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点自己的个性
一个人受不受人尊敬，完全决定于你有没有值得别人尊敬的地方。
——季羡林钱玄同是五四时期赫赫有名的文化名人，做教授自然有其特有的架子，其中之一即是：他从不批改学生们的考卷。钱玄同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处任教，各校对这位大学者的这一“陋习”虽说无可奈何，但也各有对策。
北京大学为此特意刻了一枚木质图章，上书有“及格”二字。钱玄同收到考卷后，即直接送到教务室，由教务室统一盖上及格的图章，而后按照各人的名字分别记入学分档案。北大的宽容态度，使钱先生对自己的做法愈发地得意，竟向外四处推广，及至他到燕京大学兼课时，仍旧照此办理。不料此番他碰了个钉子：学校方面竟将他送上的未判考卷原样退回。
钱先生顿时也来了脾气，毫不退让，又将考卷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校方很是生气，警告钱先生，如再次拒绝判卷，将按照校纪对他进行惩罚，扣发相当数额的薪金。钱先生对此立即作书一封，言道：“判卷恕不能从命，现将薪金全数奉还。”信内附钞票若干。
不求大众化的追捧，只要个性化的认同。要知道，人生最美妙的不是躲开什么，而是有时明知道可能没有好结果还是会去尝试着做。结果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做了，用自己的方式做了。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气质或个性是人的内在精神的外在表现，故个性不必也不能外求。
郑板桥是清代著名的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历官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后来因为开仓放粮，周济穷人，被皇上撤了职。
于是，他雇了一只小船，顺着大运河回扬州老家。归途中一日，见到前面码头停泊着一条官船，桅杆上挂着“奉旨上任”的旗子，恶仆们要所有民船回避。郑板桥想到：“你奉皇上的旨意上任，我奉皇上的旨意革职。不都是‘奉旨’吗？你神气什么？”于是，也在小船上挂上一面旗子，上书“奉旨革职”四个大字。
官船上的，是朝廷一个大奸臣的儿子，叫姚有财。此人不学无术，靠着老子的实力，花钱买了个乌纱帽。他看到小船的上挂着“奉旨革职”的旗子，觉得奇怪，一打听，原来是郑板桥，就派仆人去索要字画。郑板桥对此人早有耳闻，无恶不作，马上就一笔写了一首诗：“有钱难买竹一根，财多不得绿花盆，缺枝少叶没多笋，德少休要充斯文。”每句开头一字，连起来是“有财缺德”，姚有财接过一看，差点气昏过去。
郑板桥罢官回到家之后，因为为官清廉，“一肩明月，两袖清风”，只带了黄狗一条，兰花一盆。有一天晚上下起了小雨，板桥辗转不眠，适有小偷光顾。郑板桥想：“如高声呼喊，万一小偷动手，自己无力对付，佯装熟睡，任他拿取，又不甘心。”略一思考，翻身朝里，低声吟道：“细雨蒙蒙夜沉沉，梁上君子进我门。”
此时，小偷已近床边，闻声暗惊。继又闻：“腹内诗书存千卷，床头金银无半文。”小偷心想：不偷也罢。转身出门，又听里面说：“出门休惊黄尾犬。”小偷想，既有恶犬，何不逾墙而出。正欲上墙，又闻：“越墙莫损兰花盆。”小偷一看，墙头果有兰花一盆，乃细心避开，足方着地，屋里又传出：“天寒不及披衣送，趁着月黑赶豪门。”
个性不是无知，个性是精神力量的升华。人要有点个性，才能成为一个独特的人。这种独特可以是淡寡，可以是激扬；可以是活泼，可以是沉寂。独特不是模仿别人，而是尊重自己的内心从而散发出来的性格。《竹石》中有言：“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的性子坚韧中带着幽默，不得不说是名怪才。
司马光在《园樱伤老也》中写道：“个性泛舟，载纵载横。”司马光一生追求改革，纵横官场，为国为民，始终有他温良谦恭、刚正不阿的个性在其中相助。人生如梦，岁月无情，如若压抑自我，蓦然回首，才觉几十年间尽皆虚度，悔之晚矣。穷富也好，得失也罢，不过是过眼云烟，发自内心的自由，独特的人格魅力能够拥有、展现才是快乐的一生。
屈原一生政治理想得不到伸张，不受国君重用，依然四处奔走呼号，甚至不惜以死明志。无他，个性使然，高尚孤洁的个性，正所谓“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他的个性让他不容与朝堂之上，也让他名垂千古。有个性的屈原给他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个性往往决定了人的判断，而这些选择也注定了人的命运，高孤必然命途多舛；随性必然广受欢迎。无论何种，个性需自己掌控，过分突出或者过分压抑都不是上策，适当的有点个性，又不显的突兀方才适宜。
高贵的灵魂，自己尊重自己
人走路要昂起头，我一生都是昂着头的。
——林庚北大教授黄侃曾经在中央大学任教，当时的中央大学规定师生进出校门要佩戴校徽，黄侃偏偏不戴。门卫看到他不带校徽，就拦下他要名片，黄侃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两方都不肯让步，后来校长出来调解，让门卫道歉才算了事。
当时中央大学兼课的教授很多是社会名流，大都西装革履，进出洋车，最次的也是坐黄包车。只有黄侃每次都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者长袍，夹一块青布包上几本常读书籍。
有一次下雨，其他的教授都穿着胶鞋，而黄侃却穿了一双钉鞋。“钉鞋”又称“木屐子”，即以桐油反复油浸后的牛皮为鞋帮，厚木块为鞋底，再钉上铁钉防滑。这种“钉鞋”在乡下走烂泥路极佳，而在城里走水泥路就不太合适了。
放学后，雨顿天晴，黄侃就换上便鞋，用报纸把钉鞋抱上挟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看他土里土气的，还拿了一大包东西，就上前盘问，并且要求检查纸包。黄侃当即放下纸包，扭头就走。此后，几天一直未去上课，系主任见其几日未来，以为染病，便登门探望。黄侃却一言不发，系主任不知道什么原因惹黄侃生气了，赶紧去把校长请了过来，再三询问之下，黄侃这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无论校长如何道歉，后又托名流们劝慰，都不管用，黄侃再也没去中央大学授课。
黄侃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学问大，脾气怪。但却极为受人尊敬，他不愿意受陈规束缚，更是对名誉问题极为重视。纵观名士，凡受人敬重者，无不敬重自我。中国人讲究谦虚，但不是轻贱自我，学会尊重自己，才能令人尊敬；尊敬自己，才能度化灵魂。睿智来自清澈、纯洁的赤子之心，往往能看透事物的本质，而人生在世的哲理名言便是自尊。
陶渊明（约365-427年），字元亮，又名潜，东晋文学家、散文家、大诗人。东晋浔阳柴桑柴（今江西省九江市）人，因宅边种植五棵柳树，所以号“五柳先生”。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在东晋时赫赫有名的大司马、开国功臣；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陶渊明生性淡泊，家庭贫困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读书写诗。在出任江洲祭酒时，关心百姓疾苦，但由于看不惯官场上的恶劣作风，不得不辞职回家。后来也陆续作过一些官职，但都是淡泊功名，为官廉政，不愿与腐败官场同流合污，过着隐士的生活。
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是义熙元年（405年）。那一年，他四十一岁，在朋友的劝说下，再次出任彭泽县令。上任八十一天，遇到浔阳郡派遣督邮来检查公务，浔阳郡的督邮刘云，以凶狠贪婪远近闻名，每年两次以巡视为名向辖县索要贿赂，每次都是满载而归，否则便栽赃陷害。县吏说：“当束带迎之。”就是应当穿戴整齐、备好礼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督邮。
陶渊明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意思是我怎能为了县令的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去向这些小人贿赂献殷勤。说完，挂冠而去，辞职归乡。此后，他一面读书为文，一面躬耕陇亩。
诸葛亮《前出师表》中有言：“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无论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还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李太白，中国文人始终有一种节气在此，就是任何境地都尊敬自己，也只有这样高贵的灵魂才能谱写出无数华美动人的篇章。
现实社会中的尊敬往往都带有功利性，唯独自己尊敬自己是发自内心的，也唯独自己尊敬自己才能赢得别人不带目的的尊敬。自我尊敬就是自尊，不向别人卑躬屈膝，也不容许遭人歧视、侮辱。自尊往往和自信捆绑在一起，没有自尊的人不会有自信。自尊是做人的灵魂，是自信、自强的支撑点。
孟子云：“人必自悔然后人悔之，家必自毁然后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不自尊不自重往往落得个人皆辱之的下场，挥霍无度往往会让家业败亡，内乱往往会让一个国家衰落遭人灭国。不懂得自己尊敬自己，就是把自己往毁灭一途上推搡。
当然，自己尊敬自己也不可过头。不容人言，不听批评就超过了自尊的尺度了，演变成自大。不要为了面子而坚持错误，面子只是表面上的形式，喜欢摆谱、耍大牌的人，自我感觉风光，其实根本无用，识破你的人不愿意说出来罢了。尊重自己也包括正视自己的错误，勇敢的承认，这才是一个高贵、成熟的灵魂所为。
不盲从，做最真实的自己
我所说的话都是你所能了解的，但是我不敢勉强要你全盘接收。这是一条思路，你应该趁着这条路自己去想。一切事物都有几种看法，我所说的只是一种看法，你不妨有你自己的看法。
——朱光潜
季羡林先生生于1911年8月，山东省清平县人，出身贫农，这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极为罕见的。先生永远是一身中山装，每日三餐粗茶淡饭。他23岁便留洋德国，一生都在搞外国文学、外语教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却没有一点洋味，这大概是他身上有农民子弟的基因使然。小时穷得吃不饱饭，给一个亲戚割牛草，送草后磨蹭着等到中午，只为能吃一口玉米饼子，即便到了后来仍极为节俭，害怕浪费，厌恶虚荣。
有一年，一位北大新生看见一个老头在报名处，就对他说：“大爷，你替我看一下行李，我去办手续。”直到一个多小时后才回来。次日当他在开学典礼上看到那老头坐在主席台上，一打听，得知他就是北大副校长著名学者季羡林时真的吃惊不小，便对同学说：“他就像个邻居大爷，一点也看不出来。”
许多人盲目跟从那些所谓权威，一旦他们发生失误，仿佛自己的人生都变得失败。人要学会的是思考，而不是盲从。季羡林一生荣膺三次桂冠，无论是“国学大师”，还是“学界泰斗”，抑或“国宝”，他都不愿意承受。一则是谦虚，二则不愿让这些光环影响到他的学术修养，三则不愿别人因此而崇拜于他。季羡林生于贫困，虽业有所成，但依然保持“农民情节”，不好奢华，不愧为“真实的大师”。
西晋武帝时期，在琅琊这个地方，有一个叫王戎的人，出身魏晋高门琅琊王氏，魏幽州刺史王雄之孙，晋凉州刺史王浑之子。因为平定吴国有功，被封为安丰侯。他是“竹林七贤”之一，也是年纪最小的一个。
传说，王戎从小就非常聪明。他7岁时，有一次和几个小伙伴一块儿外出游玩，发现路边有几株李树，树上结满了李子，都快把树枝给压断了，而且看上去一个个都熟透了，极其诱人。
小伙伴们一见，就情不自禁地流出了口水。于是，一个个高兴地竞相跑去摘那些李子，惟有王戎站在一旁，一动也不动。
同伴们觉得非常奇怪，就叫喊着问王戎：“喂，王戎，你为什么不摘啊？又红又大的李子，多好呀！”
王戎笑着回答：“那树上的李子肯定是苦的，摘下来也不能吃。你看，这李树都长在道路旁，上面结了那么多李子，却没有人摘，要不是苦的，能会这样吗？”小伙伴们不相信，辛苦爬上去摘到了李子，放在嘴里尝了尝，果然是又苦又涩。
《论语·述而》有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读书写字，人始终会“从”于某人某事。然而这个“从”不能走极端，盲从便是极端，“从”应该有限度，有选择。从善如流，自会乐此不疲。
盲从会助长不正之风，并不能带领你走向渊博、智慧的殿堂。盲从是对内心的背叛，因为不敢反对或者不愿反对而盲目地追随别人的脚步，强迫自己接受错误的理念或者行径。盲从之人不真实，自然不受人欢迎，形同“东施效颦”、“邯郸学步”一般。盲从之人，终究会沦为笑柄。
在北大学者里面，傅斯年的体胖是有名的。有一次罗家伦问他：“你这个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质量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这样的话真是能给肥胖的人壮气。
他到了台湾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叼在嘴里跟蒋介石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