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合并后的王府井站，北京城建院的蔡秀岳副总工程师还做了相应的二层式车站方案，有一条通道直接通到王府井南口的地下商业街，这样，既能提高行车速度，又能为王府井商业街的乘客提供乘坐地铁的便利，扩大了王府井—东单商业圈的使用空间。当时有德国人提出地下一层给他们做商业开发，车站的建设费用全部由他们支付。
复兴门站到建国门站区段的工程可行性报告和国家发改委审批意见及专家组评审意见中均确定不设王府井站，但陈希同（当时任市长）坚持要设王府井站，最后还是他说了算。王府井站施工时难度很大，地下水位高，地层渗透系数大，每天人工抽水量达几万吨，还要回灌到地下，费用也很高。为拉大王府井站与东单站之间的距离，又不得不将东单站向东移至方巾巷口西侧，使5号线与1号线的换乘距离过长，极不方便。这说明在地铁建设过程如不科学民主决策而是行政干预“拍板”，将造成投资大、效益差的结局。
北京地铁13号线
北京地铁复八线通车后，北京市政府加快了地铁的建设步伐，但究竟先开工建设哪条线最适宜呢？大家有不同看法。因为在1988年5月26日，我就曾经和北京市规划局总工程师郑祖武先生以北京市政府专业顾问的名义，给市政府写过一个报告——《对地下铁道近期建设的意见》，在报告中对应优先上哪一条地铁线路谈了我们的想法，摘其要点叙述如下：北京现有地铁通车里程40千米左右，据介绍平时每日客运量80万～100万人次，现有地铁线路网是以战备为主安排的，对城市客运交通运输很不适应。地铁二期工程是在没有直通的直径线条件下修建的环线，因此直径线客流无法通过环线相互流通，故现有地铁运营效率很不理想，较之先进的地铁如香港地铁长42千米，每日客运能力180万～200万人次，1958年莫斯科地铁长60千米，每日客运量接近400万人次，运输能力相差一倍左右。总结经验教训，吸收国外先进做法，近期地铁建设理所当然地应首先考虑市区中部特别是闹市区的线路，应当在复兴门经建国门到八王坟的东西线完成后，下一步即建设南北走向的从城南宋家庄经东单、雍和宫到北郊的线路（即现在的5号线），这样，北京地铁线路网布局即形成一个十字线和环线相结合的形式，具备了线路网的雏形，全长65～70千米，环线与十字线有4个换乘点，每条直线和其他线路各有3次交叉换乘，就有条件比较充分地发挥各条线路尤其是环线的作用，预计每日客运量可能达到300万～350万人次，等于现有公共交通总客运量的35％左右或更多。
但市政府主管地铁建设的领导最后决策时并没有采纳我们的意见，而是决定先修建13号线，即从西直门经清华东、西二旗、回龙观、望京到东直门的U形线，其理由主要有两个：首先是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提出要照顾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住在昌平育新花园等地的教职工上下班的问题，线路最好经过育新花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站点，实事求是地说这是个很现实的设想，但其客流量能否满足地铁的最低要求，值得商榷；其次，有人建议可以利用既有的铁路联络线，能节省很多区间的建设费用，但建成后谁来经营管理呢？铁道部与北京市商议过程中发生了分歧，北京市认为这条线是城市地铁市郊线，当然由北京市管。铁道部则认为如果是利用既有铁路改造而成，应该归铁道部来负责运营管理。两家为此商量不通。于是又提出第二个方案，即北京市和铁道部共建，但又产生一系列新问题，如铁路和地铁的供电制式不一样，前者为2.2万伏接触网供电，后者为750伏三轨供电，如何在一条线路上跑两种不同供电方式的车辆，技术上不好解决。另外尚有收入如何分成，运营亏损谁来补贴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协商不通。最后只能采用第三种方案，即在既有铁路旁边新建一条高架城市轻轨（即现在的13号线），说到底，还是没有能充分发挥闲置的既有铁路的作用，且新建的13号线造价也不菲。
13号线建成通车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客流量很少，一直在低线（2005年日均客运量才17万人次）徘徊，只有预测的客流量的1/2。直到4、5、10号线的开通，加上13号沿线大型居住社区的成熟，客流量才大幅上升， 2010年上半年日均客运量达60万人次。而5号线开通首日客流就达34万人次。这说明在重大建设项目决策时要进行充分的科学论证、民主决策，尽量避免领导主观拍板定案。
在进行13号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时，专家和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领导分别到13号线沿线进行调研，均认为沿线开发不足、客流不多，建设的必要性不大。北京市有关领导到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要求进行正式评估，并在一天晚上11点多钟给我打电话，要我支持修建13号线，在电话中我们持续交谈了半个多小时。市领导多方面进行工作，咨询公司领导要我主持评估工作，评估会上专家们主要提出两点意见：其一，西直门到西三旗在三环路以内修地下线，三环路以外修高架线，西面线路可先修，北面、东面线路缓建；其二，就是西直门站的设置方案，建议将地铁2、4、13号线和铁路西直门站一起均设于地下，形成地下交通枢纽，方便铁路与地铁、地铁与地铁间的换乘。地面是公交车枢纽和绿地。为此，北京城建院还提交了枢纽方案图，但投资巨大，北京市资金紧张，只好放弃。后来有开发商愿意出资将地铁13号线西直门站与大楼合建，形成现在的高架车站，通车后虽然屡经改造，但13号线与地铁2、4号线，京包铁路的换乘仍不方便。
铁路车站与地铁站应综合配套设置，方便旅客换乘
20世纪80年代，铁道部为了分流北京站的客流决定建设北京铁路西客站，根据北京地铁路网规划，地铁9号线也须在此设置地铁西客站，在西客站修建方案论证过程中北京铁路局坚持将地铁站设在北广场下，如同地铁2号线的北京站。但运营后的经验证明这种分离设置方式对旅客非常不便，因此我提出将地铁站设在火车站站房下面，旅客下火车后乘自动扶梯可直达地铁站。这个提议受到北京铁路局总工程师的坚决抵制，他认为这样不便于铁路管理等，但在评审会上很多专家均认为将地铁车站建在站房下面是合理的，最后采纳了我的提议，就是现在建成的地铁站的位置。当时还建议将西客站到军事博物馆站区间隧道与西客站同步建设，以方便旅客换乘地铁1号线，并可减轻地面的交通压力。当时建设那段区间隧道的条件非常有利，因为线路两边没有建筑物，可以用明挖法很快建成。但是当时市规划委员会（简称市规委）领导认为投资不好解决，所以区间隧道没有建设，使地铁西客站闲置了很长时间。
法国对中国地铁的资助，又到法国考察
1988年2月，法国技术经济援助委员会副主任安斯特到建设部谈法国给中国地铁技术的经济资助问题，建设部地铁办公室主任吕长春进行接待，要专家组一同参与谈判，张驰先生做翻译。法国政府将拟援助2000万法郎从地铁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技术援助，用于到中国工作的法国专家费和中国技术人员到法国的考察费用。谈判过程非常艰难，持续时间很长，后来一致同意先派考察团到法国考察后再继续谈判。那时已经快到1989年5月了，紧接着是“六四”风波，8月建设部才派考察团到法国考察，由城建司司长于麟带队，我也参加了。这是我第三次到法国，在法国由索菲图公司介绍了法国巴黎地铁建设的全过程，然后到运营线路了解运营情况，那时RER A线已建成，作为穿越城市中心的快车线，它在市区内客流较大的区域与多条地铁线路形成换乘，并设有地下3～5层的换乘枢纽，以方便旅客换乘。在法国期间还到里昂、马赛等城市考察。马赛那时正在建设地铁，有些路段穿越历史性建筑，法国是不允许随便拆迁的，要拆迁也要按原来的建筑风貌恢复，后来我们与索菲图公司建立了联系，但是技术援助经费问题并没能继续进行谈判。
德黑兰地铁咨询工作
1989年10月，伊朗德黑兰地铁公司到北京考察地下铁道，北京城建集团领导要我代表中国地铁工程咨询公司向他们介绍北京地铁的建设情况。事先我了解到他们来的均是在英国学习过的技术人员，都是行家里手，他们希望较详细地了解北京地铁的设备系统和投资大小。此前德里兰地铁代表团已经到很多欧洲国家考察过，十分清楚国际地铁的信息，且法国索菲图公司已经给他们做好土建工程设计并已开始施工。当我向他们介绍北京地铁的系统，包括车辆、供电、信号、通风等均是中国自己研制和生产的，没有从国外进口，如通风系统就是根据北京当时的气候条件自行设计的一种特殊系统，通信信号系统也是如此，且每千米造价才2200万元，立即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因为这个价格比德国、法国等国要低得多。之后他们又到设备生产厂家，如长春客车厂、沈阳风机厂、上海风机厂等考察车辆、通风系统等的生产情况和性能。经过一段时间的周密调研，德黑兰地铁公司最后决定采用中国制造的设备。
为了使已开始施工的土建工程能与中国的车辆、机电设备性能相协调，需要对线路进行调线调坡，增加车站长度等一系列的设计变更工作，要求我们给予协助，并承担全部的设计咨询工作，最后由中国地铁工程咨询公司与德黑兰地铁公司签订了设计咨询合同。随后，我们派出了测量队对德黑兰地铁已建成的线路进行测量，对隧道净空进行测量，线路工程师根据测量资料对线路进行调整，设备工程师则需根据隧道净空资料对设备系统进行重新设计。从设备的制造、供应到安装、调试，中国地铁工程咨询公司均给予了全面协助。德黑兰地铁的通风系统是清华大学江亿教授带着几个研究生根据当地气候非常干燥的特点设计的新通风系统。德黑兰地铁1号线开通运营时，我也应邀出席了通车庆典，江亿教授还带着我参观了沿线各站的通风系统，并进行了介绍。伊朗对中国人民很友好，中国人乘地铁均不需要买票。
在德黑兰时还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在我们回国去机场前德黑兰地铁公司领导请我们到一家最有名的烤羊肉店吃饭，刚进门时碰到王梦恕院士吃完饭后准备离开，他到德黑兰是为隧道工程的施工投标。不到两分钟他又急急忙忙地跑回来找我说：与他一起吃饭的隧道局领导竟然都走了，他既不知道下榻处的地址，又不会说波斯语，要我帮他想办法。我找了我们的翻译，找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他要去的地址，因王院士记得他住的饭店附近好像有一座体育场，我们就分开了。回国后又一次碰到王院士，他告诉我说：司机在体育场附近没有找到饭店，就把他拉到了飞机场，放下他就开车走了，幸亏碰到一位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看了他的人大代表证和院士证，那位同志才把他送到饭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