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怀要长存于心
季老曾多次撰文写“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性，人类是地球上的生命，但不是唯一的，任何花鸟鱼虫都需要人去关怀，所谓“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己的内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但是当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优越性逐渐体现出来后，人类便开始了无限制的掠夺自然的过程，因此，季老提倡关怀一切生命，就像爱自己那样爱护自然，对一切生物都要保持尊重，只有这样，自然才会提供给我们更多的生存空间。《讲真话》中有这样一篇文章，名为《尾巴翘得越高，危险性越大》，是季老关于人与自然的问题所做的深切的思考，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人类自从成为‘万物之灵’后，最重要的任务是正确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我称之为‘天人关系’。要了解自然，认识自然，要同自然交朋友，我称之为‘天人合一’。然后再伸手向大自然要衣，要食，要住，要行。”这段话完全揭示出当前人类所面临的处境，当沙尘暴、泥石流等各种自然灾害屡屡发生的时候，人类终于意识到原来破坏环境的正是我们自己。如此的“反其道而行之，要‘征服自然’，在大自然面前翘尾巴。从表面上来看，人类似乎是胜利了，大自然似乎是被征服了。然而，大千世界发生了许多弊端，甚至灾害，影响了人类生存的前途。”由此季老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翘尾巴的高度与人类前途的危险性成正比。尾巴翘得越高，危险性越大。事实上，“天人合一”的思想自古有之，这一概念最早由庄子阐述，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他认为，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而地也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而人之道的作用就在于“成万物”。天地人三者虽各行其道，但又是相互补充、相互联系的。这不仅是一种相应相合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作用和实现原则。天地之道是生成作用，人之道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有一位信徒在佛殿拜完佛后，便信步到花园散步，碰巧看到负责园艺的僧人正埋头整理花草，只见他的剪刀在手中此起彼落，修剪枝叶，或将花草连根拔起，移植到另一盆中，或对一些枯枝浇水施肥，给予更精心的照顾。信徒见了不解地问：“园头禅师，你照顾花草，为什么要将好的枝叶剪去，枯的枝干反而浇水施肥，而且从这一盆搬到另一盆中呢？而对于那些没有植物的土地，何必还要锄来锄去？有必要这么麻烦吗？”园头禅师说：“照顾花草，就像教育你的子弟一样，人需要怎样的教育，花草也当如此。”信徒听后，不以为然道：“花草树木，怎么能与人相提并论呢？”园头禅师头也不抬地说道：“照顾花草是为了它们能够生长得更好，大千世界里的生命都一样珍贵，对于每一个生命我都必须尽到责任。有些看似繁茂，却生长错乱的花，一定要去其枝蔓，摘其杂叶，免得它们漫无目的地生长而浪费养分，只有这样，将来才能发育良好；将花连根拔起植入另一盆中，目的是使植物离开过去的贫瘠，而接触沃土；另外，特别为枯枝浇水，其实是因为那些植物的枯枝，表面看来已死，内中却蕴有无限生机，只要照顾得法，终能使其重获新生；松动土壤，实因泥土中还有我们看不到的种子等待发芽。”信徒听后了悟地说道：“园头禅师，谢谢您给我上了一节育才之道的课！虽然这对您来说只是养花的艺术，但对我来说却是育人的方法啊！”涅槃经云：“情与无情，同圆种智。”世间上没有绝对意义上不可救的生命，也没有不可教的人才，因此，对每一个生命都不能轻言放弃，同理，对每一个人也要引导教育，最终才能成为栋梁。在禅宗看来，尊重生命是人类的美德，哪怕是一只蚂蚁，也有它生存的意义。季老一生研究佛学，而佛家十分讲究“慈悲为怀”，这种不杀生、众生平等的观念都极为深刻地体现了佛家对生命的尊重和关怀。尊重生命，就要珍惜生命。在自然界中，存在就是合理的，因为固有的潜在规律，自然界的每一种生物都需要让我们用心去保护。尊重生命，就是要遵循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几万亿年来自然界发展的内在规则，当我们破坏环境的时候，当生态问题屡屡出现的时候，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蝴蝶效应”让人们的生存成了汪洋中的一叶扁舟。尊重生命的关键是自我的尊重。作为自然界的一分子，在尊重生命的同时，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这样一种信念——绝对不去伤害那些同样生于天地之间的生命，对生命的尊重，就是对自己的尊重，在每个需要拯救的生命面前，全力以赴，尊重生命的存在。如今，我们提倡“精神文明”，提倡“人文关怀”，把关怀人的情感放在首位，在此之前，我们是否更应该关怀那些自然界的生命呢？这种悲天悯人的道德才是我们更加需要完善的。自然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大自然却是公平的。当人类对它表示尊敬和理解时，它会以春华秋实来回报人类；当人类因为任性和冲动而恣意妄为时，它又会以其特有的方式提醒人类冷静地思考。茅盾先生在《风景谈》一文中曾这样写道：“自然是伟大的，人类是伟大之中尤其伟大者。”如今，人类文明早已步入了高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人类理智终将取代鲁莽无知，相互理解与关怀必然代替冷漠与骄奢。唯有爱能创造和谐，如果人们都用真心去爱我们生存的这片天地，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彼此相爱，那么和谐就不是纸上谈兵了。
“商不厌诈”要不得
古人打仗，常常讲求“兵不厌诈”，在兵法中，可以解释为“兵者，诡道也。”主张在战争之前隐藏自己的实力，造成敌人错误的估计，然后“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今人做生意却也学会了这招，叫做“商不厌诈”，为了获得利润，商家采取一些故弄玄虚的方法，达到迷惑对手的效果，短时间里可能会获得一点小小的利润，而长久下去呢？丧失的必然是商家本身的信誉，最后把自己推向坟墓。季老虽然一生致力于研究学问，对于“商不厌诈”这种做法，他却是深恶痛绝的，他说：“这样做等于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绝不会有好结果的。”季老并不反对“兵不厌诈”，因为战场形势万千，必然要多加防范，兵不厌诈就是要避开敌人的锐气而攻其暮气，扰乱敌人的军心，使敌人陷入慌乱之中，然后乘虚而入，即是所谓避实击虚，迷惑敌人，保护自己，最终取得胜利。但是在商战中则不同，商战是以获得更多的交易机会为目标的，需要诚信、信用，而不能使用欺诈手段。古代有一个成语叫“无尖不成商”，这里的“尖”来源于古代用来度量的斗，在古代，米商做生意，除了要将斗装满之外，还要再多舀上一些，让斗里的米冒出一个尖儿。意思是说在那个时代，如果胸怀不能宽广到这种程度、豁达到这种程度的，就被公认为不具备足够的资格当商人。不过长久以来，由于“商不厌诈”的影响，“无尖不成商”慢慢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无奸不成商”。春秋末年，孔子的得意门徒子贡是一个活跃于各国之间的儒商，虽然古人的早期经商活动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但子贡却能放下架子在曹、鲁两国之间往返从事贸易活动，不辞辛苦，最后家中财产竟至“累积千金”，成为孔门弟子中唯一的大款巨富。他以其特有的风范享誉于各国，他的难能可贵之处是尚义尊礼，舍小利而取大义的精神。子贡的儒商美誉来自他的诚信可靠。他虽做买卖，却不忘儒家传统；虽有万贯家财，却富而不骄、富而有仁，能够行仁义之事。《吕氏春秋》曾记述了子贡自己出巨资赎回一批鲁国奴隶的善举，他的美名自此千古流芳。他积极牢记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诲，坚持以诚待人、诚信交易。《论语》中多处记载了子贡与孔子探讨“信”的问题，他深知“信”乃立足之本，是“言必信、行必果”使子贡立于不败之地，达到“义利双赢”的最高经商境界。他不仅受到各国国君的敬重，也为贫穷的人民所爱戴。子贡虽以堪称高明的手段经商致富，但他又是一个恪守“非礼勿取”原则的儒商。他拿出经商所得，积极支持其师孔子周游列国，宣传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主张，并经常扶持和帮助那些贫困者，为社会和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因而获得了广泛的赞誉，被盛赞为有“亚圣之德”，并最终成为儒商的典范。从古至今，经商往往被看做是与道德对立的。人们时常认为商人们“在商言商”，信奉“商场无父子”的原则，在市场交易上是冷酷的、不近人情的。在每个商人心中，以较少的投入获取较多的利润，是他们所坚持追求的目的。然而，商人的市场活动毕竟是在社会的大环境下进行的，出售的商品必然要与顾客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如果商人为追求个人利益而损害顾客的利益，不择手段，坑蒙拐骗，势必对市场造成不良影响。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上无论是为官，还是为文，无论是治学，还是经商，都应当首先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这是做人的起码的品质。正如茶道中有“道”“艺”之分，经商中亦有“道”“术”之别。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说的就是诚实守信之道。商道应以诚信为本，首先做人，而后为商，这应该是企业和个人具有的品质。“经商有术，术无道则不立”，从商以诚信礼义之道，诚信是一个老话题，却也是一个永远都不会过时的话题。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一种人与人关系中所要遵循的精神与原则，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每个人在社会交往与经济活动中都必须要遵守。一个企业如果要想发展，就必须讲诚信！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先做人，后做事。有些人在创业时英姿勃发，勤劳敬业，积极进取，遵纪守法，等到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之后，就暴露出土财主的小农意识劣根性，倚仗手中的财势胡作非为，骄奢淫逸，道德沦丧，甚至置法律道德于不顾，最终落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下场。一个企业要想成功，首先应该把诚实守信放在第一位。诚信是做人的原则，是一个人道德水平的集中体现，也是企业立足的根本。在企业的内部，诚信是留住人才的道德力量，是凝聚企业成员之间关系的向心力；在对外的交往中，诚信是赢得客户信任的钥匙。那些快速发展起来的企业和老字号招牌的企业，虽然各自的发展千差万别，但其核心都离不开“诚信”二字。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生活在一个和平、公平、到处充满爱和祥和的社会中。因此，我们需要诚信，我们呼唤诚信，如果每个人都能把诚信作为立事为人之准则，那么我们的生活就将永远充满着阳光和笑容，我们的社会文明也会随之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