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时，就有一个追求我的男生，但我不爱他。我告诉他我即将在部队结婚的消息后，他曾割腕自杀。他因爱生恨，怀恨在心，最终陷害了我。一九五五年八月，在肃清反革命运动中，他写信给部队说我父亲是中统特务，说我是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自上大学开始，就加入了特务组织。我当时结婚才一年多，与爱人过着幸福的、充实的、带着理想色彩的生活，我们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的未来都是乐观的、充满信心的。
我记得是二十七日的晚上，南疆的月亮很亮，天空很蓝。丈夫在伏案工作，我喂完刚三个月的女儿后正准备睡觉。有人打电话叫走了丈夫，他刚走，几个人冲了进来，说我被捕了，让我跟他们走。我大声申辩。孩子吓哭了。我想哄哄孩子，他们不让。他们抄走了我的日记、信件和部分书籍，粗鲁地、强行地给我戴上手烤，把我押走了。
几乎没有任何审判，根据我原先那位同学的诬告信和父亲给我的部分回信。我成了国民党中统特务，被宣判为“历史反革命”，要判处死刑。可能是丈夫作了工作，后来被判处无期徒刑。在押往监狱之前，他们强迫我与丈夫划清界限。为了我爱的人和我的孩子，我同意了。
我想见见孩子，他们没有同意。
即使到了塔克拉玛干大漠中的监狱里，我还觉得自己是在做一场恶梦。但黑暗的牢房、冰冷的墙壁，牢固的铁窗，使我知道那是现实。
家人远在异国他乡，丈夫和孩子不能再相认，我身陷囫囵，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切梦想转眼间破灭了。想到这里，我想以死伸冤。我咬破中指，用血在墙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冤”字，然后一头撞到了墙上……
……但我……却没有……没有死成！我……我被他们……抢救……后，不再让我回……回单人牢房，而是放在一个大牢房中，让五个女犯轮流……监视……我……
我身高一米六七，是公认的美人。我的命运似乎印证了“红颜薄命”那句古话。监管人员垂涎我的美色，千方百计想占我的便宜。
那次自杀未遂后，我就决定无论如何我都要活着——即使像牲畜一样活着，我也要活着。除非他们枪毙我，我决不自杀。我认为活着就是胜利，就是战胜恶的唯一手段。我要活到他们向我忏悔为止。我要用活来证实良知曾被彻底泯灭过。
半年后，我又被安排到了单人牢房，能摆脱那群魔鬼样的女人，我暗自庆幸。我找到了打发时间的方式，那就是默记英语和法语单词，有时还用法语和英语自己跟自己对话。
有一天半夜，狱里的一个头来到了牢房，显出让我受宠若惊的亲热样子，与我拉起了家常，最后说，只要你好好表现，我可以给你减刑。
他以后就三天两头地来，一来就无话找话地聊上半天，磨蹭着不走。我已知道他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所以时时防备着。他说什么，我都以冷漠回敬。有一天，他终于扑向了我，无耻地说，只要我答应他一次，就为我减刑一个月。我给了他一个耳光，大叫着让他滚。
他恼羞成怒，临走时恶狠狠地说，你不识抬举，我们就走着瞧吧！
过了几天，我被换到了一个偏僻的单人牢房，我感到了这是不祥之兆，要回到原来的牢房中去。他们“哐”地一声关上了铁门。我见了，就威胁说，你们敢把我关在这里，我就自杀。
那个家伙说，你自杀吧，反革命分子在这里连狗都不如，你死了，就当死了一条狗。
当天半夜，有三个人打开了牢房的门，他们进来后就对我劈头盖脸一阵毒打，把我打倒在地后，堵住我的嘴，把我按倒在地，他们轮奸了我。这样的事后来就经常发生。在他一九六八年调走时，我在监狱中先后生了三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孩子。
我……我只能说……我的灵……灵魂是高洁的！我后来还知道，由于肃清“反革命分子”时打击面过宽，五七年曾进行过甄别平反，正是那个头说我是真正的反革命，没有执行。
在那十二年的时间里，他就以这种卑鄙的方式强暴我。我……我认为我……我的肉体早已不在……一切恶……都只能占有或消灭我的肉体，却永远！永远！不能占有我的灵魂！
我说过，我不会死去。在他们把我当成一条狗，让我像狗一样去死时，我要像人一样活着。我要等到昭雪的时候，我要等到恶受到惩罚。如果我死去，这一段罪恶就刚好被恶轻易地抹杀。作为人类可以唾弃的恶就会以为没有发生过。我愿意把我肉体所承载的罪恶向人世昭示，在良知面前，我才能控诉！
但直到一九七八年，我的冤案才被平反。重新获得了自由，从监狱走出时，我的头发已白完了。一九七九年，我把三个强奸犯送进了监狱。
但我不能忘记，我要在一个适当的时候，把我的经历讲给我的儿子、孙子。我至少要让他们铭记，不能沦为禽兽。
作家戴厚英在一本书中写过这样的话——
上帝的交给上帝，魔鬼的还给魔鬼。自己的，就勇敢地把它扛在肩上，甚至刻在脸上！
七.肖业群：从“社教”开始，我就一直是“黑样板”
我父亲原是国民党空军上尉，我的少年时光就是在迁涉中度过的。父亲的战斗机停在哪里，我也就到哪里去。先是桂林、贵阳，再是成都、长沙，最后到了上海。到达上海后，日本已经投降了。内战很快就全面爆发。到四八年，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已日薄西山，父亲将我和母亲送回长沙，说是让我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以便上学——我四岁开始发蒙，但因为父亲转战四方，所以直到新政权建立，我才上完高小。其实我父亲也有迫于当时的战争局势，要把亲属转移到国统区后方的考虑。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大势已去。一九四九年元月，我父亲回到宁乡。父亲一脸忧郁，心事重重。他先到祠堂祭拜了祖先，再和亲属一一作别，像是要进行一次远行。当他跪在祖母跟前时，他流下了热泪。
爸爸，怎么回事呢？你又要去打仗么？我看着父亲，不解地问。
父亲猛吸了一口烟，说，是的，一场恶战，打完可能就不再打了。
为什么？
因为有一方的老本已快输完了。
打完了仗，你就回来吧，可以安定下来了。
好的，打完了仗，我哪里也不去了。
可你打仗为什么还要把弟妹和妈带上？
你弟妹小，跟着我我放心，你妈是去照顾他们的，你要听奶奶的话，发奋学习。顿了顿，他含着眼泪，对我和我姐姐说，你们生活虽然尚难自理，但已有自谋生路的能力，我先把你母亲和弟妹接走，过些日子再来接你们。
他把我和姐姐留给了祖母，当天晚上就悄悄地走了。我们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三十年之久。
而我的叔父，也即与我一同入伍的堂妹肖哲明的父亲肖学太则因当年轰动全国的“宁案”，早在三十年代就家户喻晓。他同时也是宁乡人民革命史上与***、何叔衡、谢觉哉等具有影响的风云人物。然而，一九五二年，宁乡县将地下党员肖学太作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处死了，造成了一大冤案。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弄清了肖学太的身份和“宁案”的事实真像。这里有一份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五日出版的《党史通讯》，里面有一篇文章，文章是这样说的，我念给你听——
肖学太是一位进步知识分子，马日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度脱党。1929年重新加入我党，奉命做地下工作，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宁乡县党部书记长。1932年，叛徒梅仲登供出了肖学太与中共地下党员肖梅雨的关系，于是肖学太、肖梅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被解往长沙。湖南军阀何键要求将肖学太就地正法，由于国民党CC系与湖南军阀何键之间的矛盾，陈立夫则搬来蒋介石的手谕这张王牌，要湖南将肖学太全案人证先送汉口，后交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审理。为了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反对在湖南倒行逆施的何键集团，经地下党员张子珩和民主人士胡良瀚等联络发动，由贺耀组、叶开鑫等资助经费，近千旅京湘人在湖南会馆集会后，前往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请愿，并用传单揭露了何键残杀湖南人民和汪精卫包庇何键的罪行，声援了“宁案”被捕诸人。1933年9月，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终于宣布肖学太无罪释放。“宁案”发生后，上海《申报》和天津《大公报》都作过详细报导。参与发动南京请愿的张子珩是奉党中央之命打入国民党军事部门的地下党员。他同许多避难到南京的同志一道，利用业已演变激烈的国民党内部斗争，揭露了何键等反动军阀的罪行，扩大了政治影响，实际上把这场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变成了我党领导的揭露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的斗争。这场斗争的胜利，是我党在统一战线和地下斗争方面取得的成果之一。
我父母及弟妹身在海外，叔父肖学太又被镇压。我的家庭出身也由减租反霸时的中农，土地改革时的富农，在土改复查时“上升”到了地主。
这三重东西像大山一样压在我的身上，使我在“文革”前的漫长岁月中一直难以抬起头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