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曾国藩注重用实践检验理论，从而改正理论中的不足之处，进而更好地用于实践。他认为，如果只知读死书，那就会变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脱离生活与现实，以至于无法在社会中生存。
曾国藩的身体力行实际上就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实践，他不仅摒弃了当时的空疏陋习和只求心性的弊风，还拓展了经世致用之学。他不拘于唯法儒道，只要有利于为人处世，修身治国平天下，都取而用之，当真是“知一句便行一句”。
埋头苦干，勤劳务实
在人生追求的道路上，许多人一心想出人头地，然而他们只会投机摘挑，而不去埋头耕耘。等到有一天，忽然看见起步比自己晚、能力比自己差的人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和收获时，才感觉到自己在这片天地中还是一无所有。造成这样的结果，原因在于他们忽略了积少成多的道理。
曾国藩不喜欢那些投机取巧的所谓“聪明人”，相反，他最喜欢的是那些虽然天生不聪明，但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勤奋用功的人。曾国藩总结说：“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
从小曾国藩就养成了勤奋的习惯，可以说勤奋就是他成功的重要心法，也是他持之以恒、终生不变的美德。他的勤奋表现在方方面面。
在学习上，曾国藩从来没有间断过，即使是统领湘淮两军，全权处理攻打太平军、捻军事务，并主管江南数省军政期间，他每天仍腾出时间来读书写字。
创办湘军之后，曾国藩又把勤劳的作风带到了军中。在招募兵士时，曾国藩把踏实肯干作为选择标准。那些懒散、怠惰和疲沓的人是首先被淘汰的对象。在考察将领时，曾国藩也要看其是否勤劳。对于军务，曾国藩认为：“练兵之道，必须官弁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孵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虽然他是一个文人，但是身处军营，他照样以身作则，以勤为本。曾国藩每天都早起，并亲自训练，办理各项事务。
曾国藩办事勤奋是出了名的。同治八年初，他任直隶总督。当时直隶虽是京畿重地，然而吏治腐败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员疲玩，讼案堆积如山。
曾国藩一上任，立刻就开始整顿吏治，连续罢免了十几名性情疏懒、不理讼狱的官员。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饬，吏治民风为之一新。
一个人想成功，固然要靠聪明才智，更重要的是埋头苦干、勤劳努力。常言道：“唯有埋头，才能出头。”有的人失败，并不是因为上天没有给他理想或志愿，而是因为他一心只等待大丰收，却没有一点一滴地去耕耘。
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有多少付出，就会得到多少回报。无论在什么岗位，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只有脚踏实地、本本分分地做人做事，才能一步一个脚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向事业的成功，迈向人生的顶点，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定理。如果基础不牢，即便登上高位，获得了大利益，往往也保不住。
从曾国藩的一生来看，他的功业得来非常不容易，几乎没有任何侥幸之处，完全是凭借自己一步一步的努力打拼建立起来的。在官场上，他曾遭到朝廷的“雪藏”；在战场上，他曾屡战屡败。然而，他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持着稳扎稳打、埋头苦干的精神，一步步走向胜利。
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只有四平八稳地迈步，才能走得更远。
曾国藩生在湖南山间，虽然读了书、做了官，却仍保持了其质朴踏实的“乡下人”本色。在日常的言谈举止、生活习惯中，曾国藩反对投机取巧，推崇质朴、踏实、勤劳的作风。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修身养性，秉承大志，踏踏实实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办事。无论是在军营领军作战还是在朝廷做官，他都不敢有任何怠慢，可见其稳重、务实的品性。
为人处世应该懂得这样一个道理：最终的目标绝不是转眼之间就可以达到的，空望遥远的目标怒吼、感叹、着急、许愿都没有用，只有从基本做起，从一个个小目标开始，才能慢慢地接近、达到最终的目标。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用大脑来走路，用脚板来思索。”因此，一个人应该放下姿态，埋下头来，踏实苦干，勤奋务实，这样才能行得稳、走得远。
身居高位不狂妄
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有狂妄之人。尽管人们都知道“满招损，谦受益”，但现实生活中，许多人还是会在有意无意中口出狂言，脸现狂态，甚至做出狂妄之举。尤其是一些狂妄之徒，不知天高地厚，自命清高。古往今来，大凡狂妄者其结局一般都是悲哀的。
作为理学名家并熟读儒家经典的曾国藩，对于狂妄之举甚是反感。在曾国藩的《挺经·中篇》中有“居官四败”的论述，其中一败就是“傲慢狂妄，胆大妄为”。由此可见，曾国藩的为官哲学之一就是戒骄戒躁。
王闿运年轻时研究经学，对《春秋公羊传》尤有研究，但他的目的在于实现所谓的“帝王之学”。他研究治理国家的权术，即所谓的纵横之术，他向来以霸才自居，想用他的纵横之术、帝王之学来辅助识时务之人成就帝王之业。然而，该辅助谁呢？在王闿运看来，在乱世，谁能拨乱反正，成大事业，即辅助谁。
起义军入湘后，曾国藩奉清廷之命帮办湖南团练，组织湘军与起义军作战，王闿运曾多次上书言事，得到了曾国藩的重视。自此，王闿运就与湘军将帅保持了密切联系。
在太平天国存在期间，王闿运曾三度至曾国藩驻地探视。咸丰五年冬，王闿运到武昌曾国藩驻地探望时，游说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连横”反清。
曾国藩听了，把王闿运看做是狂放不羁的人。虽然诗歌唱酬，依然有礼，但是对于他提出的一些意见，曾国藩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视了，很少采纳。比如，咸丰六年初，王闿运提出的关于“撤团防、废捐、清理田赋”的意见，曾国藩就没有接受。事实上，这条意见可以减轻对人民的压榨，防止人民投奔和响应太平军。
因此，王闿运始终只以后辈和朋友的身份与曾国藩论交，从来就没有成为曾国藩的幕僚。
咸丰十年（1860年），王闿运再次到曾国藩府里拜望，仍然放言而谈，其中也是“彼可取而代之”的意思。曾国藩听着王闿运的话语，安然坐在桌边，低着头，若无其事地以手蘸茶水在桌面上画着。过了一会儿，曾国藩起立更衣，王闿运便站起仔细看，桌面上竟写着一长串“狂妄，狂妄，狂妄！”
后来，曾国藩北上“剿捻”时，王闿运又来了。因为有了前两次“劝进”，曾国藩自然有所警惕。然而，这一次王闿运没有直接说那些狂悖之语，只是与曾国藩讨论学问。他对曾国藩说：“公之文，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魏武帝以人东汉，则顺而易。”
曾国藩听了本来频频点头，之后转念一想，听出了弦外之意：原来王闿运的意思是让他做曹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