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近代商帮的兴衰看中国企业家精神生存的土壤
我们可以追溯一下历史，看看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土壤对企业家精神的兴衰存亡到底有多大作用。以晋商为例，在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先生曾有过一个经典的评价，他说“鄙人在海外十多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吾有些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见张正明著《晋商与经营文化》）。而晋商，其实不过是曾经有一批农民，抓住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转型时期，果断地放弃了千百年来祖祖辈辈固守着的土地，背井离乡，弃农从商，从事长途贩运。在以后的几百年中，正是这批转型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子孙终于成为富可敌国的巨商，并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金融奇迹。这就是在历史上曾经独步中华、称雄几百年的晋商。
晋商的崛起，靠的是他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和商业准则有机结合起来，开创了“走西口”的企业家精神。在这样一种创业精神支撑下，晋商崇山峻岭不避其远，天灾人祸不避其险，表现出百折不挠的精神风貌；再则是讲职业道德和信用，清政府垮台时，晋商宁可让自己为政府垫付的税赋付诸东流，也不失信于自己的客户。一直到民国时期，晋商还一直视商业信用为生命。1930年蒋冯阎大战时期，当时残存的最后一批山西票号，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战之前，山西发行了一种晋钞，结果战后晋钞贬值，一下子跌到了25元晋钞才能换1元新钞。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山西票号义无反顾，宁可自己倾家荡产，也坚持让储户以1元晋钞兑换1元新钞。这种自毁成仁、杀身取义的气节，应该说，在中外商业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但是，晋商终于衰落了，在中国的另一次转型中败落下来，并上演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幕。其实，那不仅是晋商的悲哀，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后人在研究晋商衰落的缘由时，归结于他们没有及时跟上改革步伐，笔者不这样认为。实际上，晋商已经得了商道，他们在最后的关头守住了信用，在当时的制度框架中他们自知无法存活下去，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慷慨就义”，把最后的钱财散尽，留下了千古美名，这是何等的精神！那么，历史上这最为悲壮的一幕给我们留下什么启示呢？文化观念的创新，企业家精神的创立，那只是实现社会转型的条件之一，远不是条件的全部。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那么无论再新的观念，再好的企业精神，也都无济于事。只有文化观念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二者兼备时，成功的历史转型才可能实现！然而，在近代，这样厚实的社会土壤终究还是没能生成，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也只能昙花一现！
二、士大夫精神向企业家精神转型的条件分析
（一）当代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审视
企业家生存和成长的环境不尽人意，如果说历史上是如此，那么当代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企业家群体的生存环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制度和政策层面还有不利于企业家成长的诸多因素。首先从待遇上讲，有了正确的财富观念，就应该把企业家作为一种珍贵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来对待，给企业家以合理的待遇。但是中国有一种怪现象：一方面我们的企业有世界上较为昂贵的运营成本；另一方面，我们有世界上最为便宜的企业家。一方面我们有世界上数不清的具有厂长、经理头衔的人；另一方面我们又奇缺真正的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价格和价值存在错位。必须明确的是，企业家首先是人，人拥有的一切欲望，他们都拥有。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与为生计奔波的人有所不同：他谋求的是关乎千万人利益直至国家利益的企业根本利益的最大化。从这一点讲，他们超越了普通人。
这种对企业家的认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促使人们认识应有正确对待企业家的方式，应该正确处理企业家的待遇问题。金钱并不是万能的，国有企业的经理在建国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不计报酬的，为了国家建设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如果当时没有一种对民族、对国家振兴的神圣使命感，没有一种精神的追求，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可是到了后来，奉献精神不能够持续下去了，原因就是物质激励没有跟上，劳动者应得的报酬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特别是当企业面对市场经济时，企业家已不是简单的劳动者，而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这时其薪酬与现实贡献脱节就更大了，这样的脱节往往酿成悲剧。令人深思的褚时健现象，就是这样一个悲剧。但是这种悲剧还一直在重演：那就是拿了自己不该拿的，没拿到自己该拿的。有人这样描述褚时健现象：国家交给他一只蛋，要把这只蛋孵出一只小鸡，在他的全力主持和主导下小鸡孵出来养大了，下了一窝蛋，又孵出了一批鸡，直至办成了一个养鸡场，最后褚时健偷吃了一个蛋！偷吃肯定是错的，必须惩罚。但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制度与政策有没有问题呢？为什么不能先奖给他一个蛋？褚时健事件已经过去好长一段时间了，但褚时健事件却并没有绝迹。一个企业中，最重要的机制是分配机制。我们强调企业家的修养，但一刻也不能放弃或忽视对企业家的物质激励。我们现在不能给企业家以合理待遇是非常危险的。
另外，中国企业家内心还存在价值观的冲突。当企业家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人，代表一个企业的利益时，他是应该做到在“取之有道”的前提下“唯利是图”？还是应当兼顾其他？这一直是令企业家内心矛盾的问题。比如国有企业里的企业家，往往就是两面人：一方面要挑起赚钱的使命，一方面还要替政府养人，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既要让企业家成为“唯利是图”的商家，又要让企业家承担本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义务。这种鱼和熊掌兼得的要求是非常折磨人的。衡量企业家的指标应该以盈利和纳税多少为标准，社会保障则应该由社会来完成。这个责任政府应该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来，这样就能还企业家一个正常的社会氛围。而这样一种正常的社会氛围，对于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和国内千百万企业的兴盛恰恰是不可或缺的。
（二）传统文化：企业家精神的源泉
在审视了中国企业家面临的文化和制度的双重制约之后，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并用企业家精神驱动中国经济的战车成为问题的落脚点。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应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源泉，从历史中寻找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因子。正如毛泽东同志1938 年10 月14 日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所指出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而不是简单地打倒“孔家店”，充其量只能对其作适当修正。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是弘扬中华民族企业家精神的根本。进入21世纪，多少国人发出呐喊，要进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一个民族从历史的远方走过来，所沉淀下来的是什么？是文化。所传承下来的是什么？还是文化。而在这个企业家的作用非同小可的年代，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和企业家的重要性合在一起，汇成了一个时代的主题———弘扬企业家精神为代表的民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