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改变了这一切。第一，印刷术创造了成年人的新定义，成人指有能力阅读的人，相应地，儿童指欠缺阅读能力的人，儿童必须接受教育，以达到成熟的成人，这就产生了关于儿童的概念。儿童是需要到学校向成人学习的人。第二，阅读行为是极具个性的，或者说是带有“反社会倾向的”。印刷术可以重新赋予人类的自我意识，让每一个独特的个体得以自我思索和讨论。自我意识的增长，是童年概念得以开花结果的种子。
电视，开始动摇了童年观念和理想。按照波兹曼的观点，电视对童年概念的破坏是由以下几点造成的：电视导致个性消失。当一个人居住在电子环境时，他不再呈现出个性，他变成了与他人相同的“大众社会人”。电子速度并非人类感官的延伸，而是否定人类感官的存在，它带领我们进入一个与他人同时存在又转眼即逝的世界，远非人类个体经验所及。正因如此，它消灭个人风格，也就是人类的个性本身。如上所述，个性才是童年概念的土壤，那么，消灭个性，童年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总之，在波兹曼看来，在“大众社会人”的背景下，成人逐渐失去了对信息的控制权而且愈来愈儿童化；儿童则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成人社会，并偷窥了成人世界大量的秘密。但由于他们偏好诉诸感性的图像而缺少理性，他们也不可能成长为真正的成人。也就是说，在电视时代，既没有真正的儿童，也没有真正的成人，有的则是儿童化的成人和成人化的儿童。
4.梅罗维茨的观点
梅罗维茨认为传播媒体发生变化的结果会导致童年与成年消融为一……他将有关儿童的书籍描述为“一个信息上的聚居区”，认为新的传播媒体使儿童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直接进行彼此间的沟通。
同样，梅罗维茨对于不同的媒体各行其认知性的含义并不表示同情。虽然他确实在印刷品与电视之间做了一番清楚的区分，不过他是根据这些媒体的社会应用来定义这些媒体的。他认为，印刷品具有将儿童与成人分隔开来的倾向，读者要获得一定的读写能力必须要花较长的时间学习；另一方面，电视则倾向于将儿童与成人重新整合在一起，因为它的基本符号形式即图像和声音是观众立刻便能理解的。不管它所携带是什么特定信息，电视都改变了信息流入家庭的模式；它挑战了成人的控制权，并允许年纪更小的儿童仿佛身临其境地“出现在”成人的互动行为面前：“依据不同的年龄以及不同阅读能力，人们在不同的社会场合中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型，电视的出现则扫除了这些被用来分隔的障碍。电视的普遍使用就等于是一项广泛的社会决定：让幼童目睹战争与丧礼、求爱与引诱、犯罪图谋与鸡尾[6]。”
他（梅罗维茨）认为电视与印刷品之间最主要的差异在于：读写能力可能会促使“成人与儿童的信息系统彼此分离”的可能性。换句话说，造成差异的并不是认知过程或者内容，而是下面这个事实：印刷品让儿童与成人分隔开来，而电视却相反。梅罗维茨认为，由于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信息系统区别变得模糊，这种将不可避免地在社会行为方面导致影响深远的变化。
5.桑德斯的观点
桑德斯用大胆语词来陈述他的核心理论。他写道：“我们所了解的人类都是读写文化的产物。”然而，随着年轻人逐渐对“书本文化”失去兴趣，以及读写能力的水平日益下降，“具有批判力与自主性的人类”这样的观念正在迅速消逝。桑德斯认为，那些缺乏读写能力的人，无法从事抽象的、批判性的思考，也无法将自己从当下的经验中抽离出来。他们不能发展出一种个人意识的感受，而仅仅拥有一种部落的“群体意识”。他们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自我毁灭的暴力世界，那是“一个标志着痛苦与死亡的世界，一个充满绝望与辍学、青少年自尽、帮派杀戮、家庭破碎与嗜杀成性的世界。”[7]
桑德斯认为儿童只看电视而不交谈的现象摧毁了他们表达自己意见与想象力的能力。当然，电视确实包含了口头表达的语言，然而那是虚假的口头表达活动，一种听觉与视觉上的谎言。在摧毁“真正的”口头表达活动的过程中，电视同时也摧毁了读写能力的根基，因为口头表达能力的先行存在正是读写能力得以发展的基础。
6.雪莉·斯坦格与乔·金哲罗的观点
在他们共同编写的《儿童文化》一书中，两人声称“童年的传统观念——一段纯真而依赖成人的时光，已经被破坏了”。“随着后现代儿童获得了关于一些事物无限制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非成人而言曾经是保密而不让人知晓的），成年人——身为受尊敬的守密者，保守关于这个世界的秘密，他的神秘性也开始瓦解”[8]。
7.帕金翰的观点
帕金翰在其《童年之死》书中，就大众传播对儿童的影响，保持了中立与严谨的态度，书中给出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研究论据。该书反映了媒体被看做是一种“占据了人们心灵”的单向度的意识形态力量。这种意识形态不为“社会公益”或“儿童的幸福”运作，而只为“个人获利”运作。这种意识形态是不可抗拒的：它不停地对儿童进行“轰炸”，并试图操纵儿童，结果使他们陷于被遗弃、困惑与迷失的状态。年轻人越来越偏好虚拟传播所提供的距离感与匿名性，而对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真实互动不感兴趣[9]。与此同时，帕金翰指出童年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儿童并非单纯被动地受媒体影响，儿童有获取、接收充分的信息和自主选择、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现代电子媒体超越于纸质媒介的强大覆盖与传播功能恰好可用于推动和实现成人与儿童间的对话、交流。在成人的指引和帮助下。他们完全可以更好地学习使用媒体，并且形成选择和鉴别好坏的能力。新媒体技术的介入将导致独立自主的“电子化一代”的诞生，鼓励让儿童有勇气面对这个世界。
（二）儿童大众传播效果分析
下面我们对大众传播对儿童的传播效果作具体分析。
1.大众传播对儿童的教化作用
儿童较长一段时间如果看某个动画片，你就会发现他慢慢学习动画片中人物的模样，有时候连声音语气都像起来。这是怎么回事？20世纪60年代后期，传播学家乔治·格伯纳提出了教化理论。这一理论指出，电视通过长时间潜移默化的影响，“培养”了电视观众的“现实观”与“社会观”，并且人们基于这样的“现实”对自己的日常生活作出判断。教养理论论述了媒介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宏观问题，阐述了传播环境在改变人性、影响价值观及建构文化方面的重要性，揭示了大众传播在文化变化方面所起的长期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对于儿童而言，媒介的这种教化功能是至关重要的，曾有学者出版了《故事知道怎么办——如何让孩子有令人惊喜的改变》一书，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就是通过故事来教化孩子，孩子听多了和他遭遇类似的故事，在人生观、价值观上就会有潜移默化的改变。
美国佩恩基金会关于电影与儿童社会态度的研究表明，电影影响了儿童对种族的看法，并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一些研究发现，由于电视形象充满了刻板印象，使儿童产生了关于现实生活的错误概念，增加了儿童对现实生活理解的难度。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在电视上，45岁以上的男人和女人在屏幕上几乎消失了，很少出现老年人的形象；如果有的话，男人出现的频率总是比女人多，而且男人总是比女人老得慢；大多数老年妇女是行为古怪的、固执的和不成功的形象。调查结果说明，观看电视较多的儿童比观看电视较少的儿童有更多的对老年人的负面印象[10]。
媒介使用改变儿童的态度与儿童的媒介内容偏好显著相关。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调查了196名七年级学生的信息来源、看电视的数量以及电视偏好类型，结果发现，观看更多公共事务节目的儿童表现出了更高的对政治信息的理解水平[11]。
儿童在观看电视过程中认知的发展和经验使他们获得了“电视阅读能力”。儿童对视觉形象的理解能力和对信息的记忆能力在从童年中期到青春期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些能力对于儿童对电视节目情节的理解来说非常重要。例如，5～8年级的学生知道，在电视剧中一开始看起来像个“好人”的角色最后出人意料地做出一些冷酷无情和伤害他人的事，这样的人是更坏的“坏蛋”。但不幸的是小孩子们很难在他们对角色的积极的期望与角色最后的不良行为之间保持一致。结果导致他们对这个人物以及人物的行为有更高的评价[12]。
2.大众传播为儿童营造拟态环境
上面我们论述了大众传播的教化效果，由此我们能感受到媒介的影响力。在儿童传播中，我们媒介对于儿童塑造态度、认知与信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是通过媒介营造了模拟的环境，让孩子去认知去学习罢了。媒介正好有这样的功能。关于拟态环境，沃尔特·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的《公共舆论》一书中提出，人们所面对的世界有两个：现实世界和由大众传媒所创造的拟态环境，或称仿真环境。拟态环境有两个重要的特点：拟态环境不是现实环境“镜子式”的摹写；拟态环境并非与现实环境完全割裂，而是以现实环境为原始蓝本。
所以利用媒介为孩子营造拟态环境，只是我们希望儿童对这种媒介信息的虚拟化给予认同。因为虽然有些事情不可能亲身经历、亲自体验，有些道理不一定明白，但是通过媒介里的拟态环境，能够帮助我们告诉孩子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除了营造拟态环境，我们成人其实还关心儿童会不会顺利地进入这个环境，按照美国学者沃伦·布里德的“潜网”的概念，我们要考虑到，儿童能不能潜移默化、不易察觉接受媒介中的信息，接受社会化的过程。
儿童对拟态环境的认同，随着年龄的发展而不一样。年幼的儿童还很难判断电视节目中人物的真实性。2～3岁的儿童不能将电视节目中的形象同真实的事物区分开来，他们会说如果摇晃电视机，电视屏幕中的一盒爆米花就会溢出来。一直到4岁，他们才能掌握这种区别能力，他们会根据电视中的形象是否与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相似来判断其真实性。因此他们认为演员扮演的人物是“真实”的，而卡通人物则是“虚构”的。到5岁时，儿童就能更好地判断电视节目中形象的真实性了，他们会说新闻报道描述的是真实的事物，而故事片则“仅仅是电视”而已。但直到7岁时他们才能完全领会电视剧的真实性——电视剧中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保持原来的角色，他们的行为也是杜撰和排演出来的[13]。
3.大众传播满足儿童什么需求
施拉姆1961年在考察了几千名儿童的电视活动以后，将儿童的电视需要分为3类：第一类是娱乐需要。施拉姆认为，儿童看电视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满足娱乐的愿望，或因娱乐而感到兴奋，或通过娱乐发泄情感，排遣烦闷和回避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第二类是寻求信息的需要。调查时，大多数儿童对调查员说他们从电视里学到了知识。女孩子说她们学到了怎样修饰头发，怎样散步，怎样交谈，怎样挑选衣服等；男孩子说学到了纽约青年的穿着打扮，看了棒球明星表演后，学会了打棒球等。儿童对电视的典型评论是“电视给了我许多知识，帮助我了解了其他人是如何生活的”。无疑，电视可以提供儿童需要的信息，使儿童满足认识生活和积累生活经验的需要。第三类是社会交往需要。儿童常常将电视看作社交工具，如他们可从电视中找到共同话题等，如果一个儿童不能参加电视节目的讨论，就有可能失去同伴[14]。由此，施拉姆将媒介对儿童对电视的需求归结为：娱乐需要、信息寻求需要和社会交往需要，与此相适应，电视对儿童具有3种作用，即满足这三种需要。
4.大众传播释放了儿童的能力
近年来，儿童与电子媒体之间关系的一种更为正面的建构开始萌发。儿童根本没有被看作是被动的媒体受害者，反而被认为拥有一种强有力的“媒体素养”；以及由于某种原因，成人无法拥有的一种自发天生的智慧。尤其是，这些新媒体科技被认为是为儿童提供了新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建立属于自己的社群，并实现自我[15]。计算机将会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艺术家。数字科技不但不会破坏“自然的”人际关系与学习形式，反而会使儿童内在的自发性与想象力获得解放[16]。儿童被认为拥有某种自然与自发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以某种（也许是悖论式的）方式被机器释放出来；而在同时，他们被看成是脆弱的、纯真的，需要受到保护以免科技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伤害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