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没有比这所学校更厉害的了。就是因为这所学校的培养，我这个小学没有毕业的小女兵主演和编排了全国闻名的舞蹈《葡萄架下》、《鼓舞》、《幸福草原》、《奶茶舞》、《多浪人》、《漠之灵》等。
在南疆的我是快乐的，我像一个天使一样给军营和乡村带去了欢乐。人们不时可以听见我快乐的笑声。但十三岁那年，姑妈寄给我的一封信使我变得沉默了。那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使年幼的我难以承受。
——孟儿侄女，我不得不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你父亲在“镇反”中被枪决了……
我把这封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不敢相信这是真实的。我忍着泪----我不敢当着其他人的面哭，怕他们说自己同情“反革命父亲”。我跑出屋子，一直跑到没有人的地方，才哭了起来，我的泪水“哗哗”地流，湿着我的衣襟。
南疆大地上那片白杨林中，我的哭声如此让人心碎。我突然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如此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只有抱着那株白杨。白杨的眼睛充满迷惘和哀怜。
父亲毕业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年曾随何长工、贺龙一起闹革命，因为祖母的阻拦，他没有随贺龙参加长征。他在华容县是个乡间绅士，虽然后来当过国民党政府的省参议员，但随程潜参加了湖南起义。五〇年就参加了解放军，进军到广西后，就读于广西第四野战军军政大学，毕业后分南宁军区文化科工作。我不相信父亲是“反革命”，但我不得不面对自己是“反革命女儿”这一现实。哭完父亲，擦干眼泪，我把家信交给了领导。我迷茫地问道，首长，我该怎么办呀？问完，又哭了。
那位领导和蔼地说，小梦道，不要哭，出身不由自己选择，道路由自己选择，你已经参军了，就是军队的女儿，不要为父亲的问题背思想包袱，要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工作。
这时候，我已成为不可多得的艺术苗子，我的勤奋，加之单纯，使大家都很喜欢我。经历了那一次打击后，我一下子成熟了。不断的政治运动，使我清醒地认识到，在艺术上自己只能老老实实地做一名普通的舞蹈演员。同时，我也在艺术上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艺术就是我的生命，如果当初仅仅是一个小女孩对舞蹈的自然爱好，那么现在它则是我的人生追求。
南疆军区文工团在五六年撤销后，我调到了新疆军区文工团。这对我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当时的新疆军区文工团在全国全军的名声仅次于总政歌舞团。我更加刻苦地练功，虚心向别人学习，特别是向维吾尔舞蹈家学习，但我不摹仿，总以自己的身心去感悟、领略，然后进行创造。我根植于新疆的民族舞蹈，又赋予汉文化的思想意识，并增加了现代审美情趣，使自己的艺术创作独具个性。这使我很快成了团里的主角。但因为当时的政治原因，我却不能出国演出。我也清醒地知道这没有自己的份。
六〇年，文工团去非洲演出，其他人都去了，只留下我这个“台柱子”在家，我心里自然难过，但也没有办法。我决心下去体验生活，我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南疆，四个月时间里，收集了上千个舞蹈动作，学会了流传在民间的巫舞、酒舞和狮舞，这些古老的舞蹈被我第一次发掘出来，从那以后，我就利用别人出国演出的时间，走遍了天山南北的各个角落，经过我的努力，使军区文工团的舞蹈形成了独特的一派。
六四年，新疆军区文工团去越南访问演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以为自己可以去的，但名单里还是没有我的名字，我有些想不通。为此，军区司令员郭鹏亲自找我谈话，说，这是上面的规定，有几种人的亲属不能出国，这是死政策，谁也没办法，这和你本人没有关系，你千万不可以闹情绪。
我一听司令员这么说，也就释然了，说，首长，你放心吧，我不会闹情绪的。
我被安排去北京教顶替我的演员跳舞。但舞蹈不仅仅是动作，它还贯注着对艺术的理解，对生命的感悟，倾注着自己的体验和情感，所以，我虽然把各种技巧都毫无保留地教给了那位演员，但“外文委”（中央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审查后还是不满意。他们让我演，我演后，他们说，就是你了！他们问军区文化部部长宋肖，何梦道跳得这么好，为什么不让他去？
宋部长说，她出身不好。
“外文委”的人说，出身不好，舞跳得好就是为国争光。我们破格让她去。
宋肖回来后就找我谈话，说，上级决定，由你去越南参加演出。
我一听宋肖这么说，以为是在骗我，是怕不让我去就不认真教。因此，我有些委屈地说，部长，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所以从没想过出国的事，我去不了，也会认真教她的。
这是决定，已决定由你去。
这是她第一次受此待遇，听后，就流泪了。
那次在越南演出非常成功，胡志明接见了我们，并邀请我和李双江、贾米娜、董志波等人一起进餐。胡志明还授予文工团“国家一级国旗勋章”，越南《人民报》评论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西部沙漠发现的一颗明珠。”
无论我在艺术上取得怎样的成功，也无论我为自己和集体获取过多么大的荣誉，都难逃“文革”劫数。七十年代初清理“阶级队伍”，文工团二百二十人清理掉了一百四十人。而我早在一年前就被“清理”掉了。一纸命令，宣布我脱下军装，告别舞台，复转到西安电力电容器厂当工人。我和家人被分开了，孤身一人在那个古老的城市里学习平生第一门技术。我背负着那个“出身”的十字架，适应着一种完全陌生的生活。
我希望自己能忘掉艺术，忘掉在新疆的一切，忘掉那一片辽阔的大地。那种粗笨的工作对我来说是辛苦的，但每当我疲惫地回到宿舍，我常常会忍不住往西北望去，我一听见广播放新疆歌曲，就止不住热泪长流。有时，我实在忍不住，就会把宿舍的门关上，独自起舞。新疆那块土地已使我学会永不消沉和颓丧。我要积极地活着，像维吾尔人那样用歌声战胜苦难，即使衣衫褴褛，赤着双脚，也要舞蹈。我当年就这样鼓励着自己。我最后被评为厂里的先进工作者。
林彪的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后，叶剑英元帅整顿部队，七三年恢复了已中断十多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新疆军区由于艺术人才被清理得差不多了，已排不出像样的节目。离会演只有一个月时间了，节目还没有排出来，军区为此开了一个常委会，决定给总政治部打报告，不参加这届文艺汇演。但总政的批示是，新疆是“反帝反修”的前线，如果没有新疆参加，不但在国内，在国际上也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处于“反帝反修”前线的新疆军区不参加全军会演是个政治问题，所以不参加是不行的。军区的将军们感到了事态的严重。这时，赛福鼎看了军区的演员名单，问道，何梦道呢？
在西安当工人。
立即打电话调回！
接到让我火速回疆的调令，我悲喜交加，欲哭无泪。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创作并担任领舞的《奶茶舞》立即轰动了舞坛，它的成功，代表民族舞蹈的复苏。随着我的名声远播，有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一位首长看着节目单，一看我姓何，又是湖南人，顿时起了疑心，对身边的人说，这不会是何健的孙女吧？不知怎么搞的，这个消息一下传开了。一时间沸沸扬扬，都说我是何健的孙女。这可不得了，因为杨开慧这就何键杀害的，我爷爷杀了杨开慧，而我却在全国风光，这使当时正在把《奶茶舞》及其演出盛况拍成纪录片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犯难了——这个片子还拍不拍呢？不拍，可惜；拍吧，主角又是这种情况。
当时，文工团已知道了这传闻，就我自己一心投入在纪录片的拍摄中，还不知道。这是因为谁也不敢把这消息跟我说。
我丈夫刘玉喜止不住了，找了个机会装作无心地问道，你知道你爷爷叫什么名字吗？
小时候就叫爷爷，没留意他的名字。
那你赶快写信回去问问呀。
怎么了？
你就甭问了，快写信吧！
是不是又有什么事了？
我丈夫见我追问，只好告诉了那传闻，我的脸当即就吓白了，当即给家里去了信。
我焦急地等待着回信，弄得我两个多月抬不起头来。
回信来了，一看才知道爷爷叫何百里。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奶茶舞》使我走到了艺术生涯的顶峰，但年龄使我不得不退出舞台，担任编导。
一九八五年，我父亲的冤案被平反，华容县政协为父亲造墓立碑。至此，离别故乡已三十四年的我，第一次回到了华容县老家，第一次站在父亲的墓前，为父亲献上花圈，敬了个庄重的军礼。
六.佚名：活着就是胜利，就是占胜恶的唯一手段
我解放时，正在南方一所著名的大学读书。我学的是英语和法语。我向往欧洲文明。父母都是大学的老师，家教很严，我从小就养成了刻苦好学的习惯。我的成绩很优秀，这也是我虽然历经五十年坷坎，在狱中呆了二十三年后，至今仍能流利地说这两种语言的原因。
一九四九年是中国人命运大转折的一年。新的国家诞生了。父亲不愿去台湾，他想让我们全家到法国去。他不是一个政治家，只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对新的国家没有认识，所以也没法去爱。但他热爱中华民族，时常为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而忧。他去法国，也是为了在适当的时候能够回来。
我没有跟父亲去。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得留一个将来欢迎你的人。
父亲虽然很是舍不得，但还是放心地留下了我。他认为我仅仅是个学生，一个有知识的青年，没有在旧政权中谋过事，不会为谁承担什么责任。我留下后，就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回到祖国的决心了。
几乎自解放战争一开始，校园里的气氛就不甚宁静，显得十分浮躁。解放军进城时，我们都去欢迎。那是一些跟泥土和血汗一样朴实的军人，他们给我的感觉不是从血雨腥风的战场上走来的。而是从一块丰收了的田地中走回来的。没有大多数军队获胜后的不可一世，飞扬跋扈，而是像从农田里劳作归来的农民一年热情谦和，小心谨慎，甚至有些害羞。从他们身上，我一下觉得放心了，觉得原先的担忧和惧怕是多余的，甚至觉得家人大可不必为了这种忧惧而远走异国他乡。
我当时幼稚地想，在这个新的中国里，我会像一个生活在农村的人一样安宁，有田园诗一般的情调，有苦涩辛劳、有单纯而亲切的人际关系，充满着互助、关怀与和谐。可能也有农民式的纷争，但不会发展到互相倾轧和斗争——是的，那些军人是多么像我乡下的亲戚和朋友啊，我感到从未有过的亲切。
这是我后来加入解放军行列的原因。
刚解放时，我常常可以收到父亲辗转澳门或香港寄来的信。我也写信告诉了我对新政权的感观。我劝他尽快回来，不想他却害怕了。至于为什么，他在信中没有说。他在信中已流露出对我命运的担忧。
但我当时并没有在意，认为他的担忧是多余的，仅仅出于父亲对女儿的爱。
后来，与父亲的通信越来越困难，最后，我写的信都退给了我。到当兵时，我与家人的联系就完全中断了。
我当兵是为了过一种新的生活，新疆的遥远和神奇令我向往。在当时，这也是不多的能走向远方的方式。
我没有觉得西去的路多么荒凉，因为它充满了传奇色彩。我知道这条路上走过许多伟大的行者，比如张骞、班超、法显、宋云、玄奘、耶律楚材、马可.波罗等，他们那穿越文明的脚步声一直陪伴我。加之我的亲人在遥远的异国，所以我所到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我没有思乡的情绪，只想向前，向前，走到越来越远的地方。
我一直到了疏勒。
我一下热爱上了这个地方。帕米尔高峻的身影，开阔的绿洲，奇异的民俗，空气中尘土和居民身上散发的气息，白杨林、泥坯屋、面纱、艾德莱丝绸、骑士、驴车……这一切使我像是来到了一个梦幻中的地方。
我先是到了二军的一个骑兵师，当时它驻在于阗，是为了进军西藏而组建的。我曾骑马跟随慰问团翻越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冈底斯山到阿里慰问部队。不久又调到喀什。
回到喀什不久，一位领导给我介绍了一位旅参谋长。他当时二十九岁，是在抗战期间投笔从戎的，军人气和书生气兼而有之。在当时的师团干部中，像他这种读过大学的并不多。他的干练精明、彬彬有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当时已听说过部队中女兵的婚姻问题，原来一直不信。后来知道了真相，还抗议他们包办婚姻。在一次舞会上，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真地对我作了解释。并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坚决拒绝分配给他的夫人。我当时对他的解释虽然不满意，但我知道他只能这么说。他也同时向我透露了他仍然单身。
那时部队经常组织舞会。他的舞跳得很好。每次他都是主动的、有礼貌地邀请我跳舞，不像有的领导，等着女兵去邀请他。我们常常一边跳舞，一边谈些曾经看过的书。在交谈中，我知道他对西方的文学、哲学和历史都很了解。他也把当时能搜罗到的书借给我看。我们渐渐成了朋友。在当时，他是我唯一能够交谈的人。
我当时不知道，组织上在介绍我们第一次认识时，已把我“定”给了他。当时组织决定的，很快就可以结婚。而我们从相识到相爱却长达两年之久。他尊重我的选择。尊重我们的内心，尊重我的情感，这在当时是很少的。我一直不明白，他在与我的相处中，是怎么做到不以一个首长的面孔出现的。我们是平等的两个人。我承认，我爱上了他。当时的很多女兵都是在没有任何爱的情况下结合的。我庆幸自己拥有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