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说的情绪主干就是这样，不用谴责，老老实实地把事实写给大家，不要掀起一种激烈的情绪。我也没有提纲，我想什么就写什么。写的方法可能也有一点意识流的。
——黄永玉
90岁，人称“耄耋之年”，只有不多的人可以幸运地活到这样的年纪，一旦到了这样的年龄，夫复何求呢？而且也没有人再要求你做什么了，“活着”就是你所要做的所有的事了。但是黄永玉可不这样想，恐怕不是不这样想，而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只是不停顿地做，他的创造力让他停不下来。2013年7月28日，《黄永玉全集》首发式在北京饭店举行，全集收录了黄永玉的美术与文学创作作品共14卷。其中，美术编8卷，文学编6卷。
2013年8月16日，“黄永玉九十画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展出作品300余件，共分为五个部分。其中两个展厅所展出的作品是其近十年的新作。2013年9月3日，黄永玉首部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在国家博物馆举行了新书发布会。
在大家纷纷祝贺他新书出版的时候，黄永玉却说：“你想想看，一个老头到了90岁，脸上、全身都长了‘青苔’的时候才能出这部书，是个喜剧还是个悲剧？为什么到今天才能出版呢？我现在就想，如果在50岁，哪怕是60岁来写多好呢！真是想起来就遗憾。”
他的创作力之旺盛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点，承办这次黄永玉九十岁画展的国家博物馆的副馆长陈履生先生感触最深：“在他的这次90岁画展之前的一个月，黄先生还花了四天的时间画了一幅（丈二）白描荷花。因为在他看来呢，一位画家最能见功力的是白描。在这次展览会有两幅白描，最近一个月画的白描荷花是最新的，是整个全场三百多件作品中最新的一件作品。我曾经说过，这件作品是黄先生的体检表。因为能够花四天时间画出这样巨幅的一幅画，他就不需要体检了，他身体很好。”
黄永玉的画涉猎很广，但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荷花，他也由此被人称为“荷痴”。陈履生说黄永玉爱荷花真的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在北京通州构筑了万荷堂，他为自己取名叫万荷堂主人，也表明了他对荷花特别的欣赏。重要的是当代画家构筑一个万荷堂，作为自己的一个生活基地，整天能够见到荷花，能够感悟荷花，能够体会出这个朝阳和夕照的不同的感觉。雨中的荷花、风中的荷花各有不同，那么这种情态正如当年郑板桥画竹子一样，‘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因此，他一以贯之地去画荷花，而且做这个近20年，从来没有停顿过，并且画幅越来越大。”
黄永玉画的荷花，没有那种清高、出世的孤傲，而是给人一种绚丽灿烂、蓬勃丰满的感觉。
这种对荷花的感情和由此而生的画风源自于他童年时期的经历，因为茂密的荷塘曾经是黄永玉幼年温暖的避难所。在他小时候，外婆家城门外就是一个荷塘，每当小黄永玉出了什么事或调皮了，外婆要找他算账的时候，他就把一个高大的脚盆滚到荷塘，自己躲在里头，一动不动地待两三个钟头。
荷叶婆娑、荷花无语、流水潺潺，那一池荷花留给小小少年的该是怎样一种温暖的感觉呀！
在他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中，黄永玉借由作品中的小小少年“序子”的口，说出了他当年的感受：“序子喜欢一个人蹲在水里，只露出脑壳在水面上看水，想水，让水波轻轻拍着脸颊，拍着岩头。这就像是天底下只有他一个人了，让所有人都忘记了——一种美丽的凄凉和悲哀。
“序子对贴着脸颊慢慢荡走的河波想：‘我晓得你们早晚流到哪里去的。洞庭湖、长江、大海，等我长大了我也会走的，你等着看好了，我会远远地走的！’”
谈到黄永玉笔下荷花的魅力，陈履生说：“荷花为什么如此吸引他，荷花的魅力在哪里？我们可以考察古往今来画荷花的画家。真正画荷花的是20世纪中的两位大家，一位是齐白石，一位是张大千。齐白石的荷花和张大千的荷花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画风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形式语言和笔墨风格几乎是一致的。人们一看就知道，哪个是齐白石的，哪个是张大千的。比如说齐白石画荷花，他拿出100张荷花出来，荷花的变化很小，所有变化只是说枝叶以及荷花本身的变化性，而没有这种绘画风格和样式上的变化性，张大千也是这样。黄永玉的所有荷花风格不是完全一样，绘画的方式也不完全相同，有些荷花也未必有人认出是黄永玉的。有的和他的风格还完全不一样。他追求跟过去不一样，跟自己不一样，他在变化中寻求它的趣味性，很显然，如果用同样的一种方法画，这种趣味性无疑会衰减。比方说，齐白石的作品，就有在荷花下画鱼的不下万幅，他画了很多，但是这里面没有变化，很少有这种多样性的、趣味性的表达。黄永玉先生的荷花呢？这次我们通过展览会可以看到，就画法而言，它至少可以有30种不同的方式，如果在30种之间，再有其他穿插的话，就会形成无数种丰富性的变化。他不固定于一种画法，我想这是他最大的特点。我想一个艺术家如果固定了自己的画法的话，就限制了他自己的创造精神，创造的活力以及他这种趣味性的表达。因此这也是我们欣赏黄永玉先生荷花的时候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点。”
有人说黄永玉的画不是中国画，对于这一点，陈履生有着他自己独到的看法：“黄永玉先生的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画，这一点是没错的。因为他的画风确实偏离了传统中国画的发展轨迹。但是我们今天要反问：在21世纪，我们的中国画应该是什么样？经历了20世纪中国绘画发展的改造、改革以及创新，实际上我们所见到的当代中国画都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画。那么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黄永玉先生率先革除了传统中国绘画中的很多致命内容，比如说应该用毛笔绘画他用排笔，排笔就不可能有传统中国绘画的中锋用笔，这里面就发生了变革。另外他有时画荷花和荷叶的时候用丝瓜瓤蘸颜色，甚至不用笔了，也不用传统的毛笔或者少用传统的毛笔，或者是改用了西画中的排笔，这种技法层面上的改造无疑会带来形式上的变异。这种形式上的变异，从核心问题上来说并不影响我们对中国画的认可问题，因为我们中国画看笔墨，看气韵，看形神，有一些它的指标性，这个指标性并不是都建立在中锋和毛笔的基础上，尤其是经过20世纪发展之后。徐悲鸿画的中国画，人家当年也说它不是中国画，不是传统的中国画，那么蒋兆和与李斛等一批国立艺专的教授到中央美术学院，那这些教授们的画都认为不是中国画。因为他们画人物、画阴影、画天上的月亮等都用烘云托月的方法，这些方法都不是传统中国绘画的方法。黄永玉先生当年曾经有一句很有名的名言，他说以后谁要再说我的画是中国画，我就告他去。他认为我画的是不是中国画对于他来说不重要，但我认为，是不是中国画对他来说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