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定要尽力活着。只要我活着，我就可以抗争，我死了，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们就能轻易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我靠着这种信念，忍受了对我的非人折磨，熬过了长达半年之久的黑暗的地牢时光。
十年浩劫之中，无论受到怎样的歧视和冷遇，批斗和打击，我都忍受着，以非凡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忍受着我经历的苦难。这些，在“文革”一开始就回到湖南，被有关方面保护起来的明六叔公是不知道的。
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明六叔公已于一九八九年以九十七岁高龄仙逝。我作为他的满孙女陶先运与我的儿孙们仍在新疆这座军垦小城石河子平静地生活着。
回顾自己的路，我一九五一年进疆，一九九一.年退休，在这块土地上扎扎实实地干了四十年，农场的所有活儿我都干过，这里留下了我的豆寇年华，美好青春，留下了我的光荣与梦想，欢乐与痛苦，留下了我的儿孙，我是真正的兵团人了。我感到我的人生很充实，内心很欣慰。我知道，如果没有我们这一代军垦战士，就没有新疆这些美丽富饶的绿洲。
二.毛灿奇：见不到毛主席，我决不留长发
我到达焉耆后，被分在二军六师十七团，虽说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锹，但除了一身军装，除了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没日没夜地劳动，军事训练几乎没有。
那时的日记必须写，因为领导要从日记中看我们的思想动态——我写了好几大本，可惜那些日记在文革中被抄光了。
一进甘肃，就是扑面而来的荒凉。但我们当时所到达的地方，则是彻底的荒凉。住的是地窝子，面对的是一大片茫茫的戈壁滩和盐碱滩相间的荒原。到处是狼、马蚤子和蛇。有些碱滩很深，有个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
当时，虽有一些粮食，但没地方加工。十几公里外的老乡处有一副水磨，我们的司务长——一个看不出年龄的老兵就用毛驴驮着粮食到老乡那里磨面。回来时，走迷了路，误入一个碱滩中，毛驴掉了进去，越陷越深，他眼睁睁的看着毛驴被碱滩吞没了。
而我们的主要任务，则是要把这样的地方开垦成良田。整天就是那把巨大的砍土镘，用它没日没夜地挖呀挖呀。手上裂开了口子，砍土镘把上全是血，红的变黑、黑的结了痂，痂上又染血。发的黄棉衣是大号的，袖子长，我人小，手上渗出的血把半截袖子都染红了。
那时我们每天三点半起床，简单地洗漱之后，写半小时日记，干到八点钟吃早饭，然后带上两个玉米饼子，一直干到晚上十点钟才收工，回来后还要搞政治学习，思想教育，搞完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就晚上十一二点了。所以休息的时间很少，加之吃的东西很差——玉米饼子硬得能把人打起包。所以总感到困，感到劳累。即使这样，还要唱歌，说话，不然，领导就说你有思想问题。
冬天开荒更加难受，一是寒冷，冻得人受不了；二是地被冻得像石头一样硬，开垦起来十分吃力，砍土镘挖下去，地上只有一个白印子，把砍土镘弹得老高，震得虎口一阵阵生痛；三是脸和手极易皲裂，最后手和脸上的皮肤变得像哈密瓜一样难看。而冬天也是粮食最紧张的时候，所以就把吃玉米饼改为喝玉米糊糊。我这人干活儿不要命，但饭必须吃饱，那点糊糊管什么用？所以，好多次我干着干着活儿，就饿晕过去了。
那时的女兵都留着两根又黑又粗的长辫子，但这里连肥皂也没有，我们没法洗头，头上长满了虱子，最后只好用碱土洗头。那东西蛰得人头皮发麻，我一不做，二不休，就把头发剪了，剪成了个小平头。
为了当兵，我虚报了年龄，把十五岁报成了十八岁，所以到部队后，人家也把我当成年劳力看。我当时也没想很多，我只想劳动，只想当“劳模”，因为“劳模”当大了，成了全国劳模，就可以见毛主席。我非常想见毛主席，从那时就相见。可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百性，在那时要见到伟大领袖，当劳模是唯一的途径。所以我恨不得把所有的活了都干了。
我记得我们到吾瓦开荒时，团里除了两千多名军人，还有当年一月和四月分配给团里的内地遣犯两千三百余人.军人和遣犯一起劳动，分不清谁是遣犯谁是军人。有几次，我出去碰到老乡，人家都恐惧地躲开我，用生硬的汉话嚷道，遣犯！遣犯！
其实，我们的劳动强度比遣犯还大，目的也有些相同，那就是“挣表现”。但他们的目的更明确，那就是表现好了可以减刑释罪；我们则显得有些虚幻，是为了“建设新新疆”的崇高目标。但现在想起来，那种工作强度，那种发自内心的、自愿的苦役，是没有把自己当作“人”看的，而仅仅是一把被人挥舞着的、粗劣的、经久耐用的砍土镘。
我性格外向，不怕吃苦，再苦都是乐呵呵的，因为留着个小平头，大家都叫我“假小子”，我的大名毛灿奇反而给人忘了。一副男同志模样，也给自己省了不少麻烦。因为当时遣犯多，常有遣犯半夜里偷偷溜到我们地窝子里摸女的，那时的厕所是用芨芨草搭的，也就能挡个视线，一刮风，就没了踪影，怕晚上遇到坏人，一个人上厕所，就得去一个班跟着。
那时还有流匪。五一年冬天，我们到天山里去打柴禾。路很远，一天只能往返一趟，要过两条冰河，一个大冰滩——那冰滩险象环生，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冰窖里，我们曾有一个老乡就掉进了冰窟窿里，七八个人才把她拉上来。有一次，一名流匪看见我们全是女的，就拿着刀，要图谋不轨。大家吓得不行，就惊慌失措的对我喊叫道，假小子，快过来，有坏人！我跑过去，故意把棉帽子一扔，露出小平头来，一边挽袖子，一边向那男人走去。那男人以为我是男的，吓得像兔子一样逃跑了。
五二年秋天，营里来了一台马拉收割机，是苏联过来的。那东西虽然靠马拉，在当时已很先进。营长曾找我谈过话，让我和她结婚。我不。一有这事发生，我就说你比我爸的年龄还大，我可不愿给自己找个爸。弄得人家下不了台。所以每次开会，都说我没有扎根边疆的思想。但营长仍对我有好感，就培养我当马拉收割机手。
有一次，我到一个连队去割麦子，连里建了一溜土坯房，给遣犯们住——当时就是这样，稍好的条件都给了他们。连里以为我是男的，就把我安排在遣犯们住的过道里。劳动一天，本来十分劳累，但听到两边屋子里遣犯们脚镣发出的叮叮哐哐的响声，心里很害怕。但想着想着，也就呼呼地入睡了。
我睡得正香，教导员来检查工作。见过道里睡着一个人，就问，是谁睡在这里的？
从营里来的收割机手。
怎么能让她住在这里呢，难道你们不知道她是个女孩子？你们这不是把羊送到狼窝旁吗？
哎呀，教导员，我们还以为她是男的呢。
这太可怕了，太危险了，赶快让她搬到连部去住。
当时的连部也就一间小房子，是连部人员办公兼睡觉的地方。里面挤了好多人，我再挤进去，里面显得更加拥挤和闷热。加之我是女的，大家都只能穿着衣服睡觉，更是汗流浃背。我那天割了近七十亩麦子——创了马拉收割机割麦的最高纪录，累得不行，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一躺下就睡着了。
我那时的脑子里，除了“干活”两个字外，剩下的就只有饥饿了，劳动加立功等于见毛主席，为了这个目的，我要求自己干的每一项工作都要超过男同志，挑柴时，男的挑一百五十斤，我挑一百六十斤，他们日开荒四亩，我开荒四亩半，完成不了，我就加班加点。就这样，我在五二年评上了劳模，但由于不愿结婚，说我“看不起革命老同志，就把劳模改成了立一等功。
说起饥饿，至今还能感觉到那种晕眩和使劲咽唾沫的情形。一听说吃的东西，肠子就会轱辘辘一阵乱响，身子也会因紧绷而猛烈地收缩一阵。那时得赶紧用什么东西支撑住自己的身子。不然，就会因为身体对食物的强烈渴望而晕眩，而一头栽倒在地。那时做的梦除了偶尔有故乡的情景外，其余的梦全是关于吃的。我梦见过吃下一只全羊，很多鸡，金黄的大米和一盆盆米饭。那些梦常常使我从梦中兴奋得醒过来。
记得五二年割麦时，送饭的人先送来了玉米馍，回去挑下馍的盐开水去了，到了时间还没来。我饿得眼冒金花，实在难以忍受，就对班长说，班长，我饿得受不了啦，能不能吃几个馍馍？
你能吃几个？班长问我。
那馍是玉米面做的，一个就有三四两重，看着金黄金黄的，其实很糙，但我觉得它们比山珍海味还要香，觉得自己能把那一堆馍全吃掉，就说，有五六个就行了。
班长一听，有些吃惊，就跟我开玩笑说，今天饭多，都说你是“大肚汉”，你如果能吃完八个馍，我奖你一罐辣子。
我还没答应，女兵班的就嚷起来了，假小子，你吃，你答应，你如果能把一罐辣子赢过来，我们就可以吃一礼拜了。
当时除了主食，基本上没有什么菜吃，每顿都是清水里煮几片菜叶子，然后放上两三勺油泼辣子，搅一搅就是菜了。那一罐辣子是连队的，可是一笔了不得的财富。我很认真的问班长，如果我吃完了，你真敢把一罐辣椒奖给我？
班长一下子犹豫了，他的确没这么大的权力。正好指导员过来了，就说，我来当裁判，你如果赢了，这罐辣子就归你。
全连战士都过来看着我。
我说，那我就开始了。一边说，一边把八个馍抱在自己怀里，好像怕他们说话不算数，会把这八个馍拿走。
我很快把八个馍咽进了肚子里。见我把最后一个馍吃完，连那些男兵们都瞪大了眼睛。女兵们则赶快把那罐辣子抢了过来。
营部副官一见，说，她这么小，不要把她撑死了。
连里也害怕了，指导员命令我到树下休息，不准喝水。我吃了一顿饱饭，很快就睡着了。
为了让我多休息一会儿，他们上工时怕惊醒我，所以没有吹哨子。
我醒后，见大家已经在劳动，就问指导员为什么不叫我，我可不可以喝水了。他看看手表，三个多小时过去了，就说命令已解除，我可以喝水了。我趴在水渠边喝了水。觉得干劲倍增，那天我用镰刀割了两亩多麦子。
还有一个关于吃的事情。那是我立了一等功后去师部开庆功会，师部设在焉耆。我姐姐毛淑奇参军后在师部医院当护士。我们是同一批进疆的，到了新疆后分开了，再没见过面。我去见她时，她已认不出我了，以为是弟弟，就说，弟弟呀，你多久也当兵来新疆了？
我全身都是泥土，由于劳动，身上的衣服已破得不成样子，姐姐的同事见了我就对她说，毛淑奇呀，只听说你有个妹妹在新疆，从哪里又冒了个弟弟出来呀？
我听了后只是笑，笑了好久，才对姐姐说，看你那眼睛咋的了？我是毛灿奇！
姐打量了我半天，摸摸我的头发和脸，又看看我那双原来娇小、现已变得粗大的双手，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了。她一边揩泪，一边问我，你在干什么工作呀？怎么把自己弄成了这个样子？
我在劳动，搞生产建设，光荣得很！
你看你都没个人样子了。
谁说的，我立了一等功呢，我是到师部来开庆功会的。
说完，我就问她要吃的，姐，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我觉得饿。好饿好饿。
有，刚好剩下些病号饭，姐说着，端来了一缸子鸡蛋煮面条。
自到了新疆，我就没见过鸡蛋。端着缸子，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
姐见了，也直抹眼泪，她哽咽着说，吃吧，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开始时我小心翼翼地吃着，生怕自己会一口把一缸子美味给咽下去。最后终于止不住，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几口就把一缸子面条吃完了。
姐姐的同事又盛了一缸子，我又把它吃下去了。
老炊事员一听我吃掉了两缸子面条，就出来对姐姐说，小毛，你让她到伙房去。
到了伙房后，他端出一盆面条来，说，小子，你吃吧，能吃，就把它吃完。
我一见，那个高兴啊，把那盆面条吃得一根没剩。把老炊事员惊得半天没合上嘴。过了半晌，他才说，好饭量，真不愧是个二小子！
姐说，她不是二小子，是我妹妹，来参加庆功会的。
炊事员一听，更是吃惊，不相信地嘟囔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唉，那是我吃过的最饱、最香，最可口的一顿饭，无论怎样也不会忘记，几十年了，我还记得它的香味。
饭后，姐姐给了我一块肥皂，一盒擦脸用的“处处红”，给了我一双袜子，让我换上。
当我把旧鞋子一脱，姐又给吓住了。因为当时穿的是“陕北袜子”，白布做的，用一种树叶染的色，穿了脚黑。姐一看我那双黑脚，还以为我的脚冻伤了呢，不停地问，你的脚怎么了，你的脚怎么了？
我说，没事儿，只是没有肥皂，洗不干净。
虽然立了一等功，虽然参加了庆功会，我心里并不满足，我的目标是当劳模。参加那次庆功会，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医院吃的“病号饭”。还有就是在庆功大会上讲话时，由于我年龄小，个儿矮，上去发言时，没有讲台高，开始大家只听见了我的声音，看不见我的人。政委给我垫了一个凳子，我也只能勉强把脑袋伸出来，引得官兵一阵大笑。
那次庆功会更坚定了我当劳模的决心。我相信自己凭劳动，终有一天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第二年却让我到妇女队去当文化教员，这也表明我提干了。按说应该高兴的。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却十分伤心，哭天抹地的，我说我不去，人家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不能在一线劳动，就不能再立功，不能评上劳模，也就见不到毛主席了。但人家说那是命令，不去是不行的。我就只有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