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航空发动机》杂志2001年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航空工业两个重大历史问题的思考》的文章，摘录如下：
作为一名航空工业战线的老兵，我回忆航空工业建设50年的历程，发现两个有关航空工业发展决策的问题严重影响航空工业建设的进程和振兴：一是我国曾经未把航空工业技术列入国家高科技领域；二是航空工业要不要有强大的科研工作体系，预先研究在航空工业发展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多年来，我对这两个问题感到困惑而不得其解。
笔者阅读了2月16日《科技日报》刊载的记者郑千里题为《王大珩让“863计划”光耀中华》的报道，笔者提出的两个有关航空工业发展决策的问题，王大珩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有阐述。受其启发，笔者现就这两个问题探讨如下。
1·航空工业技术是否属于高科技领域。王大珩院士向记者介绍说：“‘863计划’，作为一个计划，它是在不断探索中不断加以完善的，是在滚动中得到发展的……航空过去一直游离于高技术研究与发展领域，现在大家达成了共识，航空在我国应有的高技术地位也得到了确立。”建国初期，1956年，国家制定了“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计划”，对航空科研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据了解，实际上这个规划的重点是以“两弹”为主，对于航空科研并无实质内容。从那年以后，正如王大珩院士所描述的那样，航空过去一直游离于高技术研究与发展领域。王大珩院士用“游离”二字来形容航空多年的艰辛处境，寓意非常深刻。因为“游离”不与“排除”等同，是时有时无、若隐若现的状态。航空工业技术从它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来看，涉及了广泛的科学技术领域，耗费了巨额资金，创业艰难困苦，无数科技先驱为人类征服太空耗尽毕生的精力，甚至为求索真理，在求实创新中流血牺牲，这些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航空工业技术属于高科技范畴，本来就是无可争议的。
事实证明，我国的航空工业确实是游离于高技术研究与发展领域近50年。正是由于这样的“游离”，50年来，尚未见到国家长期稳定的航空工业发展规划，就是航空工业多次的科研发展五年计划，国家的肯定和支持也是缺乏力度的，从而使航空科研计划和任务不能如期实现，而1961年成立的航空研究院到1982年已名存实亡；正是由于这样的“游离”，型号研制计划得不到落实，经费投资力度得不到保证；正是由于这样的“游离”，航空预研计划、项目和经费被砍了又砍，有些重点预研项目时上时下，使得计划无法按期有步骤地完成；正是由于这样的“游离”，航空工业制定的“科研先行”、“动力先行”的方针，实际上沦为一般口号；正是由于这样的“游离”，航空发动机研制多年缺少技术储备和预先研究，自行研制的发动机迄今还没有一个型号能走完研制全过程、装备部队使用，从而长期拖了军、民用飞机发展的后腿；尤为严重的是，正是由于这样的“游离”，航空工业的一些干部产生了错觉，误认为航空工业天生并不需要什么科学技术预先研究和技术储备等。现在看来，航空工业“游离”于高技术研究与发展领域已成为航空工业的历史往事。如今在多位专家、院士们的关心和支持下，现在的航空工业在我国已得到应有的高技术地位，真是来之不易。我们航空人应当珍惜它，让其为航空工业的发展和创新发挥应有的作用。
2·航空工业既然属于高技术领域，要不要有强大的科研体系呢？王大珩院士在向来访的记者谈到“中长期科研计划”问题时对此有一段精辟的阐述，对航空工业发展很有指导意义。他说：“每个国家都需要有自己的中长期科研计划，类似这样的计划，在英语中也就是‘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这里的Advanced不仅是‘高级’的意思，主要是‘走在前头’、‘前进’的意思，有‘前瞻性’的成分在内（笔者认为也就是我们航空工业常谈的预先研究）”。王大珩院士与记者还谈到邓小平同志在“863计划”中有“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批示。他说：“邓小平同志这里说的‘高科技’，‘高’既指技术，又指科学。我认为对科学而言，是指科学的前沿、科学的源头创新，没有科学的源头创新，‘高技术’就会成为无源头之水，而有了科学的源头创新，技术的‘高’才能产生出带有革命性的突破和飞跃。”不可回避，航空工业有些同志的观点与王大珩院士所阐述的意见是有所不同的。
建国初期，前苏联的技术援助仅限于帮助我们建成仿制生产工厂，并没有帮助我们建立完善的航空工业，而是把像“哑铃型”的两个重头，即航空科研和产品研制、售后服务和寿命管理这两个关键方面留在手里。到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与苏联断了关系，我国的航空、航天各自走上自我发展的道路。当时航空工业承担着党中央交给的准备打仗的任务，国防需要大量飞机装备空军，航空工业便走上以仿制生产飞机为主的道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从事航空工业的一些同志对航空科研与航空工业生产发展的相互依赖关系认识不足，更不会深入到像王大珩院士阐述的“没有科学的源头创新，高技术就会成为无源之水”的程度，从而航空工业也就没有可能产生带有革命性的突破和飞跃，必然形成落后、被动的局面。
航空工业发展的50年，由于错综复杂的主、客观原因，航空工业整体上总是不能满足空军和民航的需要。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预先研究与航空工业发展创新的“源”与“水”的关系缺乏深刻的认识。在改革开放以后，曾经提出“预研先行”的方针，由于在执行中出现了技术攻关取代了“预研计划”，结果，促使型号研制形成枯水无源的局面。实践证明，型号研制没有丰富的技术储备和扎实的预先研究项目作为后盾，会形成航空科技发展工作中的短期行为，使得航空技术后继资源枯竭，岂能奢望有21世纪航空工业的持续发展！
在航空工业中，有些十分关心航空工业发展的好心人想走通过测绘仿制外国老产品，经过改进、改型得到先进航空产品的捷径。引进、仿制、发展是世界各国任何行业通用的方法，但是，这要有个前提，那就是要认清测绘仿制仅是过渡的手段，不能当作目的。唯有通过引进、消化、吸收进行仿制，然后结合自己的预先研究、技术储备基础、积累的研制经验进行改进、改型，才有可能走上开发先进产品的道路。如果没有自己的科研技术研究基础，将会永远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地爬行，而不是什么捷径。根据王大珩院士对记者阐述的精神和以往的大量事实，不难理解，如果航空工业不首先把“前瞻性”的、“走在前头”的、“前进”的航空科学技术预先研究计划抓紧抓好，打下航空科学技术的基础，把过去50年来欠下的“高科技”的账还清，是难以振兴高科技的航空工业的。
通过研读王大珩院士的论述，进一步认识到加强预先研究、提高技术储备是高科技的航空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为我国的航空工业、为国防与国民经济建设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感到光荣和高兴的同时，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早已感到技术储备缺乏、预研力量不足将形成航空科技发展的危机。因此，希望集团公司在狠抓当前工作、编制好“十五”发展计划的同时，必须贯彻“科研先行”、“动力先行”的方针，加强预先计划工作。集团公司要加倍努力，希望两位特聘高级顾问继续关心和支持，更希望得到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的支持。
这些都是自己多年来在实际工作中的切身体会。
过去我在工作中总是亲力亲为，来到科技委工作，脱离了一线的实际，就只能是尽心尽力了。
编者补记：
吴大观同志对重大型号的技术咨询和支持
吴大观同志积极支持重大型号“昆仑”、“太行”等发动机的研制，并参加专家顾问组，发挥了技术咨询和决策支持作用。
1985年12月底，科技委在株洲331厂召开了发动机专业组会议。会上，委员们分析了当时某发动机面临被仿制替代的危险，对于继续走“仿制”的道路还是走“自行研制”的道路感到忧虑。在事前充分酝酿准备的基础上，吴大观、程华明、宁榥、袁美芳、周晓青、张世英、王宏基、康毅、枉云汉等9位资深专家联名向小平同志写信陈言，对具体研制方案和工作安排提出了建议。1986年1月8日，邓小平同志明确批示支持，从而使“太行”发动机起死回生，得以立项研制，取得了最后的成功。
“根治飞机‘心脏病’已刻不容缓”
在科技委工作期间，吴老始终在思考，如何才能将自己为之奉献一生的航空发动机科研事业搞上去。他对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决策担忧，急切希望航空工业、航空发动机事业能够得到国家的重视。
在自己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我国曾有过举倾国之力搞“两弹”的成功经验。但在今天，我国落实力度和重要国家相比已经明显不足，从研究与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来看，已低于所有发达国家，也低于韩国（2.1％）、埃及（1.6％）、印度（1.9％）和巴西（0.8％），仅为0.5％左右。这已经影响了我国科技国际竞争能力，并将对我们国家21世纪的国际竞争力产生严重影响。为此，亟待增加基础研究的经费，并要在增加项目经费的同时，提高研究人员的待遇。
加强政府部门的科学决策能力，关键在于国家的技术决策。“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从无到有地发展高技术产业，一个先进国家，也可以从有到无地丧失高技术产业。”
———1998年8月10日
他的心在呼唤，根治飞机“心脏病”已刻不容缓。
刘大响院士回忆，吴老常对我说自己老了，对发动机行业的情况了解少了，希望我能多给他谈一谈。我们两人办公室相邻，我经常去向他汇报，他也经常到我房间里来。每当谈到发动机型号、预研计划取得好的进展时，他都非常高兴。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向他汇报总装和原国防科工委联合发布《2020年前航空发动机发展纲要》，并准备用八大计划来支撑《纲要》的发展时，他连连说，你们干得很好，发动机这一下有希望了，甚至高兴得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起来；而每当说到某某项目存在的问题或出现故障时，他都紧锁眉头，并一再表示他有责任，总是说自己以前没有把技术基础打好。他对航空发动机事业的那种魂牵梦萦的执着和对国家、民族的那份历史使命感、事业心使我深受感动，也经常成为鞭策和激励自己的动力。
在吴老的日记中，我们看到了他心中那份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急切的心情。
根治飞机“心脏病”已刻不容缓。
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12位院士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加快发展我国航空动力的建议”，朱镕基和吴邦国做了重要批示，“飞机发动机应列入国家高科技重点工程，发动机问题不解决，飞机就上不去。”
通过这两天会议，已经了解了一些矢量推力发动机试车台方案的情况，在会上推认我当专家组组长，我说我岁数大了，精力不足了，不能当组长。
第二天又说我当组长，要我发言，我的看法只有先根据原定各厂、所的界面，任务，专业化分工，来提出保障重点型号发动机研制任务，加快进度完成，提出本单位的必备条件，分轻重缓急提出方案，供后面讨论。同时，上级机关应该及时研究提出今后发展的工作任务、工作分工、界面、方案，从国家长远利益来考虑，设备建设的规模和建设地点，这个多年未得解决的问题需要加速解决，这样才能对工作有利。
———2000年2月23日
院士有呼吁，中央、国务院领导有批示，这是又一次大好机遇，激励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1.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试验；2．航空发动机稳定性评定试验；3·航空发动机环境和特种试验；4·发动机预先研究中零部件研究性和鉴定性试验。
———2000年3月25日
26～27日，两天的飞机专业组会议休息时间，见到611所歼10飞机总设计师宋文骢和603所“飞豹”飞机总设计师陈一坚。宋文骢同志见面先问身体好，并说：“你的论文集我收到了，我很同意你的许多观点，希望多保重身体。”
陈一坚同志是27日下午会议休息时间来到我的办公室的，也首先问身体好，谈到172厂，陆颂善同志老伴去年去世，现在他的身体也很好，他说：“你们几位老一辈专家身体都保养得好，你们身体健康就是幸福。”我们简要谈了些当前航空工业前景，他说：“您是我们的前辈，我是您的学生。我们的工作与航天相比就大不一样。”最后我送给他近期发表的两篇短文（《喷气发动机发详史》、《我国飞机研制必须动力先行》）。他说：“请把这两个材料也能送给其他飞机总设计师，文章会起作用。”
根据他的意见，将两份资料送李明、屠基达、宋文骢。
深知我们的飞机设计研制，首先要从高层领导扭转不注重航空工业的偏向，总结经验，结合国情，利用航空工业发展规划，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大投资，培养人才，从“打基础、上水平”，结合可能的国外引进技术和技术合作，彻底改革陈旧的，已经证明有高新技术可以取代的研制、设计、试验、加工工艺技术。改进研制设计、试验方法和程序，逐步与国际发动机研制技术接轨。
多年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证明，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大量的投资，航空工业只能是纸上谈兵。
———2000年4月28日
注 释
吴大观，《航空发动机发展及研制的经验教训》（北航继续教育学院高研班讲课教材）1998年补充提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