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制宪议会通过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由普选产生，任期4年，不得连选连任。梯也尔先是动员拿破仑之弟热罗姆出马竞选，遭拒绝后改而支持拿破仑之侄路易-拿破仑参加角逐，说是：“我本人为何不与人比一高低，那是因为我没有一位名叫拿破仑的伯父！”梯也尔熟谙政治，慧眼识人，知道卡芬雅克、拉马丁等人缺乏群众基础，而自己又不是拿破仑的侄子，因此不得不改投路易-拿破仑的票。
12月10日，士兵高呼着“拿破仑万岁1”的口号，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向投票站，撕掉卡芬雅克的选票，把路易-拿破仑的选票投入票箱；农民则把写有路易-拿破仑名字的选票别在帽子上，一位神父甚至在鼓声中率教民集体投了拿破仑继承人的票。结果，路易-拿破仑得票550万张，大大超过所需的375万张绝对多数票，卡芬雅克不足150万张，赖德律-罗兰仅茯37万张，拉斯帕伊得3.7万张，拉马丁则只有1.7万张。
路易-拿破仑的政变和当选为议员、总统一样，主要是得益于民众，某种程度上亦就是农民对拿破仑的眷恋。1789年大革命后，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土地者，拿破仑上台执政后以法律形式固定了这种土地所有制，满足了他们的私有欲。第一帝国覆灭后，历经复辟王朝、七月王朝，“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1600万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居住在洞穴之中”，但他们认识不到“资产阶级制度在本世纪初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且尽量加以赞扬，现在却变成了吸血鬼来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而是以为秩序党占优势的立法议会、由立法议会控制的共和国处处与自己作对（如收税），因而在失望之际便把目光转向了有拿破仑名字的人，希望他象拿破仑一样继续保护他们的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还他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路易-拿破仑看准了选一点，投其所好，早在1839年阐说所谓的“人道的波拿巴主义”时，就强调要“复兴农业”；当上总统巡视外省时更是许诺要开垦广袤无际的土壤，改善农民生活。路易-拿破仑频频讨好农民，后者本来就对第一帝国的继承人寄于厚望，岂不支持他发动的政变。
从以上的史料与分析以及马克思的评论中，可以看出路易-拿破仑的当选，在于“拿破仑”这三个字的魅力。亲王-总统对此再清楚不过了，他对议会声称：“拿破仑，仅仅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整套纲领，对内是秩序、权威、宗教和人民福利；对外则是民族尊严。”
12月2日是拿破仑加冕、奥斯特里茨大捷的日子，路易-拿破仑之所以选择这一日发动政变，就是为了迎合民众迷信拿破仑的心理。“要深入了解这个时代，必须从如下事实出发：整个19世纪的三分之二时期，法兰西生活在拿破仑的阴影之下。”“仅就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这个名字便是一整套纲领。它迎合了民族持续不断的虚荣心。”
第二，共和国走向反动。有人把路易-拿破仑的“渡过卢比孔河”与墨索里尼的“进军罗马”相比较，认为“在一次大大激起和弄乱了无产阶级希望、吓坏了资产阶级和准备了个人政权的社会危机后，两者凭借从军队到金融乃至贵族界的广泛密谋网，利用当选议会的无能，而令大多数人接受了一次形似‘恢复秩序’的政变……”其实，这样的类比似是而非，失之偏颇，因为它忽视了政变者当时“所处的氛围、生活的时代”。
政变，通常指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通过军事或政治手段造成的政府的突然更选（见《辞海》）。中国史界曾长期对热月政变持否定态度，认为罗伯斯庇尔等人是“被反动武装逮捕，送上断头台”，热月9-10日事变是“反革命政变”。实际上，这次事件不是“反动的热月政变”，而是“热月的反动”，因为这是对罗伯斯庇尔恐怖政策的反动，是对雅各宾血腥专政的反动，目的在“恢复1789年原则，重建一个正常稳定的政治制度以代替雅各宾的战时制度”。（沈炼之等主编：《法国通史简编》，北京1990年）。
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发动政变，推翻督政府，建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独揽大权，亦是对督政府无能的反动。须知督政府时期，法国对外不能战胜反法联盟，对内则难以摆脱经济困难，民情沸腾，督政官似走马灯来回变换，政局危如累卵，新上任的督政官西耶哀斯无奈之中希望找到一把“宝剑”以稳定局势。拿破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从埃及返回，依靠枪杆于夺取了政权，从而消饵了革命重新爆发和封建制度复辟的威胁，保证了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利益，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路易-拿破仑的政变亦非是“小拿破仑”个人随心所欲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社会背景。
马克思把1848年二月革命到1851年政变这段历史分为性质各异的3个时期：二月时期、共和国建立时期和宪制共和国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一时期从路易-菲力浦被推翻到制宪议会开幕之日止。其间，“王朝反对派、共和派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的小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工人，所有这些分子在二月政府中临时取得了位置”，组成了统一战线。但资产阶级站稳脚跟后极力排斥、打击反对派，双方的斗争不可避免。
第二时期从临时政府解散到立法议会开幕。其间，资产阶级政府解散国家工厂引起六月起义，卡芬雅克得以趁机上台，一切社会和民主共和国的希望都成为泡影。路易-拿破仑虽然从“血腥亲王”手中接过了统治权，但内阁与议会仍为资产阶级共和派和保王的秩序党所把持。经立法选举，共和派败北，秩序党独占螯头，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共和国变成了资产阶级保守派的共和国。
第三时期秩序党控制着议会、内阁和军队，时刻想复辟早已被抛入历史垃圾箱里的王朝，如正统派想抬出所谓的亨利五世尚博尔伯爵，而奥尔良派则推出儒安维尔亲王相对抗，甚至操纵议会通过取消普选的法令，规定在一地居住3年以上的人始有资格投票，剥夺了大量流动工人、城市贫民的选举资格，“共和国由保守走向反动。”
1850年对所有法国人来说，真正的问题是红党与秩序党的冲突，若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法语说得蹩脚、囊中羞涩，既无报纸又无政党，而且在斯特拉斯堡和布洛涅冒险中出尽洋相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能在数月之内，实行世纪的攫取（hold up），变共和国为帝国。这里所指的时间恰好是马克思所说的共和国由保守走向反动时期，中间，立法议会举行两次补选，新山岳党即所谓的红党在31议席中得201席。秩序党惊恐不已，认为这是普选造成的，因此把持议会取消普选，实行有限选举，从而削弱了红党的群众基础。路易-拿破仑正是利用了秩序党和红党的矛盾，先是默许前者在选举问题上打击后者，继之又凭借民众对前者的不满，孤注一掷，举兵起事，夺得政权。
1789—1794年法国大革命是“沿着上升路线行进”，而1848年革命却是按下降路线发展，第一时期的革命成果虽然丰硕，但昙花一现，到了第二乃至第三时期，共和国则由保守转向反动，貌似强大实则是泥足巨人。路易-拿破仑虽为个人雄心所驱，主观上是想弘扬帝国伟大业绩，但客观上推翻的却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政府，此举即便不带革命性，但起码亦不应被称作是“反革命政变”。
无可否认，政变腥风血雨，甚于拿破仑发动的雾月十八日政变：巴黎民众死380人，士兵死26人，捕人26，000，后释放11，609人，9，530人流放阿尔及利亚，2，804人坐牢，5，108人员受警方监视，但亦是可以理解，因为哪次政治暴力斗争中，无辜百姓不是对抗双方的牺牲品。
法国老一辈史学家吉拉尔的见解是：“路易-拿破仑就最终在争吵不已的政党中举足轻重。若是1852年他届满卸职，国家就要处于内战的边缘。他的个人利益到头来与国家利益相一致。总而言之，他是放弃法制的最后一批人之一。”
从中可以窥见，路易-拿破仑的做法虽然不合法，但不能说毫无道理同，尽管包藏了私欲，可是客观上两者的利益即便不完全吻合，然而至少可以说是并行不悖，既然这样，还能冠之以“反动”两字吗？是否可以称作是对“共和国走向反动的反动”。
政变孰是孰非，不在其违反法制，制造血淋淋的场面，而主要看它是否促进社会发展。众所周知，626年，李世民射死兄长，逼走父皇，可谓是谋皇篡位，罪不容赦，但后人却认为“玄武门之变”后罢免了一批保守派官僚，起用了大批庶族地主代表，故客观上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而1898年西太后等人发动政变，捕杀维新变法派，乃是逆历史潮流之作为，因而是反动之举。
路易-拿破仑的政变不仅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而且还为法兰西日后的政治、经济、军事发展扫清了道路：帝国由专制转向自由，放松了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工业革命得以完成，从而跨入了现代国家的行列；对外扩张虽然不义，但毕竟弘扬了国威又拓展了疆土……凡此种种，尽管有赖于其他种种客观条件，可是，在一定程度上似乎还要仰仗于先前的清道机──政变。
可以这么说，1851年12月2日政变推翻的是保守乃至反动的共和国，是对“反动的反动”，因此不宜轻易否定；第二帝国时期，法兰西在欧洲的政治、经济等地位的提高，还要部分地归于政变者当时所表现出来的智慧与勇气。
总之，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政变”，非一人脑袋发热、一时冲动的产物，而是历史的必然、现实的需要。这历史就是拿破仑神话的根深蒂固，“19世纪三分之二的时间里，法国都生活在拿破仑的阴影之下”，而路易-拿破仑恰好是一个有着拿破仑名字的人，且不管他的血管里是否流的是波拿巴家族的血液，这样的人岂不受到迷恋拿破仑到了走火入魔地步的民众的欢迎？这现实就是二月共和国走向反动，被秩序党控制的议会陷于分裂，对路易-拿破仑的坐大已是无力予以制止，它即便不是被路易-拿破仑击倒，亦迟早会被某个人推翻。然而，历史与现实的条件虽然有利，但在一个胸无大志、智勇全无的人面前，亦会稍纵即逝，届时社会的进程就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幸好路易-拿破仑凭藉着拿破仑名字的光环，运用自己的胆识、智慧，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选择具有波拿巴主义象征的12月2日（拿破仑加冕、奥斯特里茨大捷纪念日），“呼唤起了民众潜在的拿破仑主义。”从而紧接着拿破仑在法兰西历史里程碑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皇帝1852年1月14日，新宪法公布，规定总统任期为10年，对法国人民负责，有权任命部长，统辖军队，宣布战争，缔结和约，解散议会。
路易-拿破仑说：“我视本世纪初的政治制度为圭臬。因为它曾在类似的情况下巩固了摇摇欲坠的社会，法国因此繁荣、富强、强盛、伟大。我之所以要效仿，那是由于它并非消失在人民骚乱的初次冲击波之中，而仅仅是窒息于欧洲联合反对我国的战争中。既然法兰西50年来承袭了执政府和帝国的行政、军事、司法、宗教和财政组织，为何就不能采用同时代的政治制度呢？”3月29日，他明白无误地要求议会赋予他一个“新称号”，以固定权力，说这完全“名正言顺”。
何谓新称号？当然是“皇帝”这顶桂冠。佩尔西尼刚刚接任内政部长，早就猜出了总统要什么样的头衔，决心推波助澜，把路易-拿破仑扶上金銮殿。他对人说：“不管他愿意与否，我要让他当上皇帝，听到震耳欲聋的‘皇帝万岁！’的声音时，到时不想当也得称帝。”
路易-拿破仑早就想当皇帝，他在《波尔多演说》中说：“我要坦率而不虚假、谦虚而不骄傲地说，人民在亲手巩固自己满意的政权时，从来就不曾以更直接、更自发、更一致的方法表明对前途置之不理。为国家着想，无须花样翻新，只要首先相信现实，确保未来安全就行。法兰西拟要恢复帝制的原因就在于此……有些人顾虑重重，对我说是帝国意味着战争，我要说帝国便是和平。之所以是和平，因为这是众孚所望，而且，只要法兰西得到了满足，世界才能安宁。”路易-拿破仑接着又把《消灭贫困》里的话重复了一遍，“我们要开垦广袤的土地，建筑道路，修葺港口，疏通河流，开凿运河，扩建铁路，在马赛对面，有一个大王国与法兰西匹配，在西部，巨大的港口可直达美洲，但目前尚缺少快速的运输工具。最后，法兰西满目疮痍，百废俱兴；伪神遍地，必须废止，真理必胜，理应如此。这便是我对帝国的理解，如果它得以恢复的话。”
般的掌声，齐声高呼：“恢复帝国！”《波尔多演说》为共和国敲响了丧钟！总统返回途中，有人高呼：感谢拿破仑三世，荣誉归于您。
这是法兰西的呼声，请顺从民意！您是伟大的继承者，对，他无不乐意。
由人民为您加冕，您就可登基称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