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曾国藩故作不解。王闿运颇为沮丧，只得悻悻而归。自此，王闿运对曾国藩的看法大为改变，认为曾国藩已经“变节为巽顺”，“避事”不敢担当了。
直到晚年，王闿运经历了清亡、袁世凯复辟败亡等历史事件后才对曾国藩有了新的看法。后来，有人拿着曾国藩所写的“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联，求王闿运写跋语，王闿运很惊讶地说：“难道真有这个联吗？涤丈襟怀，今日以前，我只知一半，今而后，乃全知。”
感慨颇深的王闿运沉思片刻，当即另书一联：“花鸟总知春浩荡，江山为助意纵横。”然后对求跋语之人说：“吾不敢著墨文正联上，以重污文正。另书此，纪文正之大，且以志吾过。”至此，这个狂妄的人才明白曾国藩洞明世事。
曾国藩的一生是恭谦的一生，他恪尽职守，忠君之事，无愧于“中兴之臣”的称号。在曾国藩看来，为人狂妄是惹祸之端，更是品行身修败亡之始。他戒狂妄，推崇的是“温良恭俭让”。
为人处世不可狂妄。没有本事就不要狂妄，有了本事也不能狂妄。无论是狂妄之行，还是狂言乱语，都应该杜绝。
狂妄的人往往眼高过顶，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妄自尊大。这样的人常会给人一种趾高气扬、傲慢无礼的感觉。如果过于狂妄，不懂得收敛，必定会招致他人的嫉恨，受到打击，甚至会招来横祸。而谦恭不狂者则能避免祸患，同时还能得到别人的赞赏，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关系网络。
虚心纳谏，听取意见
在为人处事时，必须虚心纳谏，尤其是在决断之前，更需要听取他人的意见。曾国藩之所以有后来的成就，与其乐于纳谏是分不开的。早在京城为官时期，他便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他广交益友、诤友，就是希望他们随时批评指正自己。
曾国藩十分佩服乾隆时期的大臣孙嘉淦。这个孙嘉淦以直言敢谏著称。在雍正时期，皇帝大肆迫害、屠杀诸兄弟，绝大多数臣子心有所感，却不敢进谏，而孙嘉淦敢于上疏，要雍正“亲骨肉”，那时，连雍正也说：“朕也不得不服其胆。”
曾国藩十分推崇孙嘉淦的一道著名奏疏——《三习一弊疏》，这是清代谏皇帝道德修养方面最著名的奏疏。曾国藩在京师学习书法时，常以《三习一弊疏》为临摹的范文，甚至将这几千字的文章背下来。这虽然是写给皇上的，但他却将之当成戒己的箴言。他努力克服了三习一弊，开阔自己的心胸，虚怀纳谏。
凡是读书人来求见的，不论是进谏还是来求职，曾国藩没有不见的。正因为曾国藩胸怀博大、善于纳谏，使他的身边聚集了各种各样的人才。也正因为他乐于纳谏，才有了后来的不世功业。
郭嵩焘是曾国藩征战沙场初期的重要助手，他先劝曾国藩出山，后又建议曾国藩创立水师，为汉族官僚的崛起立下了极大的功劳。
郭嵩焘看问题十分敏锐。当时太平军水师强大，控制了长江水面，曾国藩操练的湘军只能陆战，对付太平军水师则唯有望江兴叹。郭嵩焘感到欲与太平军争雄必先建水师，夺回舟楫之利。他先向江忠源提出这个建议，江忠源把郭嵩焘的建议告诉了曾国藩，并希望曾国藩玉成此事。
曾国藩仔细思考一番后，接受了这个建议，立刻就开始筹建湘军水师。曾国藩先物色了彭玉麟、杨载福二人为大将，在衡阳大造战船、召兵，且不惜重金从广东购回大批洋炮，把它们安装在战船上，建成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内河水师。
咸丰四年初（1854年），湘军水师初具规模，有大小船只361号，装备大小炮470门。水师的创立是曾国藩的得意之笔。湘军水师建成后迅速壮大，不久之后，太平军水师就从长江上销声匿迹了。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湘军大裁军，但水师反而加强，称为“长江水师”。
如果不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不肯接受正确的建议，曾国藩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咸丰三年八月，曾国藩移兵驻守衡阳，听说有个叫陈士杰的人熟知用兵之道，便亲笔写了一封书函，将陈士杰请了来。这个陈士杰只是个贡生，做个七品小京官。不过，他确实有才能，而且敢于谏言。
咸丰四年三月初（1854年），湘军王鑫部不遵从曾国藩的号令，导致王鑫与其所部约有一千人马被困于岳阳。
曾国藩得到这个消息后，既愤怒又郁闷。属下们看到曾国藩阴沉的脸色，都不敢进言，就在这个时候，只有陈士杰一人进言：“现在岳阳城内粮草都断绝了，挨到明天兵士就会溃败，应该立刻出兵援救他们。”
曾国藩正在气头上，听了陈士杰的话，脸色变得更加阴沉，但并没有作声。陈士杰见曾国藩半晌不说话，只好退了出去。在门外徘徊一会儿，陈士杰自言自语道：“我为千人请命，何必计较小小的礼数呢？”
想到这里，陈士杰再次进帐，对曾国藩说：“应该速派兵援救王鑫所部。”只见陈士杰神色淡定，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
本来曾国藩不满于王鑫不听号令、独树一帜的行为，一怒之下，真不想去援救王鑫。但是，他也深恨绿营兵“败不相救”的恶习。听了陈士杰的话，曾国藩决定还是去救援，便说：“怎么救？刚刚派人去侦察，岳阳城中已经没有人，城外却有燎火。”
陈士杰便立刻召来那两名侦查人员对质，愤怒地说：“你们两人害怕贼寇，不敢前往援救，如果城里有人出来，就要你们的命。”两人一听，大惊失色，不得不承认说了谎。
得到了确切的军情消息，曾国藩便问陈士杰援救的计策。陈士杰见曾国藩接受了自己的援救建议，便说：“我们不能直接攻击敌人，但敌人没有战船，我军可以派水师沿岸开炮作声援。”
曾国藩想了想，点点头，采纳了陈士杰的进言。由于有了外部的声援，王鑫的部队得以逃出岳阳，生还九百余人。后来，被救的王鑫在浙江、新疆战役中曾多次立大功。
陈士杰的进言对曾国藩大有助益，尤其是后来的湘潭大捷，也有陈士杰不少功劳在其中。
善纳人言，博采众长，才能够看得更清、更远，才能把事情思虑得更周详，做得更完美。
在安徽祁门时，曾国藩在官署衙门里设置了一个信箱，上书告示：“本部堂示：凡言本部堂之过失、文武官之贤否、军士之骚扰者，投此桶内。不收词讼，投者焚之。”
到了晚上，曾国藩便将信箱中的意见条陈取出来审视，可行的便采纳施行，不可行的就搁置一边。
曾国藩胸怀广大，心平气和，凡是有人向他进言，对的就采纳，不对的也没有一句话予以辩驳，唯恐驳斥别人之后使人害怕，以至于不敢再提意见。门生李鸿章曾经直言不讳地批评自己的老师，说他做事胆小、谨慎太过、迟缓、效率低下。然而曾国藩并不责怪李鸿章无礼，相反，他欣然表示同意。
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都应该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切不可存有自以为是的思想。毕竟天底下我们了解不深、不能预料的东西太多，因此，应该努力提拔人才、结交朋友，多听取、采用好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