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左鸣 吴秀生
摘要 现代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涵是进取精神、 创新精神、契约精神、诚信精神、敬业精神、奉献精神和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建构企业家精神的优秀因子，我们却迟迟未能将这种文化精华转化为中华民族的企业家精神。这里既有历史上经商、抑商等局部文化的束缚，也有制度缺陷的制约。审视国内当代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必须立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泉，孕育出崭新时代的企业家伦理：修身、兴企、报国、富天下。要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为中华民族企业家精神的弘扬营造厚实的土壤。
企业行为说到底是一个持续理性地确定财富的过程，而企业家的精神特质则是影响和决定企业行为的关键因素。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首先，财富是沧桑变化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财富观，正因财富的概念是变化的，所以需要持续不断地予以确定。第二，财富是被确定出来的，理性地确定财富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发现获取；二是创造形成。进而推之，围绕着实现这一过程而构建的组织就是企业组织，领导和管理这个组织，并使之成功运行的代表人物就是企业家。近年来，研究企业家素质的文章汗牛充栋。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所谓现代企业家应是能带领一个组织成功地发现、确定财富的人。他们敢于冒险，善于决策，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能成功把握商机；他们有号召力、影响力，靠自己良好的品质、人格魅力与奉献精神，把一群人凝聚在自己周围，为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而辛勤工作；他们有丰富的综合学识，并能把这种学识成功地转化为处理问题的智慧，在企业的危急关头高瞻远瞩，指挥若定；他们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有崇高的民族精神和强烈的爱国热情，并能为保护和发展民族的整体利益牺牲自我。在企业家精神中，深刻地蕴含着进取精神、创新精神、契约精神、诚信精神、敬业精神、奉献精神和民族精神。正是这样七种精神，构建了一个活生生的企业家人格特质。在中国近代社会，确曾出现过一些优秀的企业家。但就整体而言，却未曾产生过具有现代内涵的企业家群体，也没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家精神。我们的社会虽然正以超常的速度迈向现代化，但却至今面临现代企业家群体和现代企业家精神缺失的尴尬局面。
我们知道，西方的宗教文化铸就了现代企业家精神，日本的大和文化也酿成了现代企业家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建构现代企业家精神的丰富因子，“士大夫”精神怎么说也该在欧洲的“骑士道”和东洋的“武士道”精神之上，为什么却迟迟未能推动社会精神转型，弘扬起中华民族的企业家精神呢？原因有二，一是近代人们在观念上误入歧途，盲目追崇西方文明，放弃了原本足以弘扬和光大中华民族企业家精神的传统文化。二是在欧洲和日本的社会经济和精神文化转型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到有一种适应和促进企业家精神成长壮大的制度和文化土壤形成，而在中国，直到改革开放前这样一种配套的社会形态始终没有产生，至今也尚不完善。没有肥沃的土壤，再好的因子（种子）也难成就参天巨树。逝者已矣，来日可追。当务之急，是要立足于传统文化之源，在制度和文化等多重层面上为企业家精神的弘扬营造出厚实的土壤，则中华民族企业家群体的脱颖而出，当指日可待。
一、中国企业家精神依存的制度和文化土壤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建构企业家精神的优秀因子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里，不乏构建现代企业家精神的丰富因子。恰恰从我们祖先那里，就大力倡导合理谋利的现代企业家精神。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孔子认为，追求正当的财富是很正常的事，既使是干执鞭守门的下等差使，也应该去干。可见合理谋利，在当时就是正常的社会伦理道德。在孔子看来，并不是取得富贵不好，而是要有合理谋利“生财有道”的精神。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在孔子眼里，希望得到富足与尊贵，这是人之常情，而厌弃贫困和卑贱也是人之常情。在非常提倡人性本善的孔子来说，这样一种观点，无疑是认为追求财富和摆脱贫困是善良的人性，无可非议。关键在于要用正当的方法得到财富，要用正当的方法摆脱贫困。
也许有人会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同样是孔子说的。这不明摆着重义轻利是孔子思想吗？其实，现代很多学者经过研究，已经明确指出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他们认为：“孔子讲的本义是：君子，管理者，应该明白、通晓义，在价值取向上先义后利；小人，被管理者，他们是重利的。因此，先义后利的价值取向，孔子是专指管理者的。”（见王思义、王景文著《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的民族特色》）实际上，如果不是从纯伦理道德而是从社会经济管理的视角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恰恰是儒家合理谋利精神的深刻写照。在《论语·子路》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回冉有给孔子驾车到卫国去，孔子在车上观光时曾感慨卫国人口真多！这时冉有就问孔子，卫国人口已经够多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孔子马上回答说：“富之”。可见，在儒家正统思想里，发展生产力，让老百姓富裕起来，这样一种合理谋利精神从来就是一种主流思想。
孔子曾赞赏子贡道：“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这句话的意思是，子贡不走仕途，下海经商，判断行情很准确，是个经商高手。而作为商人的子贡，也把自己的事业看作是高尚的事业。《论语·雍也》记载说，子贡问孔子，如果有人能广泛地把恩惠给予人民，并能够周济大众，这人怎么样，可以算得上是仁人吗？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手。”在孔子眼里即使经商，只要是合理谋利，并造福社会和人民，也是圣贤！
到了孟子的时候，他不但发扬了孔子合理谋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发展到强调资本在社会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孟子认为，社会上老百姓一般有固定财产的人就有稳定的心态和思想，而没有固定财产的人则没有稳定的心态和思想。这样没有固定财产的人就很容易铤而走险，引起社会动乱。（《孟子·梁惠王》）所以，孟子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贤明的君主规定人民的财产和家业，一定要让他们对上足够用来供养父母，对下足够用来抚养妻子儿女，遇到丰收年能够整年吃饱穿暖，遇到歉收年也不至于饿死冻死。只有这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并且提出了“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的观点，主张仁政必须从产权界定开始。此外，孟子还十分强调社会分工，主张从事不同的职业者用自己劳动所得的商品进行交易，甚至主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也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进行交换，发展社会经济。这样一些了不起的思想观点，比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兴起，早了近二千年。
（二）轻商文化对企业家精神形成的束缚
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虽不乏建构企业家精神的优秀因子，但在历史的传承过程中，封建统治阶级出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需要，逐渐在其中渗入、营造了一种鄙视商人的成分。古往今来，在中国经商办企业的难处不仅在于经营上的困难，还有来自社会的打压。鄙视商人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曾大行其道。特别是西汉以后，儒家思想中有利于巩固皇权统治的因子被弘扬，而体现在儒学中的原始商业精神的因子被偷梁换柱地贬弃了。于是，中国社会上逐渐形成了无商不奸的观念，这个观念仿佛形成一个“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阻滞了企业家群体的涌现。
中国历史上不乏技术发明家，却少有成为企业家，他们没像爱迪生那样，用自己发明的技术发展出自己的企业。中国历史上也不乏资本积累，万贯家产的财主不计其数，尽管和企业最容易联系到一起的是金钱，但也是少有发展成为企业家。可以说，历史上技术和资本，在中国都不缺，但并没有发展起发达的商业文明，没有锻造出一个企业家的阶层。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没有创业的文化动因。社会上没有支持经商的“场”。在当时的社会看来，只有为官才是正道，只有务农才是本业，这个观念起了很大的导向作用。
从民间文化看，中国有文武两大财神派系，恰恰都是政治的或军事的代表人物：文财神有比干和范蠡，都出身官员；范蠡虽经过商，却是由仕入商，严格来讲出身还是官员。武财神是赵公元帅和关公，都是军人。他们是道德的化身，政治的化身，武力的化身，恰恰不是财富的化身。军人和政治家决定和左右战争，而战争往往是财富的大转移，也是财富的再分配。中国近代历史上把象征“义”的化身的军人尊崇为财神。可见，社会文化并没有把财富之神定位在财富的创造上，而是定位在财富的分配上。
中国的职业排序“仕”是第一位的，就是财神，也是“仕”在做。特别是到了雍正正式排序仕农工商以后，从商为末就更为确定了。因而晚清期间的商贾之家，赚了钱有了出息，多半也要捐个士绅的头衔，以提高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实际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贴上标签，至少在原始文化形态那里，并没有设定中国文化是属于哪个阶层的。但是，中国过去的统治者们最先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祭起来，为巩固他们的政权服务，然后在其上贴上“仕”的标签，把传统文化视为“仕”文化。这样，商人被排除在传统文化主流之外。在“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之下，官被贴上了神圣的光环，商人则是最低一等。
关于“商人”一词的来历有一种传说也耐人寻味。说是“商人”最初是周朝人鄙称商朝人的称谓。“商人”这个词起源于商朝被周朝灭了以后，遗老遗少们实在没着落了都去做生意。所以古称之为“商人”，有一种鄙视的感觉。“商人”往往是从政不遂，报国无门，又不能掌握像土地这样的生产资料，只能做做生意的人。有学者说，商人成分不好已被定了两千年。
近代以来，企业家群体的缺失与传承几千年的“文化场”有关。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有过企业家，但并没有被我们民族进行很好的塑造、歌颂，或者包装。中国的企业家在历史上被冷落了，对于企业家的短缺和流失，应该深刻反思我们重仕轻商的“文化场”。
（三）制度缺陷对企业家精神成长的制约
除了文化原因，制约中国企业家群体成长的另一因素则是制度上的缺陷。事实上我们不能笼统地讲中国文化具有轻商的特质，轻商文化并不是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轻商只是中国历史中的一段而不是全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商业发达的时期，轻商文化与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地位而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意识形态方面的灌输和制度上的强化以及利益上的倾斜有关，制度的原因和文化的原因不能等同。中国有四大发明，其中每一项都可以工业化，形成巨大的产业，结果却都没有。这与制度上的缺陷有必然联系。
从历史上看，由于汉代以来一直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结果使得中国的商人和政治有一种天然的疏离性，而西方商人的进取行动是在政治力量的强力推动下进行的。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商人从历史上就是与政治相背离的，中国社会以大陆农业文明为基础，农业社会对商业的依赖性不强。海洋文明却只能靠贸易来获得生活的自足，商人与政府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西方商人的进取行动，要么靠坚船利炮，由政府军队打头阵，开拓海外市场，打进去后商人跟进去；要么牧师打头阵，文化侵入以后商人跟进去。文化能进入就文化进入，文化进不去，就靠坚船利炮。这是西方当年“走出去”的国家战略的内涵。历史上，中国的远洋船队没有明确的商业目的，只有笼统的政治目的。郑和下西洋就是一例。不像哥伦布的船队满载的是一批淘金者。
在整个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中，政治制度设计的就只是对文治武功的尊崇，而对经商济世却是千百年来没有从制度上予以肯定。虽然西汉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写了《货殖》一章，指出世人都追逐富贵利益已久，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教诲他们，又其次是整顿他们，最下等的办法是和他们相争。然而，他所批评的那种对待商业的政策制度，还是在他所处的年代以后逐渐发展成了禁锢中国长达两千年的错误的政策制度。在西汉以后的两千年中，统治者真正用顺其自然的态度来发展商业经济的几乎没有，最多的政策制度恰恰是“整齐之”和“与之争”。用现在的话来说，扼杀自然而然的经济发展是当时整个社会的主旋律。以致于把原始儒学中那些主张发展经济和合理谋利的思想也全部封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