲罗的论文集《儿童文化》，这两本书出版于90年代中期。同样这些书的副标题或封面广告词都表明了它们的内容特色。例如，“电视如何改变儿童的生活”（波兹曼），“电子媒体对于社会行为的影响”（梅罗维茨）；“在电子年代中读写能力的崩溃与暴力的兴起”（桑德斯）；以及“童年的共同建构”（斯坦格与金哲罗）。在此之后，大卫·帕金翰发表其著作《童年之死》，从副标题“在电子媒体时代成长的儿童”，能看出该著作的内容主旨。
下面我们对这些学者的观点做个简要的介绍：
1.艾尔凯德的观点
艾尔凯德认为，由于电视缺乏旧媒体（如报纸、广播）所具有的“知识障碍”，因此电视并不需要儿童通过学习而获得理解它的能力。儿童借助电视简化了他们对信息的接近，电视将从前保留给成人的经验公开展示给了儿童：“幼童无法通过言词描述来想象的暴力与性亲密镜头，现在却直接而形象地呈现在电视屏幕上。”在一定程度上，这意味着人类的经验变得“同质化”。尽管这样，出于儿童不了解自己所看到的内容，电视因此就产生了一种“虚假世故”的现象，这种情况转而导致成人把儿童们当成比他们实际年龄更大的个体来对待。艾尔凯德对于当代的儿童书籍也有类似的议论，他认为这些书籍主要关注于人们的贫穷、残疾、病痛以及烦乱的心情这些问题，会带给儿童更多促使他们提前长大的压力[1]。
2.玛丽·威妮的观点
玛丽·威妮在著作《失落童年的儿童》上回应了艾尔凯德的观点。她也指出了一些正在影响着儿童的普通社会问题。尽管她很谨慎地避免夸大这些问题，却仍认为就家长而言是普遍地“失去控制力”，并且在整体上有一种“对于儿童监督日益衰退”的趋势。威妮认为成人与儿童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为“儿童的外观、说话与行为方式，没有一点儿童样”的事实感到沮丧不已。研究中她运用大量的新闻作为证据，她认为：大多数的父母在面对其无力改变现状这一事实时，不是冷漠、无知，便是认命[2]。
威妮对电视的担忧，在她早期的著作《电视：插电的毒品》中有广泛的发挥，在这本书中，她提出：无论看的是什么，电视剥夺了儿童游戏时间，以及其他健康互动的形式。越来越多的父母把电视简单看作是一个“保姆”[3]。根据威妮的说法，他们的“批评能力过早地被唤醒了”[4]。
3.波兹曼的观点
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以电视为中心的媒介环境正在导致童年的消逝”。波兹曼认为，童年理念能否存在主要取决于当时社会的大众媒介形式。他提出了两个相应的命题：印刷媒介有效地将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相隔离，由此发明了童年；以电视为中心的媒介环境模糊了成人与儿童世界的界限，由此导致童年在北美地区的消逝[5]。童年观念缺失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的传播环境。在谈话时代，当一个孩子学会如何说话的时候，他也就变成了一个成人，一个全面参与社会活动的成人。既然所有重要的社会活动都涉及面对面的口头传播，那么，在说与听方面的完全胜任也就变成幼儿与成人的分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