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之后，美国气象学家亨廷顿来到楼兰古城，他也为这个巨大、笨拙的古代车轮实物折服。亨廷顿刚刚离开，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就抵达了罗布荒原。实际上，带领上述探险队前往楼兰古城的，全是相同的罗布人。这些人是楼兰王国遗民，以阿不旦村为首府，以昆其康家族为宗主。斯坦因在楼兰古城收获颇丰。赫定发现楼兰古城那一刻，车轮就搁置在“三间房”旁边的一组建筑物门前，显然楼兰古城被放弃时，那便是它的停放地点。所以，人们很容易联想到：那是当年西域最高军政长官——西域长史的座车。需要撤离时，长官骑马逸去，这个象征性的、高规格的车轮，就成了佛塔、“三间房”的陪衬。斯坦因在楼兰王国的尼雅遗址，发现了“世界上第一把椅子”“第一具木桥”，他当然不会放过丝绸古道实际行驶过的坚固、气派的“世界上第一辆驿车”。但是，他却没有找到那个实木车轮。
不管怎么说，这个原来被丢弃在楼兰古城的车轮，竟然在重新发现之后失踪了。对于楼兰与罗布区域的丝绸古道行程坎坷艰难、异于他途，没有比这个实木车轮更形象的物证了。可目前，除了斯文·赫定拍摄的两张照片和亨廷顿拍摄的一张照片，就连在张骞通西域时期以及此后一个时期内，究竟有没有这种行走在古道之上的、巨大结实的实木轮车辆，也成了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在罗布人之中作调查起，这个实木车轮的下落就列入了我的访谈提纲。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不久之前却无意之中找到答案，并且看到了这个古老、豪华的车辆在西域行走的图像。
2008年，我曾四次到南阳考察。引起我关注的是对丝绸之路起点对中原与西域文明的互动有新的设想。南阳汉画像石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奇珍。早在四十年前，我就在鲁迅博物馆观赏过鲁迅珍藏的汉画像石拓片。在南阳，我结识了一位痴迷于画像石的年轻人。他日复一日在民间寻找画像原石，从不放过一个即将塌陷的古桥，一栋危旧房屋。他没有别的生活来源，连儿子的学费都难以筹措。我帮他解决了学费，临别，他问起我家中卧室的墙壁有多宽，并且送了一幅画像石的拓片“补壁”。在琉璃厂将拓片装裱好，悬挂在卧室的墙壁，我才第一次审视这三米多长的画面。在拓片前，我一动不动地站立了好久，长长吐了一口气。难道这是天意？画像石表现的显然是发生在西域丝绸古道上的场景。画面有七组骑士和一辆正在行驶中的车。头戴尖帽与护耳的骑士节节败退，而身着汉服的军人在一辆三驾马车的乘客指挥下，渐渐逼近。埋伏在路边的猛虎（拦路虎）扑向断后的骑士，而骑士挥舞马鞭奋力驱赶。这幅画意境完整，细节逼真，而且富于动态感。头戴尖帽与护耳的骑士，无疑是曾横行西域的塞种人，使用弓箭的队列，是出塞军士刚刚组建的突击队。不仅如此，这个画像石上竟然有已经灭绝的新疆虎的影像，特别是那辆指挥车，那简直就是在楼兰古城失踪的、有实木车轮的车辆的复原。
南阳的博望是张骞封地。这幅两千年前的画像石，创作冲动中储存着从宛城（南阳）到大宛（中亚费尔干纳）的古道难以磨灭的记忆。
我仿佛置身于骑手行列，护卫着最笨重、最实用、最牢固、最豪华的马车，行走在罗布淖尔的两山三水之间，一路倾听马车上的西域都护（或西域长史）宣谕决定战和的最后通牒、要求结盟或臣服的国书。我将画像石命名为《巡行丝路》。它是历史的回映，记录了原本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历史细节。从现实生活中消失百年的奇特实木车轮，在史册中潜藏超过十五个世纪的“活的”通道，通过《巡行丝路》的画面，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
在经行者心目中，楼兰古城所在的罗布淖尔，就是旅途的驿站，就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通道。罗布的含义已经有了合理的解释。《巡行丝路》足以证实，与发现楼兰古城同时复出的“丝路第一车”，是罗布淖尔位置的标牌。
四
2006年夏天，我们来到罗布荒原。从南到北，穿越戈壁荒漠，抵达了罗布淖尔北方的库鲁克塔格山麓。
在兴地，我走进了历史。来到了着名的兴地岩画群所在的山根，面对岩石上镌刻的丰富图形，我曾这样表述观感：
中国传统的史书，有的刻在了龟甲兽骨上，有的写在了竹简木牍上，有的记录在绢帛上，更多的印刷在纸张上，而我们的面前，实际是一部镌刻在石头上的历史。这部历史不是由专职史官写作的，每一个路经于此的行旅，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向石壁倾吐他们的心曲。龟甲兽骨、竹简木牍可以拗折填埋，绢帛、纸张很容易焚烧撕毁。镌刻在石壁上的，尽管掩藏在深山，尽管得借用符号图形表达情愫，但他们的读者就是他们的同路人，他们不担心被曲解、被丑化。传统的历史，实际都是当代史；兴地的历史，则是心灵史，它也许更晦涩，它也许更情绪化，可它绝没有经过善意或恶意的修饰。对于后人，这就是经行者的纪念碑，这就是经行者的“世纪坛”。
二十年前，与几个文学青年同行，我曾来兴地寻访过岩画。
当年的印象已经相当模糊，只记得其中有一幅岩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是一种罕见的图形：一横一竖两笔粗粗的，如同倒立的“丁”字即000，在竖笔两侧各刻画出几条向交叉处倾斜成四十五度角的斜线。图形重复并列着两个。它要表达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看到兴地岩画的记录人、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的《新疆考古记》与《考古探险手记》，才知道贝格曼将它解释为植被，也就是说，那是两棵直立的树木。其实这也曾是我在第一时间得出的、直观的答案。时隔二十年，我仍然在寻找它托付给岩石的密码。
在这幅岩画前站立了一会，我离开巨大的、画满图形的石壁，转身走向山根。这次我才注意到，在并列的图形之下，有一组西行马匹图，没有任何负载的马匹款步前行。它们显然是同一时期铭刻到岩壁之上的，是奇特图形的注释。
关于兴地岩画画廊，贝格曼的经典解读是，古人活动区域出现岩画需要有这样两个条件：一，“近水，有良好的植被和狩猎环境”；二，“要有一条路经过”。道路，是前提；环境，是催化剂。
我走着，思考着。千年奔流不息的山涧盘桓曲折，点染出丛丛绿色。乔木、灌木，以及草丛，占据了山间的每一寸土壤。离开岩画画廊，返回“一家村”，途中我快步越过溪流，并不在乎鞋袜踏进流水，这一路走下来，对那个如同树木的图形，我有了自己的答案：
那个岩画图形表示的不是树木、植被，而是道路，是在经过艰难选择之后萌生的如同万水归一的认同感，是通道存在的标示牌。在岩画画廊那个位置，植被遍布山野，可道路却需要辨认、选择。通过它，行旅倾吐了自己的感受：来自不同方向（路线）的人，只要继续前行，就必须进入罗布淖尔。他们以山前洪积扇为依靠，不论向东还是向西他们只有一个走向。而位于库鲁克塔格山与阿尔金山之间的罗布淖尔，是记录他们行程难易的写字板，是走向目的地的中途站。
实际对于丝绸古道的经行者而言，楼兰国出现在《史记》《汉书》之前，罗布淖尔就成为进出塔里木必经的驿路，成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流动的坦途。
《史记》与《汉书》中，有两个与西行有关的独特的词汇，一个是“当道”，另一个是“波河”。当道，指受惠于道路，也受累于道路。波河，则是行旅必须接力一样地循河前行。罗布淖尔为行旅提供的是水系丰富、植被丛生的空旷地域。作为生命的通道，它缺乏的只是经行者始终如一的信心。
在历史上，哪怕在发现楼兰古城的20世纪初，楼兰湮灭十几个世纪了，丝绸古道的走向也处在迁转流失过程，作为曾由接续不断的驿站支持的有效通道，罗布淖尔仍然是生命密码的寄存之地、生灵梦境中的乐土。据探险家生动描述，着名的阿提米西布拉克（六十泉），曾是野生骆驼与家畜骆驼互相验明身份的“边检站”。而遇到恶狼追逐时，野生骆驼的防身术，是将狼逗引入罗布荒原，直到活活将它拖死。在罗布淖尔，没有天敌的新疆虎，竟然灭绝于一种对虎崽胞衣情有独钟的大蚂蚁——蚁狮。罗布人的村寨，时不时可以见到混迹在家畜之中的、比牛羊还驯服的野猪。斯文·赫定在罗布泊湖湾见到一只殉情的天鹅，便写出了山寨版的《天鹅之死》。罗布人曾被叫做“老虎的牧童”，被千年烈风雕刻得面目全非的雅丹，则成为荒野的寄托。那个罗布人中流传颇广的“鱼鹿置换”的传说，可以视为罗布淖尔的“警世通言”：每年春天，在罗布淖尔的浅水中难以活动的大鱼，便跃上沙滩，打个滚就变为马鹿，遁入胡杨林；秋天，胡杨叶落尽，无处存身的马鹿又回到湖中还原为鱼。
今天，罗布淖尔自然界的水系、植被、生命已经面目全非，文明分布的版图也早就更新了无数个版本，可它仍然是有待修复的通道。天山、昆仑山，车尔臣河、塔里木河、孔雀河是罗布淖尔通道的设计者，是古道殷勤的接引者。
由于丝绸之路的存在，有没有张骞、班超、傅介子、赵破奴；有没有神出鬼没的匈奴铁骑；有没有处在两难境地的楼兰王室，甚至见不见得到络绎不绝的行旅，都改变不了“罗布淖尔”的含义。因为人类文明从未舍弃这一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