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冬，北伐军进抵武汉后，飞机损伤殆尽，急需补充。航空处人员和航校师生大半回到了广州。1927年1月，国民政府高等顾问鲍罗廷建议派一批人去苏联深造，学习军事航空，提高作战飞行技术水平，并增购飞机，以期扩展国民政府的空军。国民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派出黄光锐、杨官宇、周宝衡、丁纪徐、黄毓沛、黄毓全、刘植炎、梅龙安、叶以芬（以上为从欧美回国的飞行员，时任教官），毛邦初、张廷孟、龙文光、刘铁仙、李乘云（以上为二期毕业生），陈兆机、马季鲁（陈、马本是二期飞行学员，未放单飞，就应苏联顾问要求到北伐军飞机队见习并担任翻译）、黎廷珪、梁庆铨、杨标、李槐等21 人，以林伟成为领队。陈济棠（国民革命军第11师师长）和林翼中（第11师政治部主任）等3人，也以考察的名义赴苏。当时，国民政府组织了一个购机委员会，委航空处长林伟成为购机代表，负责购买飞机。
林伟成等一行于1927 年3 月间自广州出发，乘苏联货船经海参崴，换乘火车前往莫斯科。4 月20日，抵达莫斯科。其时，蒋介石已经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制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这批留学生考虑再三，决定留下来学习。黄光锐、丁纪徐、毛邦初等14 名飞行人员被分配到苏联南部坦波夫州红军第二航空学校学习飞行。3 名机械人员在该校学习地勤业务：梁庆铨和杨标学机械，李槐学木工。陈兆机、马季鲁、黎廷珪等4人分配到莫斯科航空特设技术学校学航空无线电工程。陈济棠、林翼中等3 人则停止考察计划，绕道欧洲回国。林伟成负有购机使命，由于苏援停止，遂去法国购买了一批飞机和发动机。第二航空学校留学人员经过近6个月的学习，于同年11月结束学业，除叶以芬于是年7 月因飞行失事死亡之外，学飞行和地勤的有14人先后分批回国。刘铁仙、李乘云两名朝鲜籍学员留在苏联。陈兆机等4名学无线电专业的学员到1929 年1 月才结束学业回国。这批教官和学员，除毛邦初一人外，其余均被蒋介石列为政治嫌疑对象，经过许多波折，才准进入国门。教官还要经过有人担保，才能复职。原准备大展宏图的广东国民政府空军和军事飞机学校，由于蒋介石仇共反苏，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而不幸夭折。国共合办的航空事业解体了。
国共合作时期建立的军事飞机学校，实开广东航校之先河。历时虽只有3年，但其作用至为深远，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国民党空军初期的主要将领大多出身于这个学校，如一期的王叔铭，二期的毛邦初、张廷孟、龙文光等。后来，在军事飞机学校基础上建立的广东航空学校，培养了大批航空人才，成为广东空军和南京空军的主要骨干力量。陈济棠主粤8 年，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地方政府最有实力的空军，与军事飞机学校师生的开拓，不无影响。而二期生常乾坤则成为我人民空军创始人之一。二期生龙文光， 1931 年弃暗投明后，曾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航空局局长，后不幸于武汉被捕牺牲。一期学员唐铎在苏军航校毕业后，在苏军中担任过飞行员，后来深造于茹科夫斯基空军军事工程学院。二次大战中，任高级航校教官、强击机团见习团长，先后获列宁勋章等勋章、奖章多枚。1953年回国，历任军事工程学院空军系主任、辽宁大学副校长等职。
第二节 土地革命时期
一、在苏联培训航空人才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当年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反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共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彻底失败。中共中央认识到，要想继续高举革命大旗，必须进行武装抵抗，党不掌握武装不行。当时，在国内培养自己的军事人才已不具备条件，只能利用国外环境。于是，中共中央1927年9月决定，从当时在苏联学习的党团员中抽出一部分人学习军事。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经过研究，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凡到苏联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和海军、空军学习的人员，可以自己选定学习目标。1927年9 月，从莫斯科中山大学选拔到空军学习的有：王弼、岳少文、蒋余材、罗国器、饶钧等12人，分别进入苏联空军飞行航校和地勤航校，学习飞行或地勤业务。这是在苏联选拔的第一批学习航空的干部。先期赴苏学习航空的唐铎，于1926年2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旅欧支部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毕业于第二航空学校，接着就学于谢尔普霍夫空中战斗学校和第三航校，毕业后， 1929年8月到苏空军部队担任飞行员。常乾坤1929年在第三航空学校毕业后，在苏空军部队工作一个时期，已如前述。1927年9月，王弼入列宁格勒空军地勤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机务， 1929年9月毕业。1929年10月，王弼被分配到哈尔科夫空军第20纵队，先后任少尉、上尉机械师和准校工程师。1932年7月，王弼奉调到伏罗希洛夫格勒空军飞行航校修理厂任总检验师等职务。同年9月，常乾坤、王弼一同考入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军事工程学院学习飞机、发动机的设计和制造， 1938年结束学业。1934年初，唐铎亦考入该院为试读生， 1935年1月正式入学，学习航空军械专业。1938年，由于苏联“肃反”，唐被错误地拘捕入狱。1939年，经共产国际保释平反。1940年复学，直到1942年才正式毕业，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常、王、唐3人是在苏培养的航空干部中，学历最高，学识最有成绩的。
1935年4月，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又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列宁学院留学的党团员中，选拔了第二批学员去苏空军学习飞行。经过体检，东方大学有4名合格，列宁学院有2名合格。加上一名中国共产党在苏的工作人员（译员），共7人。他们是：李凡、刘风、刘武、辛尼亭、王琏（朝鲜族）、王春、孙毅卿（担任译员）。入校前，在红军陆军部队进行两个月的军事训练。1935年9月，入苏联乌拉尔地区奥伦堡市空军第三航空学校（为纪念著名飞行员奇卡洛夫的逝世，后改名为奇卡洛夫航空学校）。学习的课程主要有：飞行原理、飞机构造、领航学、飞行驾驶技术、发动机原理和构造。此外，尚有物理、化学和俄文等。7名学员中，以刘武和孙毅卿的文化最高，刘武曾留学法国。其余5人均为工农干部，文化低，有的甚至在东方大学学习时才开始认字。苏联航校学生是从中学毕业生中考取的，3年毕业。因此，这5名中国学员学习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不仅文化低，而且俄文水平也差，上课听不懂。经过译员翻译，要占去一半时间。因此，上课学时要比同年级其他班增加一倍。一天除8小时睡眠以及就餐等时间外，要上十几小时的课。学校规定每周有一天政治课，也用来复习理论课程。他们发挥互助的优势，经过顽强学习，虽未能全部达到5分，学习成绩均在4分以上（苏联学校为5分制）。按原来基础来说，这样的成绩已是难能可贵的了。
飞行训练，淘汰率比较大。辛尼亭和刘武未到毕业就淘汰了。李凡、王琏、王春3人按时在1938年9月毕业，不久回到新疆。刘风在1938年毕业考试时，因飞行着陆时目测高，越过T字布50米接地，未能按时毕业，又多学了半年， 1939年5月1日毕业。毕业后也回到新疆。孙毅卿虽已获得航校毕业资格，因工作需要，留在苏联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在苏联培训了两批19名航空干部，加上“四一二”以前派出的刘云、唐铎、常乾坤等人，总共有25～26人。这些人，有的到苏联后改变了所学专业，如刘云改入苏联陆军大学；徐介藩改学装甲兵。有的因身体和技术等原因，中途停学或淘汰，有的学成后留在苏联工作。学成后归国仍从事航空的，只有常乾坤、王弼、李凡、刘风、王琏、王春，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归国的唐铎等7人。
二、红军利用航空力量的尝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转入农村，掀起了土地革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在南方苏区，曾先后俘获3架飞机，进行过使用飞机配合武装斗争的尝试。
1．“列宁”号和鄂豫皖航空局
1930年3 月16日（阴历二月十七日），国民党空军的一架双座、双翼可塞O2 U－4型侦察机，由汉口飞往开封执行通信任务后返航途中，因油料耗尽，迫降在湖北省大悟县宣化店（原属罗山县）西南约10 千米的陈家河菜籽湾的河滩上。该机旋被鄂豫皖根据地罗山第一区第十乡担任警戒的赤卫队员和红军一支小部队（一个连）俘获。因陈家河地处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控制区搭界处，鄂豫皖军事委员会接到报告后，立即指示当地红军部队和赤卫队切实保证飞机和驾驶员的安全，并将飞机运到安全地带。
这架飞机的驾驶员为龙文光，是国民党空军驻汉口的航空第四队（侦察机队）的上尉飞行员。鄂豫皖红一军领导人徐向前等接见了龙文光，经争取教育，龙文光参加了红军，改名为龙赤光，在鄂豫皖红一军司令部任参谋。龙文光和红军战士克服物资和技术上的重重困难，修复了这架飞机。在机身上涂上一层银灰色的油漆，在机翼下方两侧各绘制一颗红色五角星。
1931年2月10日，红军攻克新集。鄂豫皖苏维埃政府设在该地，“列宁”号也飞到新集。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举行了命名仪式，将这架可塞型飞机命名为“列宁”号。它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架飞机。红军有了飞机和驾驶员，军委会遂决定成立鄂豫皖苏维埃政府航空局，以龙文光为局长。局机关设在新集城北端普济寺内，拨一个警卫连保卫飞机和航空局的安全。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为航空局在新集修建一座占地100余亩的简易机场，同时在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两县交界处的紫云山区，以及在安徽、湖北两省交界处的英山县金家寨，也各修建了简易机场。
由于没有汽油来源，“列宁”号飞机一直不能用于战斗飞行。1931 年3 月9日，红军第四军（1931年1月，红一军主力与红十五军合编为第四军， 9月改组为第四方面军）在大悟县双桥镇全歼国民党第34师，俘敌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
5000余人。岳维峻家属为保全岳之性命，为红军从武汉购入一批汽油及其他物资。初步解决了飞机的燃料问题。
为配合鄂豫皖根据地反击国民政府发动的“围剿”，“列宁”号飞机参加了战斗。首次出航是，由新集机场起飞，到河南固始、潢川、光山等地国民党控制区执行侦察任务。飞机由龙文光驾驶，共青团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陈昌浩（同年9月13日任红四军政治委员）随机指挥。返航路上，散发革命传单。1931 年8 月9日，“列宁”号第二次重新集起飞，到汉口近郊侦察，使武汉三镇国民党要员大为惊慌。当时的武汉《扫荡报》曾惊呼：“共军飞机连日骚扰潢川、汉口，我方幸无伤亡，现有关军方已通令各地严加防范。”
1931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和一部分地方武装发起黄安战役，围困月余未克，方面军领导决定用“列宁”号参战。龙文光等在这架侦察机机翼下加装了两个炸弹挂架，挂上两颗120磅的迫击炮弹，遂行轰炸任务。12月22日上午，“列宁”号奉命出击。飞机仍由龙文光驾驶，政委陈昌浩随机指挥。当飞机飞临黄安上空时，城内几乎弹尽粮绝的敌军以为是国民党飞机空投救援物资，纷纷从工事里爬出来，准备抢粮食和弹药。“列宁”号投下两颗迫击炮弹，并准确地炸中敌指挥所，炸得敌军慌乱不堪，军心动摇。此时，红军黄安独立团趁势攻占全城制高点课子山。当晚，红军发起总攻，一举攻克黄安。歼灭敌军5000余人于城西近郊，俘敌第69师师长赵冠英以下近万人，缴获各种枪支7000余支。
据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回忆说：“那天白天，陈昌浩坐上飞机到黄安上空扔炸弹，散发宣传品，骚扰敌军”“他那时才27岁，干起来真行，也有办法。怕驾驶员不可靠在白区降落，就带上手枪，拿着手榴弹，逼他听指挥。”秦基伟上将当时是红四方面军总部手枪营二连连长，他在《故乡的战斗》一文中，也回忆了这次战斗和飞机参战的情况。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使用飞机作战，对夺取黄安战役的胜利起到重要的作用。
1932年7月，蒋介石纠集26个师零5个旅30余万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围剿”。由于当时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的错误指挥，红四方面军遭受重大伤亡。10月10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放弃了鄂豫皖根据地。“列宁”号飞机虽曾随军几度转移，终因环境愈益恶化，最后不得不将飞机拆卸，分散埋藏在大别山区一个偏僻山沟里。龙文光回到武汉探家被捕，被蒋介石政府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