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总是想方设法避免直接竞争，他们非常有创意。日本小学中的竞争少之又少，让美国人无法想象。日本的教师有责任让每一个孩子提高自己的成绩，不能给他们机会去跟别人比较。日本的小学里没有留级重读的制度，同时入学的孩子，要一起完成全部课程，然后一起毕业。小学生的成绩表上都是纪律操行，而不是学习成绩。当竞争无法避免，比如参加中学入学考试，学生们的心理紧张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当学生们知道考试落榜，很可能会自杀。每位老师都知道几个类似的故事。
把直接竞争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点，这种做法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极为普遍。他们的伦理基础是“恩情”，所以不愿给竞争留空间。美国人奉行的原则是：在与同辈的竞争中，要表现得出色优异。在日本的等级制度中，对每一个等级都有繁琐而具体的规定，这就把直接竞争控制到最低点。日本的家族制度也限制了竞争，在美国，父子之间可能存在竞争，但在日本绝对不会，父亲与儿子也许互相看不惯，但不会相互竞争。日本人常常批评美国的家庭生活，同时又感到惊诧奇怪，因为在美国，父子俩会争着用家里的汽车，还会在母亲或妻子面前争宠。
为了避免直接竞争的冲突，日本人通常请中间人进行调停，这是防止双方直接对峙的最佳办法。一个人在失败时往往感到羞愧，这种情况下他需要鼓舞和安慰。因此中间人在日常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提亲、找工作、离职以及不计其数的琐事。中间人传达双方的意见，如果碰上结婚这样的大事，双方都要请媒人，两个媒人先交涉细节，然后各自向己方汇报。用这种间接方式处理问题，当事人就不至于当面听到对方的要求和责难，因为在直接交流中难免发生伤及情分和道义的事。正因为中间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往往能获得声望和尊重。谈判如果顺利，中间人就赢得赞誉，脸上增光，日后的谈判机会会更多也更顺利。求职者如果想打探雇主的意向，或者员工想递交辞呈，也都请中间人以委婉的方式帮忙。
有些时候，自己的“道义名誉”遭受质疑，这会令人感到羞愧难当，所以要尽可能避免这类情况的发生，为了减少这种可能性，人们就会远远地避开直接竞争。日本人认为，主人有责任用庄重的欢迎仪式来招待客人，而且自己也要穿上规整正式的礼服。因此，如果你来到一个平民家里，他穿着日常的工作服，那么你需要等一会儿，直到他换好合适的礼服，安排好欢迎仪式，才正式欢迎你来家里做客。哪怕客人正坐在屋里，主人也没有欢迎一下的意思，在他换好衣服置备仪式之前，客人就仿佛不存在一样。在农村也是一样，青年男女约会见面，男的要等到夜晚家人都入睡之后，甚至女孩已经上床。男的来了之后，女孩子可能会接受，也可能会拒绝。但是男的会带一条毛巾，把脸包裹起来，这样哪怕女孩拒绝他，第二天也不用感到羞愧。这类蒙面术不是掩饰身份，防止女孩认出他，而是为了将来否认曾经遭受过被拒绝的侮辱，其实这是一种鸵鸟方式。日本人的礼节，要求在任何事情成功之前，尽可能不让人知道。在缔结婚约之前，媒人要想办法撮合婚事，让男女双方的相逢看起来是偶然邂逅，然后再努力让他们走到一起。如果在见面阶段就把婚事目的说出来，那么万一婚事告吹，就会影响一方或双方家庭的声望和名誉。一对年轻人必须由双方父母陪同，由媒人安排，严密谨慎地安排双方“偶然相遇”的情形。见面的场合要么在每年的菊花展上，要么是观赏樱花的时候，要么在某个公园里，要么在某个娱乐场里。
还有许多其他方式，总之日本人就是想避免挫败感，不要伤及名誉和脸面，虽然他们强调自己有责任洗刷受辱的名声，但实际上，日常生活的许多事情都进行了精心安排，很少人会遭受侮辱，不会产生羞耻的感受。这与太平洋群岛上的许多民族风俗迥然不同，尽管这些民族也跟日本人一样，把洗刷名誉的事情看得无比重要。
在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的原始部族，人们通常从事园艺种植劳动。遭受侮辱而产生的愤怒，往往会成为部族或个人行动的主要动力。每当举行部族宴会，大家彼此议论，说某个村子的人是吝啬鬼，穷得连十个客人也请不起，还把芋头和椰子都藏起来，他们的首领都是蠢货，连宴会都组织不起来，等等。于是遭到侮辱的村子就必须行动起来，他们举行宴会，每个角落都堆满东西，以炫耀豪奢和慷慨，一定要让来客感到惊异，才能洗刷羞辱和污名。在婚姻安排和经济交易上也是这样安排的，即便打仗交战也是如此，敌我双方在搭弓射箭之前，必须互相谩骂一阵子。哪怕是鸡毛蒜皮的琐事，他们也要当做大事一战到底，然后拼个你死我活。这种“荣誉感”刺激部族采取行动，他们往往精力旺盛、活力四射。不过，也不会有人说他们是礼仪之邦了。
相反，日本人却是尚礼的模范。礼仪名誉可以衡量他们的自我控制达到何种程度，他们极力限制那些需要洗刷受辱污名的事情。虽然侮辱会引起愤怒，而愤怒则是取得成就的良好鞭策，但日本人却极力避免挑起事端，只有在特定场合，或者无法用正当途径消除耻辱时，他们才愤然而起洗刷污名。这种对名誉的刺激鞭策，使得日本在远东地区取得了主导地位，近十年对英美开战的政策也受到“名誉道义”的推波助澜。关于日本人对侮辱敏感，而且热衷复仇，西方人已经作过诸多讨论，但是，这些议论更适用于新几内亚那些以侮辱为动力的部族，而不适用于日本。日本战败之后，将来会如何？西方人作出过多种预测，但都不切合实际，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日本人对名誉的“道义”，有很多特殊的需求和限制。
日本人讲礼貌，但美国人不应当被这点误导，以为他们对诽谤不敏感。美国人随便评论人，把说闲话视为游戏。我们很难理解，日本人会把轻微的批评当做要命的大事。日本画家牧野芳雄在美国出版的英文自传，生动描述了日本人所理解的“嘲笑”，以及他对“嘲笑”作出的典型反应。写这部传记时，他已经在欧美度过了大部分成年时光，但他仍然强烈地感到，他好像还生活在故乡——日本爱知县的农村。他的父亲是一位颇有地位的乡绅，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在幸福的家庭中成长，受到无比的呵护和宠爱。在他童年即将结束时，母亲去世了。不久父亲破产，为了偿还债务，父亲变卖了全部家产。家庭败落之后，牧野身无分文，他的一个梦想是学习英语，而这时却无法实现宏愿。他投靠附近的一所教会学校，在那里当门房，目的是要学英语。直到他十八岁时，只去过附近的几个乡镇，他没出过远门，却决心要去美国。
我去拜访一个最信赖的传教士，跟他说，我想去美国，希望他给我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可是，却让我大失所望，传教士惊叫道：“什么？你要去美国？”他的夫人刚好也在房间里，他们俩一块儿嘲笑我。刹那间，我似乎觉得满脑子的血液都流到了脚底！我默默地站在原地，站了几秒钟，没跟他们说“再见”，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跟自己说：“一切全完了！”
第二天早上我就离开了。现在，我要说一说原因。我一直坚信，世界上最大的罪恶就是待人不真诚，而嘲笑人则是最不真诚的。
我常常原谅别人发怒，因为脾气不好有时是人的本性。如果有人对我说谎，我一般也能原谅，因为人性很脆弱，面对困难时不够坚强，不敢讲真话。对那些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我也能原谅，因为人们很容易被谣言蛊惑。
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酌情体谅。但对嘲笑，则无法原谅，因为只有内心不真诚，才会嘲笑无辜的老实人。
让我来对两个词下一个定义。杀人犯：杀害别人肉体的人；嘲笑者：杀害别人心灵的人。
心灵比肉体珍贵得多，因此，嘲笑是最恶劣的罪行。事实上，那一对传教士夫妇企图残害我的灵魂和心灵，我的心感到一阵剧痛，叫喊道：“你为什么……”
第二天早上，他把全部家当打成一个包袱，背着走了。
他感到被传教士的嘲笑“残害了”，传教士不相信，一个身无分文的乡村少年想去美国，想成为艺术家。他的尊严和名誉都被玷污了，只有实现他自己的目标，才能雪耻污名。遭受传教士的嘲笑之后，他别无选择，只能离开那里，努力证明他有能力去美国。他指责传教士时，用英文“Insincerity”（不真诚、不诚恳），这让我们感到奇怪，在我们看来，那位美国传教士的惊奇完全符合“Sincere”（诚实、正直）的含义。而牧野则按日本人的理解使用这个词，他们通常认为，蔑视别人、恶意挑起事端的人，都是不真诚的。传教士的嘲笑就是这样的行为，放肆而且毫无顾忌，既不道德，也不真诚。
“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酌情体谅。但对嘲笑，则无法原谅。”既然嘲笑无法“原谅”，那么唯一可行的就只有报复。牧野来到了美国，成为了画家，也就洗刷了受辱的名誉。遭到侮辱或失败之后，“报复”是一件“好事”，是日本高尚的传统。日本人给西方读者写书时，常使用生动的比喻和修辞，来描述日本人对于报复的态度。新渡户稻造是一个富有博爱精神的日本人，他在1900年的书中写道：“复仇中存在某种满足正义感的东西，有时像数学题一样精确严密，如果方程式两边未求出相等结论，事就没完。”冈仓由三郎在《日本的生活与思想》中，把复仇与日本一种独特的风俗作了比较：
“日本人那些所谓的精神特性，源于喜爱洁净和厌恶污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我们从小被训练要关注侮辱，事实也是如此，无论遇到家庭名誉受辱，或是国家荣誉遭诋毁，都是污秽和创口，必须通过申辩和反击，来彻底洗刷干净，否则就不能恢复清洁和健康。在日本的公私生活中，常遇到复仇事件，不妨把这些看做是日本人的晨浴，日本人都喜欢早晨洗澡，因为人们喜爱清洁的习惯已经成了一种洁癖。”
他又说，“日本人过着清净无尘的生活，犹如一树盛开的樱花，美丽而凝静。”书中“晨浴”的意思，就是洗净别人扔到你身上的污泥，只要身上沾到一丁点，就不可能贞洁。世上有一种伦理教导说，只要自己不感到受侮辱，就不算是受辱。所谓“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受辱的根源全在于“自辱”，并不在于别人说什么做什么。但日本人从来不这样认为。
日本的传统公开提倡“晨浴”式的报复。数不清的复仇事件和英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其中流传最广、最脍炙人口的就是历史故事《四十七士》。人们在教科书里看到这些故事，在剧场中演出，改编拍摄成电影，改写成通俗小说。它们俨然已成为日本当代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许多故事讲的是对偶然失败的愤慨，例如一个故事中，大名叫来三个随从，让他们猜一柄宝刀是谁打造的，三人说法不一。后来请来专家揭晓谜底，只有山三说的正确，那是一柄“村正”宝刀，另外两人猜错了，他们就把失败看成一种耻辱。夜里其中一人等山三睡着，就去刺杀他，但山三没有死。后来那人一心要报复，最后终于成功杀了山三，保全了自己的名誉和尊严。
还有一些故事是讲被逼无奈的人对主君实施复仇。按照日本的伦理，“道义”具有双重含义，意味着家臣必须终生效忠主君，同时如果家臣受到了主君的侮辱，也会转变为不共戴天的仇人。有一个故事讲道，家康是德川时期的第一位将军，有个家臣听到家康在背后嘲笑他“会被鱼骨头卡死”，觉得侮辱了他的武士尊严，绝难容忍。于是，这位家臣发誓，至死不忘此辱。当时全国尚未统一，家康刚刚迁都江户，敌人势力仍然强大。这位家臣暗中勾结敌方领主，策谋做内应，试图纵火烧毁江户。他认为这样就保全了名誉“道义”，向家康报仇雪恨了。西方人讨论日本人的忠诚，很多结论不切实际。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道义”不仅是忠诚，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背叛也彰显一种美德。正如日本人所说“挨打的人会成为叛徒”，遭受侮辱的人也是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