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大声喊道：“你刊登这么篇文章想干什么？”他猛然抓起桌上放着的《英文导报》，那是早上刚刚出版的，指了指上面的一篇文章，使劲甩了几下，塞到我面前。那篇报道写的是，中国欠了外国贷款，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可仍然没有还。
我比他火气还大地反问道：“你这样又是什么意思，我发表一篇新闻，难道也要你指指点点吗？”
“柯乐文说过不会对这件事进行报道的。他用一堆毫无价值的股票换了我一万五千美元当作他的工资，并且回了美国，可现在竟然说话不算数。”顾博士又高声喊道。
我毫不费力就知道了柯乐文那笔所谓工资的来源。
我把协议中柯乐文授权给我的事告诉了顾博士，告诉他我对《英文导报》新闻方针的决策拥有最高控制权，对我不喜欢的社论也有不予发表的权力。听完这些，他的怒气才小了点，接着又把矛头指向了已回美国的柯乐文。我们说了会儿话以后，空气变得缓和下来，顾博士不再像我刚来时那么严肃了，态度谦和了许多。在谈话过程中，他给我讲了一些关于中国内政外交方面的情况。在后来的时间里，他讲的这些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后来再也没有要求我对新闻做不该有的改动，也没有要求过我不准发表某个新闻，尽管有时我发表的东西也有可能会触及他所在政权集团的利益。
那年冬天，长江流域的国民革命军经常会有胜利的消息传来，而北京却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国民党当时正在实施亲共政策，和共产党走得很近，对外国势力的排挤显得尤其严重，经常会采取一些凶残暴虐的手法对付外国人，特别是教会和传教士。这种做法，最终激怒了美国、英国和其他条约国。每个国家立即开始着手安排防御措施。在上海，仅英国和法国租界内调来的部队就已经超过了两万，这只是第一批，还有正在路上的后援陆续赶来。
在五十英里左右的上游地带还停着两艘舰艇，那是日本的海军部队。他们只要听到枪声就会抓紧时间到达交战现场，急切地想和中国的军队打一仗，可战斗已经结束。日本的两位舰长由于没有赶上这次战斗而非常后悔，竟然还哭了起来。
这件事是当之无愧的重大新闻，为了突出，我对这个故事进行了着力描写，在《英文导报》头版八栏都使用了大标题，导语用的是粗体字，还是双栏的。
我第二天就被请到了柯乐文的私人办公室，进去便见《英文导报》的三位董事坐在里面：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基督教青年会书记德怀特·爱德华兹和半教会性质的华北语文学校校长皮特斯博士。看来好戏要上演了。
司徒雷登担任三个人的代表，他开口说道：“我们来这里是因为《英文导报》被你弄成了一份不可原谅的报纸，你还故意夸大事实，我们对你的这些做法感到不满，表示抗议。你不但把南京事件放在头版，还用了使人震惊的大标题，你必须负这个责任。即使你要报道这件事，也只能把它放在内页，使用单栏标题就可以了。”
我有点怀疑自己的听力，无法确定这些话的真实性，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了。他们重新说了一遍此行的目的之后我才反应过来，像给小孩子讲道理似的，我开始慢慢地和他们讲解。我说这条新闻绝对是最重要的。用美国军舰打中国人，这是自义和团之乱后二十六年来第一次，这么重要的事当然应该占头版。这条新闻在美国和欧洲也肯定会被安排在最显眼的地方。
他们认为，南京事件一定会伤害到中国人民和美欧人民之间的感情，这样会影响到他们在中国事业的发展，如传教、办学校、办医院等。因此他们觉得，像这一类的新闻一定不能报道，即便报道也要尽量不能让事态扩大。
我无法说服他们，他们也改变不了我的想法，形势搞得非常紧张，几乎一触即发。最后，我只得拿出当时和柯乐文签好的书面协议，里面明确写着由我掌握着办报方针和新闻版面的绝对权力。我对三位董事说，他们如果继续坚持的话，二十四小时以后我就离开。他们若是还要用董事的身份正式抗议，我就马上辞去职务。
从那以后，直到第二年春天以前，我再没有见过那三位董事。后来那次见面是因为我有件急事找了他们三个人。我怕事情会影响到报纸的存亡以及柯乐文本人的名誉问题，所以一定要和他们当面谈谈。
这次事件和北京《英文导报》以及该报代理总编的关系密不可分。1927年春天，苏联大使馆受到一次侵袭，这是事件的起因。张作霖大帅当时已经从满洲迁到北京，他掌控着京津地区的一切。出身苦力、名声坏透的张宗昌是张作霖的盟友，他占领着拥有三十万人口的山东省。
上海和南京则由蒋介石掌控着，长江下游的人力和钱财来源都由他掌握，他当时正在与汉口的中国共产党瓜分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强国和中国政府都开始怀疑北京使馆区内的苏联大使馆。他们认为，苏联使馆内藏匿着大批中国共产党，这些人一定在四处谋划，不只反抗北方的军阀政府，而且坚持反对各个缔约国所提的意见。
根据使馆区当时的要求，不允许带有武器的中国人以及中国各类军警人员进入大门。有中国政府要员进入时，可以带着保镖，但武器一定要暂时扣留。各个缔约国的大使和公使们虽然怀疑苏联使馆，但他们自己并没有办法组织武力进行侵袭。他们只好暗示同意张作霖的部下进入使馆区，对苏联使馆实施了突然袭击。而其实苏联使馆还拥有着法律赋予的不容侵犯之外交豁免权。
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和躲在里面的中国共产党人被这次突然袭击搞得猝不及防。苏联人曾试想毁掉那些文件，可仍然被政府搜出不少。使馆房屋外有设计好的机关，他们想利用机关把文件放进壁炉中，然后倒上煤油销毁，但不幸被中方军警发现，用水浇向烟囱，把火熄灭了，文件最终没能全部销毁。
这次行动逮捕了大批中国共产党人，被捕者不断地叫骂，可还是被中方人员拖出使馆区，带到了中国管辖范围。两名漂亮的年轻女性也在被捕之列。中方把所有的被捕者都关押了起来，用各种残酷的刑罚对他们进行百般折磨，想从这些人口中得到他们同党的名单。这些被捕者最后全被吊在绞刑架上处死了。
这件事理所当然地成了世界各地所有报纸的头版新闻。可是北京《英文导报》却遇到了天大的难题。政府从苏联使馆搜获的文件中，有很多柯乐文写给冯玉祥的信件。冯玉祥当时还在张家口，和苏联的关系十分密切。其中有一封是柯乐文写给冯玉祥的，让冯尽快支付“协议中规定的一万五千美元的预付款”。除了信件，政府还查到了很多收据，上面都有柯乐文的签名，是苏联替冯玉祥给柯乐文的补贴收据，每月都有。
北京《英文导报》是隶属于美国公司的资产，还有一部分中国人也是股东。尽管报纸的出版有治外法权的保护，但是因为报馆开在北京，所以不可避免就要受张作霖的制约。张部和冯部在过去一年中的交战几乎没有停歇过，《英文导报》却每月都在收着冯的补贴。过去就有些人经常恶意指责柯乐文是“红色”人士，或更进一步说他是名副其实的“赤党分子”，这件事发生以后，那些人更有可以利用的借口了。
我于是很快给司徒雷登、德怀特·爱德华兹和皮特斯打了电话，约他们见面。刚过中午，他们就带着其他董事一起过来了。我跟这些人说，文件被查的事第二天就会刊登在《英文导报》的头版。那些董事听后颇为震惊，他们一致表示不同意。我给他们讲，天津、上海、香港地区和马尼拉等地全部的英文报纸必然都会把这件事刊登出来。假如《英文导报》不依据事实重点报道的话，别人肯定觉得我们是对罪名默认了。
柯乐文当时正在离开芝加哥去往温哥华的途中，他打算从温哥华乘船来中国。我提出让董事会马上给他发份电报，说明查获文件的详细情况，极小的细节也要说明。还有更要紧的是让他给个回复，对被发现的文件作个解释。
那些董事们既不想花冤枉钱，也不愿意给柯乐文带去“不必要的麻烦”，他们拿不定主意。他们觉得，等柯乐文到达北京后应该能够更好地处置这件事。
我又一次提醒他们，如果到四周以后再对这么严重的问题作解释，肯定无法抵过新闻当时带来的影响。我想让那些董事们搞清楚，关于那些收据上提到的让人质疑的交易，如果柯乐文有合理的解释，就一定要在新闻登出后二十四小时以内公开，最晚不应该超过四十八小时。可董事们对我的话置若罔闻。
发生查获文件的事情以后，《英文导报》的收益开始急剧下降。原来预定好的广告被收了回去，原来的订阅者也因报纸受到谴责而退订了，原来接的外面的印刷活也找其他报社去了。北京另外一家报社——《华北正报》却捡了个大便宜，对他们来说真是喜从天降。《华北正报》发表声明称报社隶属于日本，报社资金的来源是庚子赔款中付给日本的那部分，而且指出，办报宗旨是“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这家报纸实际上是真正代表日本言论的机构，它对巩固日本在华的位置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柯乐文到达北京时已经是夏初时节了。他抵达后的第八天经过商议决定，允许我离开北京的《英文导报》。因为那次苏联遭袭事件，使柯乐文和冯玉祥之间的秘密交易败露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不满。很多美国人和英国人在街上碰到他后，都对他不理不睬。我对他们一家被那么多人孤立很是同情，所以在他们到达北京几日后，我邀请了他们到Wagons-Lits旅馆参加一个小聚会。可是没想到进餐时，那些老朋友对他们一家都特别冷淡，连我也跟着蒙受了耻辱。
夏初时，我从柯乐文家的大四合院里搬了出来，住到了一个名为北方旅馆的套间，我开始寻找新的工作。在北京度过的这九个月，更加坚定了我留在中国的决心，我决定从头到尾看完这个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