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春秋，鼎盛于清初，衰落于清末
主营：矿产、棉织、烟草种植、水果等业
大柔大刚善抓商机规范管理尊重人才
春秋财神范蠡
范蠡，字少佰，楚国人（今河南南阳），春秋末期的政治家和著名商人。
范蠡曾在越王勾践手下充当谋士20余年，为越国灭吴、称霸中原，立下大功，但他深知勾践的为人，认定可与其共患难，难与其同安乐，于是功成身退，离越入齐，改名鸱夷子皮，后至陶（今山东定陶）经商致富，成为亿万富翁，自号陶朱公，民间尊称为财神。
财神范蠡，神在哪里？
神在有战略眼光、风度大气
经商是为了赚钱，这是人人皆知的，但范蠡却不做金钱的奴隶。范蠡经商积蓄了数十万资产后，就“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史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通过赞助、捐献，乐善好施，结下人缘，产生社会效应，为今后的更大发展筑桥铺路。正是这种看得远、拿得准、提得起、放得下的谋略家、大商人眼光和气度，使他经商不久，便从一个小商人成了亿万大富豪。
神在明察秋毫、把握时机
“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史记·货殖列传》）。范蠡认为，经营要有预见性，当某种商品上涨到极贵时，预示着价格就要下跌，就应该像对待粪土一样，毫不吝惜，及时出售；当某种商品下跌到极贱时，就预示着价格要上涨，就要像对待珠玉一样，极为珍惜，及时收购。他就是这样“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贱买贵卖，低进高出，赚取价差利润。
“行如流水”。范蠡主张货币与商品要加速周转，周转越快，赚钱越多。
“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认为，选好经营地点是经营致富要诀。他之所以“止于陶”，是由于陶地处中原，交通发达，是当时商埠要地。
神在能料事如神、知人善任
范蠡还主张“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范家一则小故事，可略见一斑。
在范蠡晚年，他的二儿子在楚国杀了人，投入大牢，他准备派刚成年的三儿子带千镒[1]黄金到楚国去打点营救。大儿子要求派他去，范蠡不依，大儿子认为是看他没出息，愤而要自杀。范夫人也力荐老大去，范蠡不得已，只好勉强同意。
范蠡交给老大一封致老友庄生的信，并严肃叮咛道：“到楚国就把黄金千镒送给庄生，一切都请他去干，你千万不要过问。”
大儿子到了楚国，遵父命将信和黄金送给庄生。庄生吩咐道：“你立即回去，即便你兄弟被释，也不要问所以然。”可老大不听告诫，又自作聪明拿钱去贿赂楚国一个权贵，自己留下来听消息。
庄生虽然穷居陋巷，但他并不贪图范蠡赠金，准备事成后归还。这些情况老大全然不知。
庄生晋见楚王，诡称天下有星宿出现，将不利于楚国，楚王素来信仰庄生，问其有何解囊之法，庄生说惟德政可除之，楚王决定大赦囚犯。然而赦令未颁，却被接受范少爷贿赂的权贵先知，便告诉老大。老大以为楚王一发赦令，老二就会被释，何必白送千金给庄生，于是立即去见庄生说：“听说楚王将发赦令，那我兄弟可被释了，故而来告辞。”庄生情知其用意是想要回黄金，便将黄金原封不动退还了老大。老大以为救了老二又没花银子，高兴地携金而出。
庄生痛恨自己被老大这小子所玩弄，再次晋见楚王道：“日前大王因星变将行赦令，但我听国人传言，说行赦令是为了天下巨富陶朱公的儿子杀人被囚，陶家向大王左右行贿之故。”楚王听后大怒，决定先杀了陶家儿子再下赦令。于是，老大终于哭哭啼啼带着老二的尸体回家。全家人自然伤心痛哭，范蠡却镇定地对夫人说：“我料定老大要害死兄弟才回来的。因为老大并非不爱兄弟，只因为惜金如命，舍不得千金送人，而小儿子在财富中长大，不珍惜金钱，所以我坚决要派小儿子去，就是如此。我早就料到这个结果的。”
春秋理财谋士计然
计然，又名辛研，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主要谋士，他向越王勾践献计献策，对越国的复兴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又是亿万巨富范蠡的老师，范蠡的经营思想主要是受计然的影响。
计然经营思想的精髓，就是未雨绸缪和运筹帷幄。
未雨绸缪
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之。故岁在金，穗；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穗，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史记·货殖列传》）。这里，计然说了四层意思：
其一，搞生产经营要有预见性，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年成丰歉，事先做好充分准备，要“兵马未到，粮草先行”，不要等到要用时，才来准备。例如，根据年成丰歉，事先准备好粮食的储备设施，丰收时，要多准备粮仓，歉收时，则少准备粮仓，以免造成损失。
其二，年成丰歉，事先是可以预知的，因为自然界是有规律可循的，生产经营者要善于认识并运用这些规律。例如，根据“岁星纪年法”的“五行”思想，就可认识这种规律，“五行”，即金、木、水、火、土。金年，就会丰收；水年，就会水灾；木年，就会歉收；火年，就会旱灾；又因为金与土皆为穗，所以同是丰收年。
其三，经营生产者要反向思维，旱灾时要为将来水灾时准备好船，以备逃生，而水灾时就要为将来旱灾时准备好水车，以备车水抗旱。
其四，农业生产，12年为一周期，其中，每隔6年有一年丰收，有一年旱灾，每隔12年有一年歉收。
计然的经营思想是告诫人们，经营者要未雨绸缪，根据自然规律来组织生产和经营，才能成功。
运筹帷幄
计然曰：“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意思是说，卖粮食，每斗20钱，价格太低，对农民不利，因而不利于农业发展，如果每斗90钱，则价格太贵，对商人不利，则不利于商业发展，最好是在每斗80钱到30钱之间波动，则对农民和商人都有利可图，因而对发展农业和商业都有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农商双赢。他认为，粮食售价只有保持长期平稳，市场才能繁荣。
计然的经营思想，是告诫生产经营者要认识并运用价格变化规律来做买卖才能赚钱；同时也告诫政府管理经济，要保持稳定适度的物价政策，才能同时保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利益，从而才能发展生产和繁荣市场，达到国强民富的目的。
计然曰：“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久停息，货物则无利。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物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史记·货殖列传》）。意思是说，经商致富的原则是，货物质量不好或有损坏，就卖不出去或卖不出好价钱，卖不出去或卖不出好价钱的货物就无利可图甚至亏损。在做货物贸易时，对质量不好或有损坏的货物，不要库存，要尽快出售，不要怕价格便宜，舍不得卖，否则，会造成更大损失，甚至一钱不值；同时，还要掌握价格变化的规律，根据市场上货物的余缺情况，就能预知物价的贵与贱，市场上货物供过于求，价格就会下跌，市场上货物供不应求，价格就会上涨，物价是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物价涨得太高了，就会下跌，物价跌得太低了，就会上涨，因此，物价涨得太高时，就要坚决果断地卖出货物，物价跌得太低时，就要坚决果断地买进货物，这样不断地高卖低买，低进高出，就能赚大钱，才能迅速积累财富。
由此可见，当今市场上常见的大甩卖、大清仓、大降价之类的营销策略，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被古代商人认识并运用了。
春秋儒商鼻祖子贡
子贡，名端木赐，春秋儒商。
之所以称其为儒商，是因为他是孔子的高徒，受孔子儒家思想影响深远，他的言行举止，无不体现儒家思想，特别是他从商后，更是如此。又因为在孔子七十二位精通“六艺”的高徒中，只有子贡弃官从商且最富有，是儒商中的杰出代表，所以商界都公认他为儒商鼻祖。
内儒外商为富当仁
子贡弃官经商，积累了千金财富。子贡原来家境贫寒，当年连糟糠都吃不饱，隐居在闭塞不通的小巷子里，可谓是个穷书生。他在孔子名下学成后，就到卫国做官，后来弃官从商，在曹国和鲁国之间买卖货物，通过经商致富。
孔子说：“求富是可以的，虽然是教书人，也是可以求富的。”“不义之财，我是不要的。”为此，子贡向孔子请教：“贫穷但不谄媚，富裕但不骄傲，这种人怎么样？”孔子说：“行是行，但不如贫穷却乐道，富裕却好礼。”子贡后来就按照孔子的教诲去做：“别人不要强加于我，我亦不强加于人。”“人有过错，是正常的。有过错，就要知错；勇于改正过错的人，就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历史上“为富不仁”的富贾屡见不鲜，但子贡不同，他坚守“为富当仁”，从不取不义之财，靠的是勤奋与智慧，只有堂堂正正的经营致富，才会受人敬仰。
光明磊落爱憎分明
关于子贡的为人，《史记》记载有三：
其一，田常[2]欲叛齐伐鲁，夫子[3]怕家乡遭殃，责成众弟子阻挠其事，子路率先请命，为夫子所止，其后子石、子张请命，皆为夫子否决，唯独子贡请缨，为夫子所允。子贡终不辱使命，辗转于齐、鲁、吴、越、晋之间，充当说客，结果，凭他的智慧和口才，终于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以其超众的勇敢、精明、能干赢得孔子的信任，成为孔子的忠实信徒。
其二，孔子由于怀才不遇，他的学说和思想难以付诸实现，于是子贡为之四处传播。子贡乘坐四马并驾齐驱的车子，带着束帛重礼去聘问、进献诸侯，所到之处，国君没有哪个不是和他分庭抗礼。可见孔子后来之所以能名扬天下，与子贡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其三，子贡后来由于社会名声和社会地位很高，甚至已经超过孔子，当时社会上就有人对子贡与孔子的关系说三道四，子贡对此一一反驳。
有人说“子贡贤于仲尼”。子贡辩说：“如果把孔子比成巨人，那我子贡不到巨人的肩膀，你们是门眼里看人，孔子的学问和为人，不是什么人都能学得到的，能入门者很少。你们这样评价孔子不合适吧？”
有人抬举子贡诋毁孔子说：“子贡是受人恭敬的，孔子的才能哪里比得上子贡呢？”子贡辩说：“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说话要慎重。孔子是不可以比的，天下没有人能超越他，孔子是封过诸侯的人，他生的光荣，死的悲壮，我子贡怎能与孔子比呢？孔子是不可诽谤的，他的才能和品德，像太阳和月亮一样，是不能超越的。自己无能失望，何必要诋毁孔子呢？这种人是自不量力。那种以剽窃他人之知而自
以为智、不懂逊让而自以为勇、好攻讦他人而自以为直的人，最可恶。对好人好事要加以赞扬，对坏人坏事要予以揭发。扬善惩恶，才是人之本质。”
子贡的言行，充分体现了中国儒商做人经商都遵循“诚”、“信”、“义”、“仁”的传统美德，因而不仅使他当时赢得商界的极高信誉，也是值得今人学习和弘扬的精神遗产。
战国理财家白圭
白圭（公元前370～前300年），名丹，周人。曾先后在魏、齐、秦三国做官，是战国著名的经营理财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说“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就是称赞白圭是先秦时代中国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
白圭的理财之道，很值得今人借鉴：
“乐观时变”的“治生之术”
白圭在梁惠王做官时，就擅长治税，主张轻税并提出著名的“农业经济循环说”。他认为：天时好坏，与农业丰歉具有周而复始的循环周期，每周期为12年，周期开始的第一年总是大丰收，其后两年“衰恶”，第四年旱，再后两年小丰收，第七年又是大丰收，而后两年又是“衰恶”，第十年大旱，继而又是两年小丰收，下一周期开始又是大丰收，如此反复，以至无穷。他在此基础上，继而提出一套经商理财的原则和方法，即所谓“治生之术”。他的理财原则是“乐观时变”，即主张依据对年岁丰歉的预测，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理财之道。他认为，趁年岁丰收，谷物下跌时，收进谷物，出售丝、帛等物，年岁歉收，趁谷价上涨时，出售谷物，收进帛、絮等物，可从贱买贵卖两方得利。他还强调：当你看准商机后，要当机立断，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犹豫不决。
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白圭经营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掌握并运用客观经济规律进行经营运作并且果断决策。他的这一经营理论思想，不仅对指导秦汉年代的经营贸易和生产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至今仍是现代经营者的致富铭言。
“智、勇、仁、强”的经营素质
白圭把经营者素质概括为“智、勇、仁、强”四个字。
智，就是要有谋略。要依靠知识和智慧经营，要有大处着眼、通观全局的见识和胆略。他主张，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以足补缺，以丰补歉，使全国各地物资通过流通，互相支援，才能在辅民安民的同时又能为国家理财致富。他说，如果一个地方盛产蚕茧，就用谷物等其他当地缺少的货物去换，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丰收，就用丝、麻等日用必需品去换，利国利民，一举两得。
勇，就是要果断。经营者看准商机，要当机立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