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武陵都市报》经历了几次更名。最初叫《小南海通讯》，是份内刊，是这份面向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的前身。接下来是《川东南报》，一份正式的报纸。再接下来是《黔江日报》，而后到现在的《武陵都市报》。报名的更迭，折射的既是报纸自身命运的变化，也是一个地方命运的变化。作为一个生活在黔江的人，自身的命运与这份报纸也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
1988年，小县城黔江迎来了一个大好的机遇，县城即将变为地区行署所在地。一时间，群情振奋、百业待兴，组机构、搭班子，不亦乐乎。作为本土人，看着好像一夜之间拥进了很多外地人。小县城的房子一下子不够用了，显得很打挤。那时我还在乡下教书，目睹这一切，心里也涌起莫名的冲动。有一位当时在宣传部的领导对我说，你要想进城，就要有特长，你的特长是写作，你何不给报纸写稿？他的话真还提醒了我。于是我边教书，边给创刊不久的《川东南报》写稿，写一些介于新闻与文艺作品之间的稿子。报纸的门槛似乎不低，当时的作者队伍既有报社自己比较稳定的一批精干的记者，也有来自五个县的大批的通讯员，稿源应是不愁的。我写的稿子用得也不少，但也没达到每篇必用。经常在报纸上露面，给我带来了些小名气，很多人都知道有个叫吴明泉的人会写文章。不久我被借调到母校黔江师范学校，与我的梦想仅一步之遥了。虽然借调到县城并非全是因给报纸写稿带来的小名气产生的作用，但怎么说得清就没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呢？反正，母校调我的理由就是因为我写作好。
在师范学校工作近一年的时间，我继续很卖力地给报社写稿子。自己写作的同时，还给学校的一个文学社当辅导老师，也组织了一批社员作品在报纸的副刊发表。在《川东南报》发表作品的同时，我还在《中国妇女报》《文汇报》《八小时以外》等全国各地的一些报刊发表作品，但《川东南报》是我发表作品的主阵地。写作的东西能够见诸报端，对我无疑是极大的鼓励，很大地刺激了我写作的激情。
被借调到师范快满一年的时候，我正在为能否顺利调到学校而发愁，事情竟意想不到地出现了转机。当时“两办一室”（区委办、区府办、政研室）面向社会公开招考秘书，这无疑给我带来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我读师范的班主任老师也鼓励我，叫我一定要去应考。于是，我走进了考场。比较扎实的汉语言文学功底使我的笔试成绩位居前列，面试也很理想。但考试下来，我隐约听到一种说法，其实也一直是我所担心的，我的学历不够资格，可能有些问题。按考试的条件，必须是大专以上学历，而我当时仅是中专。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我的班主任老师说，你可以把你发表的文章拿去找一下组织考试的领导。于是在一个下午，我惶恐地揣着一个粘贴着我一些发表作品的本子，走进了某县委副书记的办公室。书记很温和地接待了我，也翻了我递给他的本子。我惴惴不安地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大气儿都不敢出。当他把本子还给我的时候，我看到了他脸上露出的一丝笑容，他只说了一个字：“好。”其他什么也没说。我搞不懂他是什么意思。后来当我正式调到黔江县政府任秘书的时候，我才明白那位领导表情和话语的含义。
一个粘贴着发表作品的本子，就这样改变了我的命运。企盼中的由乡下调进城里，一夜之间变为了现实，担心借调转正的困难也一下子顺利化解。这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有句话说，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人，看似偶然的事情其实蕴涵着合理和必然。尽管如此，我在感谢自己的同时，仍要感谢给我带来机会和积累的诸多的人和事。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川东南报》给我提供的平台。
在我的记忆中，《川东南报》红火了很多年，与黔江地区的飞速发展一起，也找到了自身的位置，展示了作为一份报纸的魅力。我个人也在上面出尽了风头，新闻、报告文学、诗歌、散文，交替亮相，还在报上开过专栏。我一度经常穿梭于单位和报社之间，位于河滨公园西沙桥附近的报社大楼我走得熟门熟路。那栋楼里也有了我很多要好的朋友。
时间流逝，世事变迁。黔江的位置由川东南变成了渝东南，黔江地区变成了黔江区，《川东南报》变成了《黔江日报》，我和报纸的联系也时紧时松。到了新世纪，为适应报纸行业改革的变化，《黔江日报》由完全官办的报纸变成了在市场中找饭吃、求生存的报纸。于是有了而今面目一新的《武陵都市报》。压力更大了，但压力也逼出了新的生路。左冲右突之中，这份报纸变得更加清新、活泼、可读、可信，报纸的视野更宽广，胸襟更开阔。作为这份报纸的忠实读者和作者，我在感叹之中有感动，感动之中有欣慰。
二十年一晃而过，许多人与事都在老去。而这份报纸却在曲折中日渐焕发出生机，就像河边那一排排杨柳，每年都会吐出令人欣喜的新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