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原本占据中国商品市场的帝国主义各国对华输出骤减，同时它们对中国的原材料以及部分商品的需求量开始不断增加，这就使得原来由帝国主义所控制的本已经十分狭窄的中国市场出现了一丝空隙，这就客观上为民族资本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从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率的发展数据上来看，尽管有着不同的统计结果，但高速增长是学者对这一时期发展状况的共识，国内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工业增长率在1912～1920年间达到了13.4%，1921～1922年出现了一个短暂萧条时期，1923～1926年增长率为8.7%。根据美国的经济史学家托马斯·罗斯基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在1912～1927年之间的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15%，在当时世界各国之中处于领先地位。在中国百年的企业史上，这样的高速成长期只出现过三次，其余两次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和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
在此之前中国的棉纱市场一直被英、美、日等国所垄断，而其中英国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在一战时期以及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打击之下，英国棉纱、棉布的产能和产量不断缩减，自然也就减少了对华棉纱以及棉布的输出。
日本棉纱本可以取代英国在中国的垄断地位，但由于中国市场基本上以粗纱为主，而战时日本主要生产细纱，因此并不适用于中国市场；另一方面，织布业在日本本国发展迅速，对棉纱的需求量也非常大。正因为如此，在棉纱输出方面日本减少对华的输出。
据有关数据显示，中国进口棉纱的数量，从1909年至1911年的1320197公担，减少为1919年至1921年的807249公担。虽然市场上的洋纱供给量在不断减少，而需求量依然在增长，从而使得棉纱价格不断上涨，盈利空间进一步增大。据统计，1916年每生产16支纱，一包可获利7.61元，到1917年盈利升至36.93元，1919年竟达到了7065元。由于高额利润的刺激，商业资本开始大量转向纱厂进行投资。一战前，官僚、买办、地主是纱厂的主要投资人；而在民族企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新设纱厂的投资人却以民间的中小商人居多，特别是棉纱、棉布、棉花商人。
例如1921年成立的上海振泰纱厂，其股东多是洋布业中富有资产的商号；崇德纱号主办了崇信纱厂；而永豫纱厂则是由棉花商主办的。商人们将资本从流通领域调至生产领域，已不再只是出于爱国的政治动机，更为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追求高额的经济利润。“黄金时代”的重要表象之一就是投资目的的改变，这也说明了价值规律已经在市场的配置中起支配作用。
除了棉纱之外，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都在战争中需求大增。以有色金属钨为例，1913年，每磅钨的价格为7.42美元，到1916年就涨到25.33美元。用于军备的皮革、羊毛以及英国军人大量消费的红茶等，都是战时紧俏品。就这样，中国成了原料的大供应商。
“黄金时代”在面粉业的发展中也得到了体现。在一战爆发之后，帝国主义各国忙于各自的战争，农业出现大面积的减产，民用工业开始萎缩，而军队对于给养的需求却是大增，因此不可能像一战前那样将面粉运来中国赚取巨额利润。由此一来，国产面粉在中国的国内市场便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一战进行期间，各国开始从中国购买大量的面粉。起初是俄国，后来增加了英国、法国、菲律宾等国，甚至日本也成为中国面粉销售对象。
随着国内外市场的急剧扩大，从而促使面粉产业迅速发展。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面粉行业中兼并现象也随之出现了，其中荣宗敬、荣德生的面粉厂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从1914年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小面粉厂，发展到1917年，已经成为控制中国40%以上面粉市场的面粉大王。这样的一种资本集中模式，成为中国商业进入发展浪潮的重要表现之一。
此外，这一时期，一些原本有一定基础的轻工业，例如毛织业、丝织业、火柴业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一些战前没有的或很微弱的轻小工业如针织业也因外国产品输入量的不断减少而应运而生。而一些中国原本没有的产业如民族搪瓷业、玻璃业、橡胶业等也是在此时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的轻工业门类渐趋齐全，应当说也是工业化发展浪潮的一个表现。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民国期间提出的“实业救国”思潮，也推动了举国“共振实业”的发展。据有关数据显示，在1912～1920年，按总产值计算，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平均每年增长率在16.5%，按净产值计算，约为13.4%。据另一统计数据显示，从1912年到1921年的十年间，在农商部注册的工商企业达764家，资本总额28540万元，比1911年分别增加了1～2倍左右。这些统计虽有差异，但都能说明在20世纪初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了很好发展，中国正是在这一时期迎来了第二次工业化浪潮。
这场开始于1914年的工业化浪潮，一直持续到1924年。与上一轮的洋务运动时期相比，它有明显不同的特征。
洋务运动是处于衰落时期的清政府发动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它的主角是洋务派大臣以及依靠于他们的官商阶层。其工业化的特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国营资本为主力，对军事工业较为关注，以创办大型企业为主线，到了后期则将重点放在铁路、矿务和钢铁等资源性领域。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重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新的这轮工业化的主角是以赢利为主要动力的新兴企业家，这是一场民族企业的集体崛起。他们主要集中于民生领域，以提供消费类商品为主，数量巨大、经营范围广阔的中小企业成为最具活力的主流力量。在这一工业化浪潮中，中国顺利完成了对轻工业的布局。其中，上海是纺织、食品和机械制造的中心；广东地区则是烟草、造纸和火柴工业的集散地。
这些产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进口替代型”。在过去的40多年里，外国公司已经在众多民生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并引发了消费的市场空间，民族资本正是在这一前提下，靠生产成本的低廉以及对本土市场的熟悉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合股企业法》出台
张謇是中国近代实业家，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他创办棉纺织原料供应基地，进行棉花改良和推广种植的工作；以家乡为基地，努力进行发展近代纺织工业的实践，为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张謇的企业就是在中国民族企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发展起来的。但相对于他创办的大生纱厂对中国纺织业发展的贡献，他对于中国民族企业发展更重要的贡献是主持出台了《合股企业法》，使得中国民族企业发展的制度基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完善。
一战在促进中国民族企业发展的同时，还加速了各国的货币铸造量，从而使白银的需求量大增。在1914年，每一盎司白银从056美元上涨到1919年的1.12美元，这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
面对如此大好的经济发展环境，虽然在清朝末期就出现了《公司律》，但中国各种企业立法工作还亟待进一步的完善。
从1895年起，由于皇帝权威不断被削弱，官僚队伍中缺乏有重大影响力的高级官员，庇护结构开始向地方扩散，并且不断被削弱，从而使中国经济有了显著发展。于是，大量官办企业被分拆下放为私人企业，家庭商号也借此机遇发展成为近代企业，地方性企业的发展也打开了新的局面。与此同时， 1985年后，清政府在经济上对私人投资规模管制的放松也促进了私营企业的发展壮大。而在政治上，国内民族情绪日益高涨，通过商战收回在外国人手上的开发经济资源权也成为官员们推动工业发展的动力。这也为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从而使传统的商号开始向近代公司转型，并迅速发展壮大，为《公司律》的出台奠定了经济基础。于是，1904年中国第一部公司法——《公司律》正式颁布。
在《公司律》中，清政府正式承认了公司法人与有限责任，从而从法律上界定了法人责任并使得企业筹措资本更为方便。随之而来的是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私人贸易成为一项公民的正当权利。然而，《公司律》的颁布仅仅是清政府迫于商业团体力量的壮大而被动从法律层面上加以承认的举措，尽管《公司律》滞后于现实的发展，尽管《公司律》是一种被动的承认，但正因为其从法律层面上承认了公司法人与有限责任两项原则，从而为私营企业的发展从制度层面上扫清了障碍，所以才有了清末、民国时期私人公司相对顺利地发展。
张謇于1913年10月到1915年12月期间，担任袁世凯政府的农商部总长。在他的主持之下，中央政府开始推出公司注册和商业注册规则，同时颁布了《合股企业法》。此后，北洋政府还颁布了《公司条例》、《公司保息条例》、《商人通则》、《证券交易所法》、《矿业条例》、《商业注册规则》等一系列商法。这项法律与清政府的《公司律》相比较而言有了更细致的规范，为中国民族企业黄金时代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法律基础。
事实上，张謇的立法改革在现在看来还不失为明智之举。回顾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都以立法为先。通过立法，打破专制制度，从而进一步约束政府，规范企业，给市场自由发展的机会，给企业公平竞争的空间，从而使得之后的黄金时代中国民营经济得以相对有序地发展壮大。
晋商衰落和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晋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以山西富有的麦、棉、皮、毛、盐、铁、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并且设商号进行销售，换取江南的茶、米、丝、绸等产品，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商集团。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1735～1799年）、嘉庆（1799～1820年）、道光（1820～1850年）年间已发展到鼎盛。特别是在清朝中期，为了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山西商人由经营商业开始向金融业发展，咸同年间，全国的汇兑业务几乎被山西票号独占，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但是，曾经辉煌的“晋商”却在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最终走向了衰落。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日升昌。作为山西票号的开山鼻祖和泰斗，日升昌自诞生以来便在全国各地挹彼注此地调剂资金余缺，曾经声名显赫一个多世纪。但是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和癸丑之役以后，它的元气大伤，终于在1914年10月下旬倒闭。
票号的衰落和1910年以后近代银行业的兴起有很大的关系，银行的经营方式比票号先进，特别是以外国资本为后盾的大银行，资金尤为雄厚，中国土生土长的票号根本无法与外国的洋币外钞相抗衡，最终导致了票号的迅速衰落。而且，一直以来，山西票号与清朝政府的经济是相互依存的，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清政府被推翻，票号就逐渐衰落而被时代所淘汰。由此可以看出票号的衰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但是票号的衰落并不代表中国民族金融的彻底倒下，就在日升昌破产的8个月之后，1910年6月2日，上海宁波路8号的一个石库门房里成立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成立时，这家银行资本只有7万银元，职工只有区区8人，总经理是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年仅34岁的陈光甫。当时他向员工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该怎么服务于顾客？”员工们回答道：“不论顾客办理业务的数额是多少，1000元还是100元，我们都要热情地接待。”陈光甫说：“你们只答对了一半，即使顾客一分钱也不办，我们还是要热情接待。”
虽然陈光甫创办的并不是中国第一家民资银行，但却是中国第一家与国际金融惯例全面接轨的银行。因为在陈光甫开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前，所有的银行、票号均将集资对象定位在有钱人、企业以及政府身上，而陈光甫已经把目光放在普通市民的身上了。他还推出了“1元账户”，只需要1元钱就能够在他的银行开户，这种平民理念为陈光甫的事业打开了局面。与此同时，他还把西方银行业的经营管理制度和方法引入中国，开创了整存零取、零存整取等储蓄种类。
除此之外，陈光甫还敏锐地发现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前景所在，这一点是与传统的钱庄不同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积极为民营面粉厂、棉纱厂发放贷款，还将工厂主吸收为银行股东，从而使它在随后到来的工业化浪潮中收获颇丰。在随后的20多年时间里，陈光甫在国内先后开办分行80多家，还在英国、美国设立分支机构，他也成为上海滩最重要的民资银行家之一。自陈光甫之后，中国民族金融业逐渐开始了脱胎换骨的转变。
显赫一时的百货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