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没有任何生物能在永恒的天空下永远活着。
最美的女人，最博学的人，
即使是聆听过安拉声音的穆罕默德，都将枯萎死去。
一切皆为短暂。
只有天空，会在所有事物消失后仍然长存，
甚至包括苦难。
——巴尔蒂诗人保瓦·加哈尔，穆札佛·阿里的祖父
摩顿森想象着信使正快马加鞭地往东南方前进，最高宗教委员会的最后裁决就在他的鞍囊中，瘦小的山马从伊朗往阿富汗方向奔驰，绕过遍布地雷的舒马里平原，爬上兴都库什山脉的高山隘道，然后进入巴基斯坦。摩顿森又在心里拖延着信使的行程，沿途布置上落石和雪崩，希望他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才把指令送到。因为万一他带来的是最坏的消息，摩顿森将永远无法再进入巴基斯坦。
而事实上，放着裁决结果的红色丝绒盒从库姆寄到了伊斯兰堡，然后搭乘巴基斯坦国际航空的波音737班机转到斯卡都，最后送到巴基斯坦北部地区最高神职人员的手中公开宣读。
最高宗教委员会在审理摩顿森的案件时，派遣了很多人员密访这名美国人在巴基斯坦从事的各项工作。帕尔维说：“许多学校跟我报告说有陌生人到访，询问有关学校课程的事情。那些人想知道学校是不是鼓励学生变成基督徒，或是鼓励西方式的放荡行为。”
“最后，一位伊朗的毛拉亲自到我家拜访，他直截了当地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美国人喝酒，或是引诱伊斯兰女子？’我忠实地告诉他，我从来没见过葛瑞格医生喝酒，而且他是位已婚男士，非常尊重他的妻儿，绝不会和任何巴尔蒂女子有不当接触。我也告诉他，欢迎他到我们任何一所学校去亲自调查。如果他想立刻出发，我可以安排车辆并支付所有费用。结果他说，‘我已经看过你们的学校了。’非常客气地谢过我就离开了。”
1998年4月的一个清晨，帕尔维出现在摩顿森下榻的印度饭店门口，告诉摩顿森他们两人即将被召见。摩顿森把胡子刮干净，换上他五套土黄色夏瓦儿卡米兹中最干净的一套。
他们将要前往伊曼姆巴拉清真寺。除了镶着扩音喇叭以便召集信徒的蓝绿色尖塔之外，清真寺高大的土墙上没有任何装饰。
寺中人员带着他们穿过院子，走进一处拱门。摩顿森拨开巧克力色的厚丝绒帘布，走进清真寺里的圣所——从来没有非穆斯林人士进去过的地方。为了表示尊敬，摩顿森进入圣所时特别先用右脚跨过门槛。
里面站着八位缠着黑头巾的宗教委员会毛拉，气势威严。萨耶·穆罕默德·阿巴斯·瑞思维十分严肃地跟他们打了招呼。摩顿森已经准备好了接受最坏的消息，他和帕尔维一起坐上织着葡萄藤图案的精美伊斯法汗地毯。萨耶·阿巴斯先招呼其他委员坐到地毯上，围成一个圆圈，然后才坐下，将红丝绒小盒子放在膝前的长羊毛绒上。
做完必要的仪式后，萨耶·阿巴斯把盒盖儿掀开，拿出一卷缠着红丝带的羊皮卷轴，慢慢展开，开始宣读摩顿森的未来。
“对贫苦人富有慈悲的阁下，神圣的《古兰经》告诉我们，所有孩子都应该受教育，包括我们的女儿和姐妹。您高贵的工作遵循了伊斯兰的最高原则，照顾贫穷人及病患。在神圣的《古兰经》中，没有律法禁止异教徒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因此，裁决的结论是，我们指示所有巴基斯坦的神职人员不得干扰您的高贵用心，您拥有我们的允许、祝福和祈祷。”
萨耶·阿巴斯把卷轴卷好，放回红丝绒盒里，微笑着递给摩顿森，然后伸出了手。
摩顿森和委员会的成员一一握手，脑子里一片晕眩。“这是不是说……”他几乎说不出话来，“法特瓦，是不是……”
“把小村庄的小心眼、小把戏都忘了吧。”帕尔维开心地说，“我们得到了伊朗‘穆夫提’（教法说明官）的祝福！现在什叶派的穆斯林再也不会干扰我们的工作了，这是安拉所愿。”
萨耶·阿巴斯要人送茶来。“我想跟您谈另外一件事，一个小小的合作计划。”办完正事后，严肃的阿巴斯显得轻松了许多。
那年春天，裁决结果在巴尔蒂斯坦地区迅速传开，像高山冰川融化的雪水一样无孔不入。摩顿森仍然在印度饭店大厅举行固定的早餐会议，但参会的人与日俱增，最后只得搬到楼上的宴会厅。会议成员也越来越混杂，从巴尔蒂斯坦几百个偏远村庄来的代表，都想请他帮忙开展新计划，因为现在他有最高宗教委员会的同意作保证了。
摩顿森开始被迫在饭店的厨房里用餐，只有这样他才能把煎蛋或是咖哩蔬菜吃完，不必随时回应各式各样的请愿书，例如跟他申请贷款成立开矿公司，申请经费重建村里清真寺，等等。
当时摩顿森还没完全意识到，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另一个阶段。他不再有时间跟每一个请他帮忙的人说话，时间完全不够用，仿佛每天都短了五六个小时。他忙着筛选不断涌入的各种申请。
影响力遍及巴基斯坦北部的萨耶·阿巴斯，对每个地区的需求有着敏锐的洞察。他告诉摩顿森，教育的确是克制贫穷的长远之计，但巴尔蒂斯坦的孩子们还有更急迫的需要。比如在希格尔下游河谷地区的春达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新生儿活不到一岁，罪魁祸首就是不良卫生环境和干净饮用水的缺乏。
摩顿森把这个新方向和他的任务结合起来。孩子们得先活着，长到足够大的年龄，才能从学校获得帮助。在阿巴斯的陪同下，摩顿森拜访了春达村长哈吉·伊卜拉欣，他当场同意把村里的男人们组织起来。邻近四个村庄的居民们也主动参与进来，几百名工人每天挖掘十个小时。只花了一个星期，整个计划就完成了——借由摩顿森供应的数千米水管，五个村庄的公用水龙头都流出了干净的泉水。
“我十分尊敬阿巴斯，并且倚重他的远见。”摩顿森说，“他是令人钦佩的宗教领袖，他把对人民的同情付诸实际行动，而不只是空谈。他没有把自己埋在书堆里，而是卷起袖子去做事，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因为他的努力，春达村的妇女再也不用长途跋涉去找干净水源了。一夜之间，一个两千人口的地区，婴儿死亡率立刻降低了一半。”
摩顿森离开美国之前，理事会已经通过了1998年春夏再建三所学校的提案。穆札佛的村子哈尔德在优先之列。摩顿森在先前的拜访中发现，穆札佛衰老了很多，体力已不复当年，听力也越来越差。像许多长年在严酷环境下靠劳力谋生的巴尔蒂人一样，穆札佛几乎是一夜间就老了。
哈尔德位于青葱的下胡歇艾河谷，什约克河与印度河交汇处的南岸。这是摩顿森在巴基斯坦见过的最完美的村庄。水从灌溉渠道涓涓流往河岸延伸出的一块块田地，道路两旁的杏桃和桑葚组成美好的林荫风景。
“哈尔德是我心目中的香格里拉，是那种我想带着一大摞书，把鞋子甩掉，在里头待上很久的地方。”摩顿森说。他当然没有那种奢侈的闲暇。而对穆札佛来说，登山生涯已经结束了，他想象着自己平静的晚年会在果树环绕的小房子里度过，跟他的孩子、孩子的孩子在一起，远离冰雪覆盖的山峰。
摩顿森、帕尔维和玛克玛现在已经制订出了一套完美的工作流程。在两片杏桃林中间的空地上，他们只花了三个月、一万两千多美元，就建起了一所有四间教室的坚固石造学校。穆札佛的祖父保瓦·加哈尔是巴尔蒂斯坦地区知名的诗人，而穆札佛成年后就一直从事向导工作，在村里没什么特殊地位。但自从他为村里带来一所学校，大家对这位善良的老人有了更深一层的尊敬，每当穆札佛挑着开采完的石头到学校工地，或是抬屋梁时，年轻人都会主动替他分担。
穆札佛和摩顿森一起站在学校前，看着村里的孩子们踮起脚尖儿，透过陌生的玻璃窗探视入秋后就可以在里面上学的神秘教室。他不由紧紧握住了摩顿森的双手。
“我在山上的日子已经结束了，葛瑞格先生。”他说，“我很想再为您多工作几年，但是安拉，以他的智慧，已经把我的力气取走了。”
摩顿森拥抱这位一路给他许多帮助的老人，穆札佛说话的声音已经很虚弱，但他的双臂仍然强壮得让大个子美国人喘不过气来。“今后你打算做什么呢？”
“我现在的工作，”穆札佛的回答很简单，“就是给树浇水。”
在穆罕默德·阿斯兰小时候，玛夏布洛姆峰的冰川阴影之下、胡歇艾河谷入口的高山附近还没有道路。河谷里村庄的生活，数百年来从未改变，单调得如同一日。夏季，男孩子们领着羊群到高山牧场放牧，妇女们忙着制作酸奶和奶酪。从最高处的牧场，孩子们能看到当地人称做“丘茍里”（大山）、外面人叫做乔戈里峰的巨峰，从玛夏布洛姆峰后面直入云际。
秋天时，阿斯兰和村里其他的男孩轮流驾着六头气喘吁吁的牦牛原地绕圈，让它们的重蹄帮刚收割的麦穗脱壳。漫长寒冷的冬天，他会尽可能地靠近炉火，跟他的五个兄弟、三个姐妹以及家里的牲畜们争抢最暖和的位置。
这就是生活，胡歇艾河谷每个孩子原本注定的生活。但阿斯兰的父亲茍罗瓦·阿里——胡歇艾的村长，对阿斯兰这个家里最聪明的孩子另有打算。
晚春时分，最可怕的天气已经过去，什约克河依旧带着融冰湍急奔流。茍罗瓦·阿里在第一道曙光出现前叫醒儿子，要他准备离开村子。阿斯兰听不懂父亲的意思，但看到父亲把他的行李都打好包，又在里面放了一块硬梆梆的羊乳酪“秋尔帕”时，他忍不住号啕大哭。
按照惯常的规矩，他不能询问原因，但阿斯兰还是忍不住开了口。
“为什么只有我要离开？”他转头看着母亲想寻求支持，但在昏暗的油灯下，母亲竟然也在哭泣。
“你要去上学。”
阿斯兰跟着父亲走了两天下山的路。和胡歇艾别的男孩儿一样，阿斯兰经常在狭窄的山路间漫游，光滑崖壁上那些狭窄的山路就像攀在石墙上的常春藤蔓。山下的土地是沙质的，而且没有冰雪，他从来没有离家这么远过。他所熟悉的世界的核心——巨大的玛夏布洛姆峰，在身后渐渐退去，隐没在群山中。
山路走到尽头，便是什约克河的河岸。茍罗瓦·阿里用绳子把一个装着两块金币的皮袋系在儿子脖子上。“只要安拉愿意，到了克伯卢镇上，你就会找到一所学校，把这些金币交给管理学校的先生，支付你的学费。”
“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阿斯兰努力控制着颤抖的嘴唇。
“你会知道的。”茍罗瓦·阿里吹胀六个山羊膀胱，把它们捆在一起做成一个“扎克斯”（皮筏），这是巴尔蒂人在水深时所用的传统渡河方式。
“好，现在抓紧。”父亲说。
阿斯兰不会游泳。“当父亲把我推进水里时，我忍不住哭了。他是个坚强骄傲的男人，但当我沿着什约克河往下漂时，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泪水。”
阿斯兰被什约克河卷走，远离了父亲的视线，他紧抓着皮筏在水中浮浮沉沉，冰冷的河水让他冷得发抖。现在没有人会看见了，他放声大哭。在泪眼朦胧的恐惧中，不知过了十分钟还是两个小时，河道开始变宽，他的漂移速度也慢了下来。阿斯兰看见远处河岸上有人，赶紧用力踢水往那个方向前进。他不敢用手划水，生怕把皮筏弄丢。
“一个老人把我从河里捞起来，用牦牛毛毯包住。”阿斯兰回忆说，“我那时还在发抖，不停地哭。他问我为什么要过河，我就把父亲的话告诉了他。”
“不要怕。”老人安慰着阿斯兰，“你是个勇敢的孩子，离家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你回家的那一天，每个人都会尊敬你。”他在阿斯兰手中塞了两张皱皱的卢比纸钞，然后牵着他的手走到去克伯卢的路上，再把他交到另一位能陪他一程的长者手上。就这样，阿斯兰在胡歇艾下游河谷得到了许多人的陪伴，每个陪他一程的人都捐了些钱给他。
“大家都对我很好，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阿斯兰回忆说，“我很快进了克伯卢的一所公立学校就读，尽可能用功读书。”
克伯卢是阿斯兰见过的最大的城镇，学生都很都市化，总有人嘲笑他的外表。“我穿着牦牛皮做的鞋子、羊毛织的衣服，而其他学生都穿着很好的校服。”
同情他的老师们凑钱帮他买了白衬衫、酒红色毛衣和黑色长裤。阿斯兰每天穿着校服上学，晚上就尽可能把衣服洗干净。一年后，他回到家中时，老人的话应验了。
“我走回山上的时候，”阿斯兰说，“整个人干干净净，穿着校服，每个人都盯着我看，说我变得不一样了。每个人都尊敬我，我也知道自己必须好好表现，才当得起那样的尊敬。”
1996年，阿斯兰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学校毕业，政府给他提供了一份公职。但阿斯兰决定回到胡歇艾河谷的家，父亲去世后，他就承担起了村长的职责。“我见过山下人的生活，我相信改善村民的生活是我的责任。”阿斯兰说。
阿斯兰说服当初给他提供职位的政府官员，开辟了一条直通胡歇艾河谷的道路。他不断跟政府申请经费，把一间通风良好的农舍改成小学，大约能容纳二十五名男学生。但要说服村民把孩子送来读书却并不容易，他们宁愿让孩子到田里帮忙。阿斯兰总会在路上被村民拦住，他们低声说愿意送给他奶油和面粉，只要他们的儿子可以不上学。
等到阿斯兰自己的孩子已届学龄，他意识到要想让孩子们都受教育，他必须找人帮忙。“我被祝福过九次。”阿斯兰说，“我有五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女儿夏奇拉最聪明。村里没有地方让她受教育，而她年纪又太小，还不能送走。多年来曾有几千名登山者经过我们村庄，但从没有人伸出援手帮助我们的孩子。后来我听说有个高大的‘安格瑞兹’在巴尔蒂斯坦各地盖学校，而且同时欢迎男孩和女孩，我便决定去找他。”
1997年春天，阿斯兰坐了两天的吉普车来到斯卡都的印度饭店，想见摩顿森。但饭店里的人告诉他，摩顿森到布劳渡河谷去了，可能要好几个星期才会回来。“我留了一封信给这个‘安格瑞兹’，邀请他到我们村子来。”阿斯兰说，“但是我并没有收到回信。”
1998年6月的某一天，阿斯兰在胡歇艾的家中，听到一位吉普车司机说那个“安格瑞兹”就在可安村，离他们只隔几个村庄的距离。
“那个春天我再度回到可安村，”摩顿森说，“打算召开一个‘吉尔嘎’，也就是‘大会’，让大家推翻将宗帕的提议，这样我才能在那里建学校。”
将宗帕一直想盖一间属于自己的登山学校，处处排挤摩顿森的建校计划，甚至突发奇想，联络了当地警察，指称摩顿森在边界地区进行情报活动。阿斯兰开着借来的吉普车抵达时，摩顿森正努力说服非要他交出护照检查的警察。阿斯兰便向他自我介绍。
“我是胡歇艾村的村长，已经找您一年了。”阿斯兰还记得当时说过的话，“晚上请您一定要到胡歇艾村来，参加我们的茶会。”摩顿森不喜欢可安村，虽然不至于像第一次到可安村时那样，希望“挂在峡谷上的满月坠落下来把村子压碎”，但也很高兴有个理由离开。
阿斯兰除了受过很好的教育，还相当有创意，他大胆地把家里的房子漆上色彩鲜明的几何图案。那栋带着非洲风格的房子立刻让摩顿森有了回家的感觉。夜里，他和刚认识的村长朋友在屋顶上喝白玉茶，聆听他的求学故事。清晨时分，升起的太阳将玛夏布洛姆峰的冰川染成一片绯红，仿佛一张巨大的早餐甜饼，高挂在他们头顶。摩顿森同意把理事会批准在可安建学校的经费转给这个村庄，一个村长曾经跋涉百里下山求学的村庄。
“我在巴尔蒂斯坦四处找他，终于遇到他的时候，我非常惊讶。”阿斯兰说，“我以为我必须卑躬屈膝，向这位‘安格瑞兹’恳求，但他像兄弟一样跟我说话。葛瑞格非常和善，心地温柔，让人很自然就会喜欢上他。第一次遇到他，我立刻就爱上了他的个性。我的孩子和全胡歇艾村的人都喜欢他。”
靠中亚协会提供的经费和帮助，阿斯兰和村民们在1998年夏天建成的学校，也许是巴基斯坦北部最美丽的学校。摩顿森把学校的设计工作交给了村长，从装饰在每扇窗、屋顶轮廓线和走廊上的鲜红饰条上，就能看出阿斯兰对学校的钟爱。学校围墙外种满了向日葵，在温暖的月份长得比最高的学生还高。从每间教室都能看到高耸的玛夏布洛姆峰，它所代表的“世界屋脊”的意义，让胡歇艾村的许多孩子立下了崇高的学习目标。
时至今日，阿斯兰的大女儿夏奇拉已经是克伯卢公立高中的高中女学生了。胡歇艾村小学的成立，为她开辟了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夏奇拉盘腿坐在父亲身边，已经是位美丽端庄的少女，她戴着落叶图案的乳黄色头巾，说话时面带自信的微笑。
“我一开始去上学，村里的人都告诉我上学不是女孩子的事。”夏奇拉说，“他们说你最后还是会像所有女人一样，要到田里工作，所以何必要往脑袋里装书上说的东西呢？但父亲非常重视教育，所以我不让自己受他们影响，坚持我的学业。”
“我鼓励每一个孩子。”阿斯兰对夏奇拉的两位兄长点着头，他们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也和夏奇拉一起住在克伯卢，顺便担任她的保护人。“但我从很早就发现，这个女孩对待上学的态度很不一般。”
夏奇拉害羞地用头巾把脸遮住。“其实我并不特别。”她说，“不过我在胡歇艾的学校总能拿到很好的成绩。”
最初夏奇拉并不适应克伯卢的生活。“那里的环境很特别，所有的事情速度都很快，而且好像什么都有。”她把最近的物理考试成绩拿给父亲看，因为只考了八十二分，她觉得很难为情。“这里的功课很难，但我正努力适应。”
有了直通山下的道路，夏奇拉的求学之路已不像她父亲当年那么艰难。这个女孩正以她自己的方式，为自己的未来开创道路。
“夏奇拉是胡歇艾河谷所有村庄里，第一位享有较高教育权利的女性。”阿斯兰骄傲地说，“现在，胡歇艾村的女孩子全都拿她当榜样。”
父亲的赞美再一次让夏奇拉躲进了头巾后面。“胡歇艾村人的观念慢慢改变了。现在我回到村里时，看到所有家庭都把女儿送去上学。”
夏奇拉的学习成绩不只影响了胡歇艾河谷的女孩子们，也影响了她的兄长。18岁的雅古在拉合尔大学读了一年书，不过八个科目挂了六科。现在他转到克伯卢的地区学院就读，决定好好努力，争取日后在政府机关工作。
“我没得选择。”雅古害羞地扶了扶棒球帽，上面有颗金星，那是他妹妹在胡歇艾学校赢得的奖章，“妹妹一直在逼我，她很用功，所以我也得用功。”
阿斯兰仔细看过夏奇拉最近的课业成绩，发现有一科女儿考了满分——乌尔都语文测验。阿斯兰小心地捧着考卷，仿佛那是金子做的。“对于这一切祝福，我感谢全能的安拉，还有葛瑞格·摩顿森先生。”
1998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巴基斯坦北部的数千名民众，都像阿斯兰一样赞美着摩顿森。摩顿森再度回到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的白沙瓦——当年他曾在此死里逃生。如今，塔利班已经占领了阿富汗的大部分地区，东逃至此的难民的情形更为恶化。他参观了许多难民营，努力提供庇护和食物，还给成千上万的难民提供教育。在当时的混乱中建学校，无异于天方夜谭，但摩顿森却设法在白沙瓦西南方的桑夏图难民营，组织起八十位教师给四千名阿富汗学生上课。
巴基斯坦北部的居民多有严重眼疾，摩顿森安排了美国白内障专家乔夫·塔宾医生，帮斯卡都和吉尔吉特的六十位老人进行免费手术。他还把巴尔蒂斯坦唯一的眼科医生聂兹·阿里送到尼泊尔知名的堤朗加眼科医院接受特别培训，以便乔夫·塔宾医生回美国后，他可以独立进行白内障修复手术。
在孟加拉参加了一场开发专家会议后，摩顿森觉得中亚协会的学校应该着重鼓励女孩儿上学。
“男孩子接受教育后，通常会离开村子到城市找工作。”摩顿森解释道，“但女孩会留在村子里，成为社区的领导人物，并且把所学的东西传承下去。如果我们真想改变当地生活，让妇女获得力量，改善基本卫生环境，降低婴儿的高死亡率，就必须让女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
摩顿森坐着绿色吉普车一路颠簸，走访了中亚协会赞助过的所有村庄，和村里人开会讨论。他开出了条件，如果学校希望继续获得中亚协会的赞助，村里人必须签字，同意增加百分之十的女孩入学率。
“如果女孩子们能至少念完五年级，”摩顿森说，“一切就会不一样。”
中亚协会的理事会组成也在改变。乔治·麦克考恩的妻子凯伦曾在旧金山湾区创立过一所高中，她加入了理事会。另一位新成员是旧金山城市学院的巴基斯坦教授阿都·贾巴。现在整个理事会都由专业教育人士组成。
中亚协会的十几所学校已经建好并顺利开学，茱莉亚·柏格曼在两位城市学院老师乔依·都里哈罗与鲍伯·厄文的协助下，每年夏天在斯卡都举办教师培训班，还为所有教师建了一座永久性的资源图书馆。那年夏天，帕尔维、柏格曼从美国带到巴基斯坦的培训班讲师、中亚协会薪资单上的所有巴基斯坦教师云集斯卡都，同摩顿森一起研究制定了中亚协会的教育原则。
中亚协会学校的教学课程将与公立学校完全一致，不涉及任何宣传西方文化的内容，任何保守宗教人士都无法指控他们有“反伊斯兰教”的嫌疑，这样他们就没有理由关掉学校。同样，他们也不会教授许多宗教学校里的课程。
“我不希望巴基斯坦的孩子们像美国人一样思考。”摩顿森说，“我只希望他们能得到平衡、不走极端的教育，这个想法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核心。”
每一项成功完成的计划都增加了摩顿森的声誉。他的照片开始出现在一些家庭的壁炉旁，吉普车司机的仪表板上。
摩顿森的传奇——一个为人和善、为贫苦人民做了很多好事的非穆斯林人士——正穿过无边无际的沙丘，穿过曲折蜿蜒的峡谷，随着光阴的流逝越传越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