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华侨很多，都要向国内家里寄钱，但当时没有汇兑国内的银行，只能靠水路带交，既不方便又不安全，他又看到了商机，立即在日里创办了首家办理侨汇业务的日里银行，专门办理当地侨民向国内汇款的侨汇业务，以及信贷、储蓄、押汇等多业经营。于是，他又成了中国最早的外国华商银行家。
日里银行采用西方银行手段处理侨汇，还开展电汇业务，还能将汇款人附言与汇款一起快速送到国内受款人手中，既安全又快速又方便，因而深受华侨欢迎，故而生意兴隆，利润丰厚。
后来，他又看到当地商人开锡矿能赚大钱，于是他又进军锡矿，首先，他在英属马来半岛的文冬，创立了东兴公司，从事锡业开发，接着又在马来半岛的槟城创立了万裕兴公司，开荒种植椰树和杂粮，还在印度创立广福公司，从事轮船运输。他的经营不断地向印尼、马来半岛等国的各项实业延伸。
张弼士抓住殖民地当局鼓励发展经济的大好商机，利用东南亚地区华人移民与当地土著的低廉劳动力，巧取当地丰富、尚待开发的矿业自然资源，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采取遍及垦殖、商业、金融、航运、房产、矿业等多种经营，经过20年的艰苦创业，终于从一个身无分文的穷汉而成为腰缠万贯的富商。
“一代酒王”爱国实业家张振勋
张振勋，广东人，中国著名的张裕葡萄酒创始人。
张振勋，幼年家境贫寒，在家放牛，但喜爱读书，15岁在竹器作坊当学徒，16岁由于灾荒而失业，巧遇回乡探亲华侨，随其到南洋谋生。在南洋当了3年矿工，又到一家纸行当伙计，由于做事认真踏实，被老板提拔当账房先生，他没有辜负老板所望，当年就为老板赚了50000荷兰盾利润，有人劝他借机携款逃跑回家享乐，被他拒绝，后被老板知道，十分感动，更加对他器重，并把独生女儿许配给他。不久，老板病逝，他与妻子商量，把纸行改为更加赚钱的酒行。此后，生意兴隆，又经过30年的苦心经营，到了19世纪90年代，他的家业已扩张到农、矿、商、运各业，分支企业遍布南洋各地，全部海外资产约合白银7000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1914年，他创立的张裕葡萄酒获中外商品会展金牌证书，被民国政府授予二等勋章，并特予免交产品注册税，他的张裕公司生产的白兰地、味美思、玫瑰香，与茅台等中国名酒并列为中国“八大名酒”，1915年，张裕葡萄酒又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张振勋成为创立“金奖白兰地”的中国一代酒王。
“金奖白兰地”是怎样诞生的，张振勋又是怎样成为“一代酒王”的，这其中有着张振勋的智慧、勇气、艰辛和机遇。
由于殖民主义者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因而酒业很兴旺，张振勋抓住机遇，结交荷兰高官亨利，取得了巴达维亚（今雅加达）酒税和典当捐务的竞标承办权，这项业务利润巨大，使他迅速成了富豪。
1866年，殖民政府为了开发岛屿，号召华商投资垦殖。南洋由于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张振勋认定开发潜力很大，是自己大展宏图的又一个好机遇，于是亲自前往荷兰殖民地的葛罗巴埠，创办了裕利垦殖公司，雇佣一大批华人，开垦大片荒地，种植咖啡、茶叶、椰子等经济作物，变沼泽为田园。接着，他又写信回家，召唤家乡亲友到南洋开发，又先后开办了裕应、笠旺、万裕应三家垦殖公司。此时，他已拥有员工数万人、资产几百万。
1875年，张振勋到苏门答腊开办了亚齐垦殖公司，先后办起了橡胶园、茶园、鱼池和银行。在巴达维亚，开办了从事远洋航运的广福、裕昌轮船公司。在日里，开办了银行。在文东埠，开办了开采锡矿的东兴矿务公司。在棉兰、槟榔屿及苏门答腊拥有大量房地产。因而成了首屈一指的“苏岛富翁”。当地殖民者都很尊敬他，他每到一地，当地行政当局都鸣礼炮欢迎，荷兰政府要授他官职，他说，中国人应为祖国出力，不当外国官。
1890年，受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龚照瑗的推荐，他被清政府委任为中国驻槟榔屿总领事，后又升任驻新加坡总领事。次年夏天，清大臣盛宣怀听说他的名气后，邀他到山东烟台开采矿藏、兴办铁路，由于烟台气候环境很适宜葡萄生长，而且这里的葡萄能酿造出优质葡萄酒，于是张振勋想与盛宣怀一起创办葡萄酒厂。在盛宣怀的大力支持下，1894年9月，张振勋筹办的烟台张裕酿酒公司得到了清政府批准，并获得了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山东三省15年专利和3年免税的政策优待，至此，张振勋终于迈开了成为酿酒大王的第一步。
中国的酿酒业虽然源远流长，但是以粮食酒为主，对葡萄酒的酿制技术却没有掌握，因此，必须请位好的外国酿酒师。张振勋几经周折，找了三位都没有成功。1896年，张振勋与奥地利驻烟台领事拔保谈话时，偶然中发现，拔保父亲原来就是奥地利的一名著名酿酒师，当然，拔保也从中学到了一手精湛的酿酒工艺，而且拔保又愿意弃官从商，于是，张振勋终于找到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合作伙伴。
1908年，张裕酿酒公司在烟台成立，公司拥有近千亩地、124个品种的葡萄园原料生产基地，有三层楼厂房和近2000平方米的地下酒窖以及一座玻璃瓶厂，并且从国外购进了成套酿制设备，而且还培养了自己的酿酒师，于是不久，白兰地和红葡萄酒的酿制就取得了成功。在他的精心管理和广泛宣传后，张裕公司的产品不仅风行全国，而且享誉海外，成了华人宴会和送礼的佳品。
张振勋不仅是个实业家，而且是个爱国者，他看透了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支持孙中山辛亥革命，不但资助革命经费，还送儿子参加同盟会。1912年，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邀请张振勋出任中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兼任南洋劝业会总理。辛亥革命后，张振勋担任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级顾问，但他并不想做官，只是借机更好地推销张裕产品。
1916年9月，张振勋病逝在巴达维亚。
主张学习西方的民族实业家郑观应
郑观应，字正翔，号陶斋，外号杞忧生，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生于1842年。
郑观应，曾充当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后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等担任高级职务，投资兴办了不少贸易、金融、航运、工矿等企业，是一个集买办、洋务和民族工商业于一身的民族实业家，还著有《盛世危言》的维新思想巨著，曾对中国思想界产生过很大影响。
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和维新主张有哪些主要看点？
其一，商战。
郑观应最突出的经济思想，就是“以商救国”。他认为，在当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威胁下，中国要“登于富强之境”，拯救民族危亡，只有振兴民族工商业，即他著名的“商战”论。他把工商业看成是国民经济的枢纽和主要推动力。他说：“仕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商务二》）。为此，他明确提出“以商立国”（《商务三》）的主张，因为“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他同时又认为，商战要有强大的工业为后盾，即“有工以翼商”，因为要使商业有价廉物美的商品，首先必须有先进的工业为其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因此，他早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提出要设专厂制造民用机器，主张发展民族机器制造业。
其二，攘外。
为了使中国民族工商业获得有力发展，以便有效地进行商战，郑观应主张要限制和取消外国侵略者在华的各种特权，强烈要求清政府实行“保商之良国”和革除“困商之弊端”，包括给予专利权、实行商品注册条例、举办商品竞赛会、鼓励组织公司、裁撤厘卡、减轻其他捐税负担等。
他提出“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其三，变法。
为了实现“以商立国”的主张，郑观应提出，要学习西方，进行变革。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要引进先进设备，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还要开办自己的银行，以解决生产和流通中的矛盾，促进商品和资本加快周转，因为“银行为百业总枢”。为了把工厂、矿务、交通运输、银行办好，还要有新式管理和技术人才，所以要办学校，培养人才。
为了“以商立国”，郑观应认为，要改变“官办商督”的办法，因为“官办商督”有官夺商权、管理不善、浪费严重、效益低下、受制于上、不能维护华商利益的弊端，所以他一再揭露封建官僚在官办商督企业中，“官夺商权”、“专擅其事”、“调剂私人”和贪污中饱等行径，主张兴办新式企业应“一体主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商务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