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来上课时，起码有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是一时俊杰，大师级人物。章太炎国语说得不好，乡音严重。于是，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
有意思的是太炎先生上课的开场白：“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一贯的狂气，大有“平生不识章太炎，访尽名流亦枉然”的架势，却丝毫不影响他备受众人敬仰的状况。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他有资格说这个话。
刘文典师从章太炎，这对师徒可谓是同样的狂徒之士。狂则狂矣，刘文典在治学上却是异常认真，他曾立下了“一字之微，征及万卷”的治学格言。校勘古籍不仅字字讲究来历，就连校对他也从不假他人之手。甚至对在芜湖公学期间的老师刘师培都颇有微词，认为他考据之时，常凭记忆，不去翻阅经文，难免有所遗漏。在治学上，刘文典完全没了往日的狂傲，只有满腹的严谨。
正是这股严谨治学的态度，刘文典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纵观刘文典的一生，精通英、德、日、意等语言，学贯中西，尤精国学。当过孙中山的秘书，师从章太炎学《说文》，与鲁迅同为章氏弟子，与陈独秀亦师亦友，胡适、陈寅恪曾为他的书稿作序捧场，跟蒋介石干过仗，与毛泽东握过手。可谓是一部人型的近代史书，也注定成为一代传奇式的国学大师，或者说狂士。
类似刘文典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并不鲜见，狂傲不羁却又才华横溢。当我们遇见时，有两种途径，一是以才服才，仿章太炎、陈寅恪之流，驯服或者结交一位狂士的最佳方式就是让他佩服你，在才华上压过他，在人品上让他尊敬。二则是，尊敬他，真诚实意的去对待他，狂士并不是无心之士，他们或有难言之隐，或为人清雅。这样的人，反而更注重别人对他的态度，切不可损之，辱之；须敬之，爱之。
才华横溢之人有狂傲的资本，也有令人敬重的资本，蔡元培看到了刘文典、章太炎、辜鸿铭等人的才华，至于狂傲，随它去吧。大度宽容的蔡元培却能一众赢得这帮狂士的尊敬，可谓奇迹。
正所谓：“你敬人三分，人敬你一尺。”狂傲的人，还需多加看重，他们往往是刘文典式的人物，才华横溢，对人多有臂助，不可不结交之，不可不敬重之。
一视同仁，不可因权势而起分别心
当那水打着一座石壁时，它自会绕之而行的；当那水流到了一所可爱的低谷去时，它自会在那里停留荡漾一下，当那水流到一所深深的山涧时，它便会经常留在那里；当那水流至激湍时，它便会直向前去。这样，一点也没有什么勉强或决定的目的，它一定有一天会流入大海的。
——林语堂北大教授黄侃曾在同盟会担任要职，为人正派，从不趋炎附势。在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期间，黄侃许多同盟会的故友多系国民政府红人，他都不愿意与之来往。唯有居正当时得罪了蒋介石，遭到软禁，形单影只，旁人都躲之不及，生怕引火上身。黄凯却常常来到居正软禁之地，与之谈心解闷。
后来，居正东山再起，重新登上高位之后。黄凯却再也没有去拜访过了。居正念及黄侃在其沦落时的不离不弃，亲自去黄侃家诘问黄侃为何不再与他往来。黄侃正色道：“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黄侃同刘文典一样师从章太炎，学问高深，甚至一度有“章黄之学”的说法。而且他在政治上的高度远不是刘文典能比的，他与张之洞交情笃深，在同盟会的影响也颇大。然而他在面对老友居正的时候，却能做到彼穷困之时不离弃，彼高升之际不攀附，这样的高风亮节远比他国学大师的身份来得难得。
《周易》中有言：“君子上交不诌，下交不渎。”意为君子对地位比自己高的人，交往时不阿谀奉承；对下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时，交往不轻视怠慢。这便是君子在交际上所行所奉，仿若空谷幽兰一般，令人不敢亵渎，闻之则喜。
如何与人相处是一种艺术，它不是简单的声由心发，而是强调平等、真诚、互助的艺术行为。
1963年，朱德到四川乐山地区视察，到了峨眉山下。当地群众听说朱委员长要上山，特意给他准备了一副“滑竿”。朱德坚决不坐，说坐“滑竿”上山，就失去爬山的意义了。别人劝他说：“您已是近80岁的老人了，又不常来，偶尔坐一次不算过分。”
朱德说：“偶尔坐一次也不好。”他最终没有坐，硬是沿着陡峭崎岖的山间小路，一步一步攀登到万年寺。在山上稍微休息之后，又一步一步返回原地。
朱德身上带着老革命家素有的优良传统，便是待人平等。几十年的战争和政治生涯，让朱老总看透了世事的真谛，人与人之间，无论地位高下，权势多寡，其实都是平等的。人生多变，这一刻你友善的对待境况不如你的人，也许，下一次，你落难之时就能获得他的帮助。世事难料，谁也没有把握让自己稳坐“钓鱼台”。雨打风吹，总有不慎之时，别等到落难的时候，才想起那些穷朋友、笨兄弟。那时，别人可不愿理你。
唐朝裴佶小时候，他姑夫在朝中为官，名声很好，众人都认为他是清官。有一次，裴佶到姑夫家，正赶上姑夫退朝回来，叹着气，自言自语地说：“崔昭何许人也，众口一致说他好。一定是行贿了。这样下去，国家怎么能不混乱呢。”
裴佶的姑夫话还未说完，守门人进来通报说：“寿州崔刺史请求拜见老爷。”裴佶的姑夫听了后很是生气，呵斥门人一顿，让门人用鞭子将崔刺史赶出府门。
没想到，过了一会，这位崔刺史整束衣带强行入府内拜见裴佶的姑夫。裴佶的姑夫只好接待，又过了一会儿，裴佶的姑夫急着命家人给崔刺史上茶。一会儿，又命准备美酒。一会儿，又命令做佳肴。送走崔刺史后，裴佶的姑姑问他姑夫：“你为什么前边那么倨骄而后又那么谦恭？”
裴佶的姑夫得意地走进屋门，挥手让裴佶离开这里。裴佶刚出屋还没走下门前的台阶，回头一看，见他姑夫从怀中掏出一张纸，上面写着：赠送粗官绸一千匹。
裴佶这一回头，原本在他心中形象高大的姑父，立刻就原形毕露了。从一位口碑良好的清官，成了一位趋炎附势、贪恋财物污吏。在封建社会里，裴佶姑父这样的丑角数不胜数，利欲熏心的社会风气，和上下之间敏感的人身依附关系，趋炎附势成了人际关系中长期流行的丑恶现象。
一个人富贵显达的时候，门庭若市，在贫穷失意的时候，门可罗雀。这种趋炎附势的社会心理也从统治阶层扩散到整个社会，腐蚀普通人的心灵。《史记》中记载，苏秦出游数年，一无所成而归故里的时候，兄弟嫂妹妻妾都讥笑他。后来苏秦佩六国相印以后，兄弟妻嫂都侧目不敢仰视。苏秦问他的嫂嫂：“为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嫂匍匐前进，以面掩地回答说：“见季子位高多金也。”这一幅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生活图画，的确令人感叹不已。
趋炎附势虽然是自古以来的社会流行病，但一直为正直的人们所不齿。因为趋炎附势者人品卑下。他们没有原则性，没有廉耻心和是非心，只要能获得名利之类的个人私利，不惜对有钱有势的人阿谀逢迎，溜须拍马，什么事都能做出来。他们见风使舵，一旦形势变化，便树倒猢狲散，去投靠新的主子。他们也没有自尊、自信、自强的观念，而是靠投机钻营，甘当钱势人家的寄生虫。这样的人不可能真诚待人，是败坏人际关系的腐蚀剂罢了。
趋炎附势而来的交情并不能长久，汉代的邓通靠向汉文帝献媚来往上爬，甚至为文帝允吸脓液，以换得文帝欢心，可谓手段之恶心，无所不用其极。文帝因此赏赐了他蜀地一座铜山和自铸铜钱的特权，又让他当了上大夫。一时间，富可敌国，权势滔天。可文帝死后，景帝即位，邓通马上就被罢官还乡，接着又被抄家查处，最后身无分文，流落街头，穷困而死。可见，趋炎附势之祸甚快且烈，始以势利害人，终以势利自毙。
邓通不过是裴佶姑父、苏秦之嫂的放大版，他更加表面化，更直接的去迎合权势之人。然则，此等人物，皆落得个悲惨境地，要么遗臭于历史，要么流落于街头。反观，黄侃、朱德，却因其对人一视同仁，生前身后，皆为世人敬仰。
趋炎附势之徒，并不能让人予以希冀，同样也被人当成棋子或工具来利用。只有一视同仁，“上交不诌，下交不渎”，才能赢得一生的荣幸与嘉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