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初刚到中国的时候，美国驻中国公使是马慕瑞。1929年秋天时，他辞退了外交工作，返回了美国，这让我很是忧伤了一阵。论公，我很敬重他；论私，我把他当作了十分要好的朋友。我感觉他的离开让美国外交史上从此少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代表。
马慕瑞后来还是干回了外交工作，他先在波罗的海附近的几个国家出任公使，后来又被派往土耳其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成就显著。
我到北京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到使馆区拜访了他。他了解了我的情况，看见又多了一位来华工作的美国新闻人，感到喜悦而宽慰，并且也觉得有必要想办法让美国民众对远东所发生的事情主动关心起来。
他说道：“我害怕美国人民还没有意识到这边情况的重要性，这里的形势就控制不住了。到那个时候，我担心咱们的认识不够专业，制定不出合适的对策。”
正说着，他不知为何转变了话题，说：“顺带问一句，你打算在中国住到什么时候？”
我什么都不清楚，只是随便地说：“噢，这个我也不太确定，可能是十八个月，也可能是两年。不论多长时间，我想等到情况稳定下来，有始有终吧。”
马慕瑞听后毫无顾忌地大笑起来，笑完后又跟我致歉。他说：“我听到有始有终，想起来一个老德国人的故事。他住在北京附近，因在马家堡村开了个烧砖厂，被大家叫作‘马家堡公爵’。这位老公爵在中国有三十多年了，义和团起事之前他就在这里。他以前在朝廷的时候想要什么有什么，外国人都要通过他牵线搭桥才能拿到政府的公文。最得意的时候，他生活得就跟大清的王公贵族差不多，外出时乘坐着由四匹马驾驶的车盖很高的车，前前后后跟着很多穿着号衣的仆人。义和团闹事以后，他也说要‘有始有终’。
“时间过了一年又一年，公爵一直做着回德国的准备。后来，差不多是在十五年以前，他突发奇想地开始种树了。在最中心的地方，他给自己建了一处坟地，然后在外围一圈接着一圈地种。我认为假如你想有始有终，不妨跟这位公爵学学，去弄一块地，也好开始栽种柳树了。”
想有始有终，做起来真的有些不容易。1927年夏天的一段时间里，我觉得自己快要坚持不到冬天了，就更别说等到这里的局势趋于稳定，从乱世变回太平了。我没有找到一份有薪水的工作。我曾经服务于费城的《公共记录报》，他们每个月付给我七十五美元的工资，可后来这个报业集团突然宣告破产，倒闭了。买我稿件的北美报业集团联盟旗下的各家报纸对远东事务越来越不感兴趣。
我为了维持生活，曾经干了六周的京戏公关工作，在此期间，我把梅兰芳将要访问美国的新闻发给了美国各家报纸。中国的京剧名角——梅兰芳，后来到美国做巡回演出，非常受欢迎，每场演出都人满为患。我干了一阵之后，梅兰芳感觉这种宣传方式花费太大，实在支撑不起，我也就停工不干了。
接着，张作霖大帅提出，想邀请我出任公关经理和外事顾问，我感觉这工作听着挺有意思的，也有些罗曼蒂克。
这个东北军阀大帅张作霖，虽然个子不高，但权力可不容小觑。他很明显是打算自立为王，在故宫中建立起可以屹立千年而不倒的政权。在他的命令下，这里设立了一个典礼处，专门负责起草制定朝廷礼仪；把工匠请来，负责设计御用瓷器；还规定要像大清朝时那样向北京孔庙行叩拜大礼。每次他外出时都要求兵士先把所经之处增设警戒，命令商铺关门，还要在路上撒一层“金沙”。
听说张作霖想称帝，中国北部地区的反动势力和保守派极端分子立即开始谋划，想着如何才能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有所成就。城外面的一座破庙里住着大约三百名前朝时的太监，他们生活得非常窘迫，听说张大帅想当皇帝，都盼望着能够回到以前在宫里的日子，接着干他们那勒索民财、谋求私利和施展阴谋诡计的勾当。
我来到外交部，找到马慕瑞，想知道他对张大帅邀请我的事有什么意见。
他说：“我不反对，只要他的政府能和我们国家相安无事，只要他这个岗位是透明的和有效的，我们又为什么要反对哪个美国人参加这个工作呢？我要提醒你的是，如果你真的做了这份工作，务必要保护好自己。你要让他们预先付给你工资，至少存半年的工资到你美国的账户，以防他的政权被其他势力颠覆，或者美国政府否定了他的政府，那样的话你也不至于白忙活一场到最后拿不到薪水。”
话说到这里，马慕瑞停了一下，手中拨弄着一只镇纸的白玉猫，好像在思考着什么似的，一会儿他又接着说：“在你决定去不去之前，要多多观察，多多思考。目前正是中国人之间互相倾轧的斗争时期。有一部分外国记者以不同的方式，收了这些势力中某一方的钱，继而就要服务于这一方。你应该看看这些人的结局怎么样。”
我在观察和思考之后，给张作霖写了封信，信中拒绝了他的邀请，并为不能答应他的邀请表示非常抱歉。
到了这年8月份时，我必须得承认，要想在中国找一份自己愿意干又能挣钱的工作实在是太难了。我发了很多电报和信件给美国的报社及通讯社，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份驻远东的差事，结果都是徒劳。鉴于这种情况，我打算回一趟美国，去那边和某家报社或是通讯社的领导进行面谈，待他们同意后我再回中国驻地。可是每当我一想起必须离开中国，就有些不舍。说实话，我总有些担心，一旦到了美国就会被某家报社困住，脱不了身，所以对回国的情况并不乐观。
8月13日那天，天气异常炎热，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下午时分忽然有人告诉我有我的电话。
电话中传来对方的声音：“我是弗雷德瑞克·摩尔，现正在北京饭店。你忙不忙？”
“不忙，整理行装也算忙吗？”
“我说的是你目前找到工作了吗？开始上班了吗？”
“我吗？当然没有了。我打算回美国，不长住但需要待段时间，我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你想不想加入《纽约时报》，继续留在中国？”
“说什么我想不想？摩尔，你能不能不拿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笑话？”
摩尔一边大声笑着一边说：“那你能过来一趟吗？我们谈谈。”
“没问题。我十分钟赶到。”
我按约定的时间到达了北京饭店，摩尔看到我就说，他在电话中提到的工作其实“只是一份兼职工作”。我找到工作的愉快心情一点也没有因为这个受到影响。
他接着说：“你每星期只能拿到五十美元的报酬，至于能在这干多长时间我也没有办法保证。这主要得看你工作表现，还有这里事态的发展情况。”
《纽约时报》是于1927年年初，将弗雷德瑞克·摩尔派往上海的。那个时候，上海租界的兵力相对于国民革命军强大的势力来说，显得十分薄弱，各个缔约强国，面对这种形势只好赶紧调来大批部队支援驻防。《纽约时报》在这时候也愿意摩尔长期留在中国的。摩尔说，中国的事情也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可是孩子们都到了上学的年龄，要回美国上学，他太太必须和孩子们一起回去，这里就只有他一人了，他和太太都不愿意过这种生活，所以决定回国。
《纽约时报》因他一再坚持只好同意，不过发来电报要求他在回国之前为报社选好两名驻华记者，一人负责华南及华中事务的采访，留驻上海；一人负责华北及东北事务的采访，留驻北京。他已经找到留驻上海的合适人选亨利·F·密斯威治，然后来到北京找寻合适的留京记者。
摩尔和我的交谈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他当天晚上就给报社发了电报，汇报驻京记者的事。摩尔和我在十五日上午都收到了来自《纽约时报》的电报，批准我成为报社的驻京记者。驻京记者一直都是我最理想的工作之一，真没想到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我和《纽约时报》的合作很快乐，而且一直持续到1941年8月。我们之间的合作纯属偶然，机缘巧合而已。《纽约时报》对我的了解应该仅限于摩尔的电报，如果他们还知道更多关于我的情况，那只能说明报社已经到《洛杉矶时报》或北美报业联盟调查过我的经历。我从来也没有去过纽约，也不认识一个《纽约时报》的人，甚至离开美国以后我都没有看过这份报纸。
弗雷德瑞克·伯查尔是当时《纽约时报》的代理总编，他的工作能力很强。他提出的要求非常简明：尽量去挖掘新闻的真实情况；只要是事实都可以刊登，美国的错误也不例外；我们不对新闻进行评论，“这是社论版的职责”；我们不花费钱财去重复美联社可能已经报道过的新闻；不报道有疑点的新闻，如果疑点本身就是新闻才可采用；还要记住，“即使没有新闻，也不要发错误的新闻，然后再去更改”。
报社要求没有那么多的束缚，这真是我没想到的，实在找不到比这更适合我的工作了。在接下来和报社合作的几年中，我刊登出来的新闻，报社从没有否定过。报社总会在我受到攻击时，不管个人攻击还是官方正式攻击，他们总是会给我很大的支持。每次我发现一件事即将发生，应该外出采访的时候，报社总会给我自己决定的权力。只不过有一次情况特殊，我会在后面详细说明那次痛苦的特殊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