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团支部副书记，得起表率作用，所以三月十五日生的孩子，四月二日就上工了。去向九连团支部挑战，进行增产南瓜和玉米的竞赛，最后，头上起了一个大包。
六三年，丈夫去乌苏“支农”，我到糖厂作糖，连大年三十晚上也没有休息。我没想到，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就让我当了家属，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下岗。当时过年时每人分二两清油、一斤肉、两百克水果糖，一盒烟、一瓶酒，可这年没有了。没有这些东西，就开不了锅。
当时仍住的地窝子——我住地窝子一直住到六五年，人家来拜年，说，都十二点了，你家怎么还没冒烟呀。
我说，我昨晚熬糖熬到一点了，回来后，什么也没给分。
今天初一了，快给孩子作饭吃。
作什么呀，什么也没有。
你去问问连长。
我就去问了，一问，说你已当家属了。我气得不行，给孩子吃了点头天剩下的馍馍，让他们在铺里不要动，然后我就去六公里外的团部找教导员。
找到教导员后，我忍住不哭。我说，你看新年大节的，我什么也没有，大年初一逼我当家属，你们怎么做得出来？不给过年的东西，连一块冰都没有。
当时吃的是涝坝水，牛羊和人都在里面喝，女人打不动冰，就由单位派男的打回来，各家分。
教导员一听，就给指导员打电话，说过年的东西还是要给人家。
我回去后，连里给了我冰，棱棱柴，半袋面和一小瓶清油。
我见了，忍不住哭起来，母子四人都哭起来。那时的水果糖希罕，肉也难以见到，一年就分这么一回，看到人家的孩子有糖吃，闻到人家屋里有肉味，怕自己的孩子见了稀罕，不敢让他们出门。他们那可怜巴巴的样子，使我的心难过得跟刀子在割一样。
要是不解放，我可能早就死掉了，所以我是从内心感激新中国，感激毛主席的，我的确想为我们社会作一点什么，但我文化是在部队学的，不高，做不了别的事情，我只有力气，我可以劳动，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做一点事，何况我当时才二十七岁，可以干活，哪怕是最苦最累的活。
但他们却把我劳动的权利都剥夺了。
我闲不住，看见那些去劳动的人，觉得他们真幸福，觉得他们真令人羡慕。有一次，我找了一把砍土镘，忍不住跟着出工的队伍到了田地里，不想他们把我的砍土镘夺了，还把我的小孩子从托儿所里赶了出来。
那的确太让我伤心了。我整天哭，眼泪再没干过。不能劳动多可耻呀，我觉得低人一等，不敢从人面前走。
我的头发很快就白了。我得了严重的神经错乱和神经官能症。第二年回到长沙后才治好。
从此，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才，我做不到的，让儿子去做，让他们来替我报效新社会。我做到了这一点，我老大是乌鲁木齐一所中学的特级教师，老二是独山子乙稀厂厂长，老三是乙稀厂工段长，女儿在做生意，除了女儿，儿子都是大学毕业。
而当年当了家属人家就看不起你，孩子经常被欺负，有一次别人家的孩子竟把我儿子的腿用锤子敲了三十多下，敲得两腿肿得像冬瓜一样粗。
可那时，他们不让你劳动，你就不能劳动。七九年，团里的政委见了我，说，陈云华，你不是想劳动吗？你们连有几头猪快死了，你去喂吧，喂死了就算了，喂活了给你一副下水。
真的吗？政委，你说的可是真话？我很高兴，不相信地问他。
他点了点头。
我当时差点又哭了，我像得了大赦一样，高兴地说，只要能做事，干哈都行，什么不给我都行。
我硬是把那几头快死的猪养活了。最后养成了肥猪。当他们要宰杀最后一头猪时，我真舍不得，我希望它长命百岁，我知道，它一死，我就又不能劳动了。
但它还是变成了猪肉。他们给了我一个猪头，四个猪蹄，一副下水。
儿女成人成才了，我的生活过得很好，但我觉得自己没有为新疆做什么事，我有愧得到这样的生活。
三.唐纪玉：我们想找一个不把我们看作“五类分子”的地方
我是长沙人，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生，七岁学湘戏，四九年解放后，就失学了，然后进了茶叶厂当工人。
当时参军按说年龄是不够的，黄念青是周南女中的学生，见过世面，不让当兵就缠着别人，工作人员没有办法，就去请示熊晃，熊晃把黄念青叫到跟前，问道，小鬼呀，你为什么要参军呀？
她说，抗美援朝，打击美帝国主义，青年人都去了，我也要去。
最后熊晃就对工作人员说，这样吧，我们组织个幼年文工队，招一批人。
他同意后，就招了三十个人，年龄都是十三四岁的小女孩。我学过湘剧，自然也就考上了。
到了新疆，我分在二十五师文工队，一边生产，一边演唱京戏。虽然很苦，但因为年龄小，大家都挺照顾，生活还是很快乐的。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小，不像其他女兵要面临分配婚姻、结婚生子、上学提干这一类问题，可以说是无忧无虑。
我们湖南女兵大多是城里来的，很少参加生产劳动，所以闹了不少笑话。有些人分不清麦苗和韭菜，有些人在定苗时分不清西瓜苗和甜瓜苗。以为甜瓜是花皮的，叶子也就是花的，以为西瓜是圆的，叶子也就是圆的，所以让留西瓜苗的地方，留的全是甜瓜苗，让留甜瓜苗的地方，留的全是西瓜苗。还有什么是砍土镘、抬把子、二牛抬杠等都搞不清楚。那时有首歌谣是这样唱的——
一亩六，二亩六，
坎土镘开荒气死牛。
芨芨草搓绳不发愁，
坎土镘砍掉老蒋头。
后来才知道砍土镘是一种类似于锄头的简单农具。
有人说新疆不能种棉花，但一九五二年，我们师就在玛纳斯河畔试种棉花成功。从此，新疆一步步成了全国有名的棉花基地。有一次，按苏联专家迪托夫的指示，要在六月中旬进行棉花“脱裤腿”的管理工作，也就是打掉不结棉桃的“油条”。晚上连长召集全连同志作动员，先介绍棉花“脱裤腿”的意义及管理技术，最后作了严格的技术要求，他说，棉花地脱裤腿一定要保证质量，要把裤腿脱得干干净净，绝不留尾巴，新来的湖南姑娘没有做过这项工作，要虚心学习，多请教男同志，男同志有经验有技术，要积极主动地帮助新来的湖南姑娘把裤腿脱干净……
会后，一位湖南姑娘哭着鼻子气冲冲地去质问指导员，新社会还兴压迫人吗？
指导员一时愣住了，到后来才听明白她的意思。他笑着解释道，那是给棉花脱裤腿，打“油条”，一点别的意思也没有。
这时，围拢来的湖南姑娘们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开头住地窝子时，因为它跟地面相平，有时早出晚归，转来转去总是找不到自己的地窝子。有的战士不小心，踏在天窗上，掉进地窝子里，吓人一跳。还有老乡赶着毛驴车，连车带人带毛驴掉进地窝子的。有一次，文工队有个女兵就这样掉进了地窝子，正好落在战士床上。刚刚看完节目回到地窝子的战士一愣，“哗”地乐了。一个战士开玩笑说，这不是文工队的演员吗？真是“人在家中坐，美人天上来”呀！
还有个关于地窝子的故事发生在七十四团四连，该连有个班长姓刘，甘肃人，他母亲五十四岁生他，就给他取名刘五十四。一九四七年，他结婚不久，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来到新疆。起义后成了解放军，家里成了军属。一九五三年，妻子来部队找他。到连队天已黑了，便住进了地窝子。不料第二天他妻子出去转了一圈，回来时就找不到住的地方了。她是昨天天黑进的地窝子，煤油灯豆大的亮，没感觉到地窝子是个什么东西。早上起来一见房子没有，还以为自己是在梦游。掐了自己一把，觉得自己是醒着的。她一边找，一边想，这房子到哪里去了？这些人都住哪里去了？
刘五十四见妻子半天没回来，就出去找她，回到地窝子进口，她停住了，说啥也不进去，她指着地窝子说，这是什么房子，还不如我老家的洋芋蛋窖子，我怕蛇，我不进去。
刘五十四一听笑了，女人却伤心地哭了起来。她找到指导员，说，我这么远到新疆来找解放军丈夫，你们好坏总得给间房子吧，怎么能让我们住洋芋蛋窖子呢，咱家那么穷，老八辈下来也没人住过这样的房子。
指导员又是讲形势，又是摆难处，说了半天，她才进了地窝子，她后来在地窝子里生了一个白胖儿子，小名儿就叫“地窝子”，那小子长大了，取了学名叫刘建新，虽然后来当了老师，但人们还叫他“刘地窝子”。
但在那个年代，快乐是有限的，每个人都得面对自己的命运。但在那个年代，命运不是自己的，是被人制造后，强加给你的。要么是革命同志，要么是牛鬼蛇神，而这些又不是固定的，可能你头天还属于革命同志，第二天就成了牛鬼蛇神，即使这不是自己的命运，选择的方式也非常有限。
集体转业后，师文工队解散，我分到总场，在总场演出队呆了两年。我那时还一直梦想着做一个梅兰芳那样的京剧大师，梦想着成为艺术家。还成天琢磨着坐练唱打。我没想到，命运已站在我身后冷笑。十八岁，我与演出队的演员，也是我原来的丈夫结了婚。然后有了孩子。五九年八月，我请假回湖南给孩子治病。因为大老远回去，我想把孩子的病治得差不多，就超了几天假，没想到，待我回来，他们就把我从二级职工降为零工。后来因为表现好，又恢复为职工，但降了级。没过多久，突然宣布我为“五类分子”。我感到非常吃惊。我去质问领导，我说，我既不是地主富农，也不是右派和反革命，我怎么成了“五类分子”？
你已被定为坏人。那人横蛮得很。
我哪里坏了？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去问人民群众吧！
可是，谁会告诉我呢？
以后就是被斗、关押，打骂，那时虽没有后来的“文革”那么厉害，但我毕竟才是二十岁出头的人，凭白无故地蒙受了这么大的冤屈，心里怎么想得通呢。我真想死啊，但即使死，我也要死到湖南去。我得最后见我妈一面。我也想离开这里，回到老家去，就像一个在婆家受了委屈要回娘家去的小媳妇一样。
我们想在湖南落户。但湖南根本不接受我们。我才知道，全国到处都是一样。每个人是国家的，这国家就是你唯一的故乡，你没法逃避，无处躲藏。他们说，你在新疆是“五类分子”，回到长沙还是“五类分子”，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是“五类分子”。
我们想找一个不把我们看作“五类分子”，而把我们看作“人”的地方。我想到了丈夫的老家——河南省郾城县万金公社万金大队。
我们回到了那里。
这里并不接受我们落户，但作为劳力，我们可以出工，可以给我们评工分，可以按社员对待。
我们几乎一无所有。先借住亲戚家，然后筑了间土墙盖草的房子，便安顿下来。不久，我们发现，这里也有“五类分子”，只是社里不知道我们的底细，所以没有把我们划入。的确，政治运动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你要活命，就必须呼吸它。
河南是个苦地方，三年自然灾害，那里曾饿死过成千上万的人，每一次天灾人祸，也都有人饿死。我们也躲不过。我们吃过神仙土，吃过树皮、吃过糠，吃过各种各样的野菜、苞谷芯子，甚至嚼过野草。但我们在这里不是“五类分子”，我们宁愿这样，也要活在这里。
六五年，河南发生涝灾，庄稼收不回来，全烂在了地里。把人饿得呀，脖子都变长了，肠子都变细了。有一次，好不容易弄到一点野菜，就赶快给儿子煮了吃。我们想让他多吃点，自己舍不得吃，没想吃下去后，全都上吐下泻，最后连爬都爬不动了……我……我知道……中毒了……但爬出去叫人救命的劲……都没有了，孩子他爸……也是……过了好久……才有一个过路的人……人来，但孩子……吃得多……已经……已经……救不了，他……他就这样死……死了，他那时……已满七……七岁……
那简直……要了我的命，我……我觉得自己没法活下去了。我抱着夭折的孩子，死死地抱着，我亲他，一次次亲他……我哭，没完没了的哭……我抱着孩子四天四夜，不让他们埋他。最后乡亲们怕我疯掉，怕我垮了，硬把孩子夺去埋了。我……我扑在孩子的坟上哭呀，哭呀……
人们都来安慰我。人世里的爱和同情大多在最底层，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送来的一个糠饼子，一个野菜团子，一碗地瓜干子，以及那每一句暖人心怀的话。
我像一个躲避着伤害的虫子，龟缩在人世那个小小的缝隙里，等待阴云过去，等待暴雨过去。一晃，十八年过去了。我至今也不相信，我在那里竟生活了十八年。
八〇年，我听说到处都在平反。我决心回新疆去。我身无分文，几乎变买了所有能换来钱的东西，然后几乎借遍了全社的人，才凑了八十元钱，因为这只够一个人的费用，我和丈夫合计了半天，又因为当年被打成坏分子的是我，就决定由我回新疆申请平反，待平反后，他再带孩子过来。
我就那八十元钱，在新疆无亲无故，我是靠着乞讨要饭在喊冤呀，但四年过去了，他们把我安排到一三〇团三角庄老乡队，连职工也没恢复。我五一年怀抱理想，参军进疆，……没……没想到……受了那么多磨难，没想三十多年后，我成了一个没有任何身份的人，我成了一个漂流来疆的盲流。
他们把一个羊配种用的地窝子指给我，说你就住那里。
丈夫随后带着孩子来了，一看这样的情况，气得浑身发抖，转身就走了。八六年，我们离了婚。
丈夫走后，我在一三〇团种了一年地，本想有点收成的，不想一场冰雹，弄得倒欠了一千多元钱的账。
呕气，伤心，越来越老，加之生活艰苦，无论做工，还是生活都感到难以应付，后来，我又找了一个老伴。八八年，我到这里来种菜，是奎屯市农牧公司的临时工，也叫落户菜农，我的档案听说至今不清，能澄清就澄清吧，清不了，就带到坟墓里去，人世弄不清的东西也许阎王爷能把它弄清楚吧。
我们这一代人，怎么说呢，严格地说，是被损害的一代，严格地说，我们只是一些尘土、铁屑、爬虫，一切都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掌握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