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那位地质局的局长，亲自动笔，将他认为应该无偿提供的东西，都一概批为无偿提供了。
一位在场的处长低声对局长说：后勤仓库里只剩一顶帐篷了，而且是崭新的，还没用过那样子，分明是有点儿舍不得。
局长沉吟片刻，以决定的口吻说：“崭新的帐篷那也要有人来开始用它，就让摄制组的同志们成为开始用它的人们吧！”
听了导演在电话那一端告诉的情况，我对甘肃省地质局的局长，也顿时心生出一片感激了。
之后，在整个野外拍摄过程中，那一顶由地质局长特批的崭新的棉帐篷，在西部地区的野外，确确实实起到了为摄制组遮挡寒冷保障温暖的作用。
但也正是因为那一顶崭新的棉帐篷，导演黄群学受到了甘肃省地质局局长的批评。而我，是间接受教育的人。剧中有一段很重要的情节，就是帐篷失火了，在夜里被烧成了一堆灰烬。
制片人员的拍摄计划表考虑得很合理，安排那一场戏在最后一天夜里拍摄。拍毕，全组当夜返回兰州。拍摄顺利，导演兴奋，全组愉快。导演忍不住给局长拨通了电话，预报讯息。
不料局长一听就急了，在电话里断然地说：“那一顶帐篷绝对不允许烧掉！我想一定还有另外的办法可以避免一顶只不过才用了半个多月的帐篷被一把火烧掉。”
导演说那是根本没有别的办法可想的事。因为帐篷失火那一场戏，如果不拍，全剧在情节上就没法成立了。导演还说：“我们已经预留了一笔资金，足够补偿地质局一顶棉帐篷的损失。”局长却说：“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另外的办法究竟想过没想过的问题。”最后，局长紧急约见导演。
导演赶回兰州前，又与在北京的我通了一次电话，发愁地说：“如果就是不允许烧帐篷，那可怎么办，那可怎么办？”我说：“我也没办法啊！那么现在你对他这个人有何感想了呀？”导演说：“难以理解。说不定我此一去，就会因一顶帐篷和他闹僵了。反正帐篷是必须烧的，这一点我是没法不坚持到底的。”
然而导演并没有和局长闹僵，他反而又一次被局长感动了。局长对导演的态度依然真诚又亲切。在局长简陋的办公室里，局长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我相信你们已经预留了一笔资金，足够补偿地质局的一顶新帐篷被一把火烧掉的损失。此前我没看过剧本，替剧组预先考虑的不周到，使你们的拍摄遇到难题了，我向你们道歉。但是和你通话以后，我将剧本读了一遍。烧帐篷的情节不是发生在夜晚吗？既然是在夜晚，那么烧掉的究竟是一顶什么样的帐篷，其实从电视里是看不出来的，为什么不可以用一顶旧帐篷代替一顶新帐篷呢？”
导演嘟哝：“看不出来是看不出来，用一顶旧帐篷代替一顶新帐篷当然可以。但，临时上哪儿去找到一顶烧了也不至于令您心疼的旧帐篷呢？找到它需要多少天呢？我们剧组不能在野外干等着啊！……”
局长说：“放下你们的剧本，我就开始亲自打电话联系。现在，一顶一把火烧了也不至于让人心疼的帐篷已经找到了，就在离你们的外景地不远的一支地质队的仓库里。我嘱咐他们将破了的地方尽快修补好，及时给你们摄制组送过去，保证不会耽误你们拍摄今天夜里的戏……”
这是导演没有料到的，他怔怔地望着地质局局长，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局长又说出一番话：我们地质工作者的职业性质决定了我们不是物质产品的直接生产者。我们在野外工作时，所用一切东西，无一不是别人生产出来的。他们保障了我们从事野外工作的必备条件，直接改善了我们所经常面临的艰苦环境，这就使我们对于一切物质产品养成了特别珍惜的习惯。你们也可以想象，在野外，有时一根火柴、一节电池、一双鞋垫都是宝贵的，何况我们是身在西部的地质工作者。西部的老百姓，太穷，太苦了啊！你们若烧掉一顶好端端的帐篷，跟直接烧钱有什么两样呢？那笔钱，等于是一户贫穷的西部人家一年的生活费还绰绰有余。这一笔钱由你们节省下来了，不是可以在别一方面的社会经济活动中，起到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作用吗？我们中国目前还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我们中国人应该长期树立这样的一种意识物质之物一旦成了生产品，那就一定要物尽其用，不要轻易一把火把它烧掉了。而我们中国人做事情，尤其是做文化之事的时候，能省一笔钱那就一定要省一笔钱。中国的文化之事，理应启示我们中国人对于中国，物质的浪费现象那无疑是罪过的……当导演后来在电话里将地质局局长的话复述给我听时，远在北京的我，握着话筒，心生种种感慨。
感慨之一就是中国委实需要一大批像那位地质局局长一样的人民公仆。
论崇高
一个时期以来，“崇高”二字，在中国成了讳莫如深之词，甚至成了羞于言说之句。我们的同胞在许多公开场合眉飞色舞于性，或他人隐私，倘谁口中不合时宜地道出“崇高”二字，那么结果肯定地大遭白眼。
而我是非常敬仰崇高的，我是非常感动于崇高之事的。我更愿将崇高与人性连在一起思考。我认为崇高是人性内容很重要也很主要的组成部分。我确信崇高也是人性本能之一方面，确信它首先非是任何一类道德说教的成果既非宗教道德说教的成果，亦非政治道德说教的成果。我确信人性是由善与恶两部分截然相反的基本内容组成的。若人性恶带有本性色彩，那么人性善也是带有本性色彩的。人性有企图堕落的不良倾向，堕落往往使人性快活。但人性也有渴望升华的高贵倾向，升华使人性放射魅力。长久处在堕落中的人，其实并不会长久地感到快活，而只不过是对自己人性升华的可能性完全丧失信心、完全绝望。这样的人十之七八都曾产生过自己弄死自己的念头。产生此种念头而又缺乏此种勇气的堕落者，往往是相当危险的。他们的灵魂无处突围、便可能去伤害别人，以求一时的恶的宣泄。那些在堕落中一步步滑向人性毁灭的人的心路，无不有此过程。
但人性虽然天生地有渴望升华的高贵倾向，人类的社会却不可能为满足人性这一种自然张力而设计情境。这使人性渴望升华的高贵倾向处于压抑，于是便有了关于崇高的赞颂与表演，如诗，如戏剧，如文学和史和民间传说。人性以此种方式达到间接的升华满足。崇高是人性善的极致体现，以为他人为群体牺牲自我做前提。我之所以确信崇高是人性本能，乃因在许多灾难面前，恰恰是一些最最普通的人，其人性的升华达到了最最感人的高度。
1961年12月17日，巴西某马戏团正在尼泰罗伊郊区的一顶尼龙帐篷下表演，帐篷突然起火，两千五百名观众四处逃窜，其中大部分是儿童。一个农民站在椅子上大喊：“男人们不要动，让我们的孩子们先逃！”他喊罢立刻安坐了下去。火灾被扑灭后，人们发现，三十几个人集中坐在椅子上被活活烧死，他们都是农民。没谁对他们进行过政治性的崇高说教。他们都非是教徒，无一人生前进过一次教堂。
1889年5月31日，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约翰斯敦水库十二英里长的水库堤坝全线崩溃，泄出水量四十万立方英尺，五十六亿加仑的水重达二千万吨，压塌了山谷，顿时将约翰斯敦和周围的十几个城镇摧为废墟。
下游城镇几乎全体居民发动了空前自觉的营救，许多人为救他人而献身。
1913年，美国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伊等州洪水泛滥成灾，十二万五千居民被困在屋顶和树上，许多居民自发地组成互救队，涌现了许多感人的、崇高的、英雄主义的事迹。
七十高龄的国家货币注册公司经理帕特逊，只着短裤，独自驾舟往返于各街道之间，从水中救起几十人。十二名电报业务员坚守岗位六十余小时，她们不知亲人安危与否，半数人因过度疲劳而昏倒。俄亥俄州特立华大学的学生们也涌现出一桩桩可歌可泣的营救事迹。两名学生和一位老教授划船救了几十人后，船被大浪掀翻，师生三人一起遇难……伊利诺伊州州长灾后的一次讲演中有这样一句话：“在此次灾难中，上帝引导我们中许多人舍生忘死，先人后己。这些人便是上帝。他们人性中的崇高美德永垂不朽！”
世界各地从古至今的每一次灾难中都曾有崇高之烛闪耀过，我们人类的人性中的崇高美德接受过何止百次严峻的检阅！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国人民众志成城抗震救灾，何尝不是经受这样的大检阅呢？之所以感人，恰因那种种的崇高，乃是被标定在人性最高的位置上昭示于我们啊！
中国人，珍视啊！千万不要扭曲了它啊！一想到这里，我不禁地忧郁起来……论荣誉何谓荣誉？光荣之名誉耳。世上绝大多数人，出生时都是没有什么荣誉的。但极少数人是有的，如高贵的血统，古老而令人尊敬的姓氏，世袭的爵位或名分、封号。然而无论在中国抑或别国，那都是古代之事了。至近代，世人越来越倾向于这样一种共识荣誉是不能世袭的。出身名门乃至皇室，除了是幸运说明不了别的。著名而卓越的政治家、科学家、文艺家和企业家们，他们所获得的任何荣誉，皆无法直接遗传给下一代。人们也许会情不自禁地羡慕他们的下一代，但却不太会因而顿起敬意。
确乎，荣誉是和敬意连在一起的。敬意是和一个人具体做了什么可敬的事连在一起的。然而也不能完全否认，一个曾经广受尊敬的人物，他的下一代丝毫也分享不了他的光荣。如果谁遇到了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确凿无疑地晓得了他或她的祖父外祖父什么的是林肯，或是丘吉尔，起初多少还是会刮目相看的。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心理反应，敬意肯定是会有些的，但通常情况下，更多的是好奇。因为他们的先人非同寻常，我们想要了解他们的欲望更大些。但如果他们本身并不优秀，我们起初的敬意也罢，好感也罢，好奇也罢，不久便会消失殆尽。也许，还会对他们颇觉失望。
今天的英国，以及其他有王权存在的国家，依然会将贵族头衔“赐封”给在某一业界卓有成就的人。对双方，那也依然意味着是一种荣誉的授予与幸受。但贵族头衔本身已经没有了实际意义，一连串的贵族头衔之总和，恐怕也抵不上一项具有权威性的专业内所授予的荣誉。故王室的赐封，一向都进行在专业荣誉授予之后。
古代的人们，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大抵都是很珍惜荣誉的。又不论男人还是女人，往往视荣誉为第二生命。于男人们，倘荣誉受损，并且是被别人败坏的，那么便往往会与之决斗。于女人们，则往往以自杀来洗刷清白，表示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