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真诚的关心他人
处世的第二原则是“真心待人”，看到别人的优点，要真心称赞。看到别人的缺点，不要轻易指责。如果是熟朋友，要诚恳地向他提示，热心地帮他改正。
——徐光宪庄子家境贫寒，为了果腹，不得不找监河侯借粮。监河侯听了庄子的来意后，说：“好，我将要得到封地的租金，那时我借给你三百金，可以吗？”
庄子闻言很是生气，他知道监河侯并不想借粮给他，却用这种低劣的理由打发他，便说：“监河侯，我昨天来的时候，听到有人在道路中间呼唤。我回头看，发现车轮印里有条鲋鱼在那儿。我问它：‘鲋鱼！你是什么原因来到这里的呢？’鲋鱼回答说：‘我是东海海神治下的小百姓，您可以弄一点水来救活我吗？’我说：‘好，我即将往南去拜访吴越的君主，等会儿回来的时候，就引西江的水来迎接你，怎么样？’鲋鱼生气得脸色都变了，说：‘我失去了我常依附的水，没有地方安身，我只要一点水就能活了，你竟然这样说，不如干脆早点到卖干鱼的店里去找我吧！’”
说罢，庄子便离去了，监河侯自是羞愧难当。监河侯如果直截了当地和庄子说明不愿借粮，庄子反而不会出言讽刺。用低劣的理由去推脱别人，还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直爽的庄子自然是不能忍受。其实，这也道出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原则，真诚的关心远比虚伪的应付重要。
《九章·抽思》中有言：“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所以，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监河侯根本不想借粮，却又不想落得个小气的名声。我们不能当监河侯。给予人关心和帮助时，要出自真心，不能怀有目的或者虚言假意。关心他人与其他人际关系的原则一样，必须出于真诚。不仅付出关心的人应该这样，接受关心的人也理应如此。它是一条双向道，当事人双方都会受益。
战国时期，齐王曾派使者带着亲笔书信去问候赵国的赵威后。赵威后很高兴地接待了使者，但还未打开书信，就问使者：“今天齐国的收成还可以吧？百姓安居乐业吗？你们大王的身体无恙吧？”
使者听了有点不高兴，说：“臣奉大王之名来贵国向太后问好，您不先问我们大王的状况如何，反而先打听粮食收成和百姓的状况。这置我们大王于何地？有点先卑后尊吗？”
赵威后亦不动怒，笑着回道说：“您误会了，我正是关心你们大王才这么问的。如果没有好的收成，齐国的百姓怎么能繁衍生息呢？如果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大王又怎么能在南面称尊呢？这怎么会是舍本问末呢？”
赵威后便是触龙劝说的那个赵太后，她在历史上以顾全大局闻名。而在应对齐王使者时，赵威后又表现出了她宽厚的一面。作为赵国的执政者，齐国向来是赵国的同盟国，必然要处理好关系。齐王派使者来问候，赵威后自然也要真切实意地关心下齐国，所以才有了：“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这句名言，即道出了自己对治国的理念，也表现出了对齐王和齐国状况的关心。
虽然这是政治家之间的友谊，是国家层面的交际，但也印证了一个道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是一个礼尚往来的过程，而真诚在其中扮演着主角。”赵威后远比监河侯要高明的多，她对待朋友或者盟友不是简单的搪塞，而是考虑良多，从对方的角度去给予帮助和关心。所以，赵国虽处在风雨飘摇之际，但在她手上依然能屹立不倒，与强秦对抗却不堕威风。而赵国在赵威后去世四年后，就遭遇了长平大败。不得不说，赵威后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交际大师。
《管子·心术下》写道：“善气迎人，亲如兄弟；恶气迎人，害于戈兵。”赵威后“善气迎人”，所以齐赵之盟能够稳固下去；监河侯“恶气迎人”，所以庄子以“涸辙之鲋”讽之。“善气”便是真诚、礼貌，“恶气”便是虚伪、无礼。这两者的差异不啻天渊，孰轻孰重，不难分辨。
“善气”是训人修身立德，维持家庭和睦，国家秩序稳定的重要手段，也是文化得以传续，民族赖以生存的内在力量。
真诚地去关心别人是礼仪的重头，而关心别人先要学会体谅别人。古人云：“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即一个人的心怎样，那千万人的心也是一样。所谓“将心比心”，体谅别人是关心别人最起码的条件。只有如此，你的关心才显得合情合理，容易接受。
但是，关心别人，并不等于一味地迁就别人。当你的朋友遇上挫折，情绪低落，一味地同情，一味地宽慰，甚至在一旁陪着掉泪，固然体现你的关心。但这样只会让他更加消沉，你的关心也就显得苍白而无力。
那么，为何不换一种态度呢？你应该以自身积极乐观的态度去感染他，影响他，让他振作起来，你可以告诉他，挫折不可避免。有朋友一边关心着，支持着，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当他再次面对生活充满信心时他会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你那份关心的真挚，并且在你遇到困难时，也会给你带去安慰，让你积极地面对。
汉朝诗论家韩婴曾说：“伪欺不可长，空虚不可久，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赵威后以民本思想来勉励齐王，赢得了齐国的友谊。监河侯以推托之词敷衍庄子，成了“伪君子”的代言人。尊重别人，并不难，拿出你的诚意即可。让别人看到你内心的想法，而不是戴着面具的微笑。以诚相待，才能得诚以报。
狂傲不羁之人常常才华横溢
对朋友不能太挑剔，清泉虽高，养不了大鱼，包容才能做大。
——翟鸿燊在北大有一位与“清末怪才”辜鸿铭齐名的教授，他便是刘文典，为人恃才自傲，狷介无比。
刘文典每次上《庄子》课时，开头第一句总会自负地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他若不懂，别人就更不懂了。曾有人问他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口出狂言：“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
刘文典看不起文学创作，他认为“文学创作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次有人问他可知道名噪一时的巴金，他喃喃自语：“我没听说过他，我没听说过他。”昔日在西南联大他也不把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里。
西南联大期间，沈从文被提升为教授，刘文典听闻后愤愤不平道：“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元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4角钱！”又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要是教授，我岂不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当时联大所在地昆明时常遭到日本人轰炸，有一次，昆明响起空袭警报，师生们争先恐后往外跑，沈从文恰巧与刘文典擦肩而过。于是他对同行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学生讲《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沈从文是为了谁跑啊？”
几件轶事，便能看出刘文典的狂傲，他的癫言狂语更是流传甚广。这样一个刘文典，却能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怪异也，不怪也。刘文典虽为人狂傲，但是他的学问却让人挑不出毛病来。他担任北大教授的时候，年仅27岁，当时的文科办公室里有陈独秀、朱希祖、胡适、刘半农等人。刘文典深感自己学识浅薄，自忖要想在北大立足，没有著述支撑不行。
1923年，刘文典出版了《淮南鸿烈集解》。连提倡白话文的胡适都破例为他提了文言文的序章，称赞道：“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叔雅便是刘文典的字，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刘文典的学术地位也大大提升了。
1939年刘文典又出版了《庄子补正》，不肯轻易誉人的陈寅恪也作序赞曰：“先生之作，可为天下之慎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
章太炎在北大授业的时候，由于他的学问大，名气也大，所以来听课的人太多，小课堂装不下去。于是，干脆上起大课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