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居
那时,凤凰村的房舍以泥砖屋居多,木格子窗,红瓦面,这是清末民初典型的岭南民居。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渐被那种两三层高的西式建筑取而代之。我读大学时去花都看过重修的洪秀全故居,倘如实复原的话,就跟凤凰村的传统民居难分彼此。屋子分上下二进,设有天井,房子高大的难得一见了。经过“斗地主”等运动之后,富人淘汰殆尽。我高祖如拭公曾考上廪生,在衙门当差,就建了一幢上下二进九间大宅,前有天井,后有果园,多年后仍惠及我祖父。
此类民居建筑材料,多是就地取材,墙基深挖,填以石头或砌以火砖,墙体即以泥砖为主(有钱人家亦在下部砌几圈火砖,无论火砖还是泥砖,均从泥巴而来,做法大同小异,只是火砖坯必须放入砖窑中以烈火焚烧数日方成)。横梁由粗大木头充当,主梁最好是觅得杉木,尽量笔直,削皮后,木匠以斧头沿墨斗黑线斫砍之,弯了就会影响到格子及盖瓦。桉树亦常充当房梁。升房梁的时辰颇有讲究,其隆重谨严跟奠基一样,都是要请用日子的。必有风水师乃至巫师坐镇指挥,主梁贴着兆大吉大利的黄符(所谓主梁,即是主客厅上的主梁,架在屋脊之上),再沿着屋脊梁两边逐条架设房梁,屋脊梁犹如鱼的脊骨,两边横梁如鱼刺附丽其上,远观之,犹如大鱼被啃光了肉,只剩下骨架。用铁钉将格子(多由尤加利树、松树等锯成)固定于梁上,屋面纵横交错,宛若渔网,再从网眼上铺设红瓦即可。瓦分公母,大片扁平者为母,供雨水流淌;小片弯弓状者为公,反架于两个母瓦之上,将水导引至母瓦槽上去,以防雨水入室。再以火砖盖压,以免因风移动。屋瓦略有缝隙,却防雨又透气,除非屋瓦被人用石头砸烂,或台风时被掀掉。在乡间,孩子打架最忌以石头砸人屋脊。既是软肋,也就总被捣蛋的顽童扔石头。每个房子装两三块由玻璃裁成的明瓦以采光,屋厅装多一块。
时间长了,屋瓦积的落叶尘土一多,就长出杂草野花来,每年必须爬上屋顶清理一番,以利于雨水流淌通畅。否则屋顶变成了空中花园,不好看,兆头又不好,且易于风雨中坍塌。墙体开有窗口,是那种木格子窗,若干圆木柱,犹如栅栏一般,供防盗之用,也济不了事。窗门也是木头的,分为两扇,不利于采光,雨天即关紧,倒水泼不进。大门是木头打制的,门轴包着铁皮,以防磨损,出门时挂上铁锁,晚上睡觉塞上门闩,门闩也由木头做成。凤凰村甚少发生偷盗劫掠事件,除了乞丐、货郎(杂货佬,挑着一个微型的杂货店)及大队干部催收公购粮,也没有外人。人们懒得带钥匙,就塞在窗口或厨房门框上,待收工回来,伸手掏出来开门,倒也平安。那时乡村无人使用防盗门及防盗网,民风淳朴。室内多保留泥地,有钱人家亦有铺上陶砖的。
这样的房屋,冬暖夏凉,是适合南方人的。“人”字状的屋顶设计,乃针对南方多雨,高大的建筑物多加上木头制的“金”字架,以利于稳固,例如生产队的旧办公室。有钱人家,多在墙体上批荡(扇灰)灰沙(石灰混凝土),以保护墙体,亦显美观。后来有人在红砖屋上洗石米,贴瓷砖,道理是一样的。
此类房屋中的天井,其设计堪称神来之笔,既利于四周的房间采光,又使整幢房子显得丰富而有层次。坐在厅堂里,不用出门,一抬头就望到广阔的天空、变幻的云朵及偶尔飞过的鸟,使人须臾不离大自然。在雨天,雨水如绳子粗暴地鞭打,但你大可沿着天井旁边的走廊行走,不遭雨淋,而又能融入雨景。粗大的水柱在瓦面汇聚成小溪流,并通过屋檐倾泻到天井上去。天井上摆着几只瓦缸及木桶,瞬间即满并溢出,水流叮咚,水花溅起。乡间的雨水干净清澈,虽不可饮用,用来洗天井及洗衣服却没问题。
有时,我坐在天井旁边的屋檐,仰头望着雨水哗哗而下的天空。我只看到大雨,天空被充满和遮蔽了。直到夜晚,雨水仍在黑暗中倾泻,雨声嘹亮,天空在夜晚仿佛是一只不停泼水的盆子,无穷无尽,永不枯竭。那场大雨下了一昼夜。待翌日雨过天晴,天空纯蓝,干净,仿佛被雨水洗刷过的新陶罐,锃光闪亮。草木的清香来自山野、竹林、河畔乃至不可知的远方,从门窗及天井涌入,让人心旷神怡。
我多次见过人们打泥砖及烧火砖。打泥砖的砖泥取自稻田,耙得稀烂、黏稠,取一个四方形模具,模具中先垫一张香蕉叶、报纸或塑料纸之类(以免砖坯跟地面粘连而无法剥离),将泥巴倒入模具中,抹平,将模具取出,再在地上打下一个。砖坯中夹杂着切碎的稻桩,这有利于牢固,倘若泥巴间以糠头(即谷壳),则更坚固耐用。有的地方以糯米粉、红糖诸物掺入泥土制砖,坚韧异常,但成本太高。村庄未见有人使用。打泥砖最怕雨淋,故多选在风高物燥的冬日制作,南方冬天日照稍逊,雨水却少得多。泥砖晾干后,堆叠起来,上面放“夹茅”以御风雨侵蚀,待建房子时用来砌墙。
分单干不久,那些懂瓦工、木工的人,很快就在新分到的宅基地建起了新房子。都是一些新式建筑,跟传统的岭南民居迥然不同,略具西式风格。多是二层楼,更高大,更宽敞。在设计上,有楼梯、走廊和阳台,有钢筋水泥倒制的横梁,窗口宽大,墙体用红砖彻就。而过去则用泥砖,搭建阁楼的横梁也是木头。
父亲也想建一幢像样的房子。那一堆钢筋就是他凭一人之力从县城挑回来的,每趟走五六个小时,每担挑两百多斤,这是疯狂之举。他之前陆续烧制了一些红砖。这次,他用钢筋混凝土自制了一批横梁,用水泥混凝土(沙子碎石从河里捞取)浇制水泥砖。他脑海里的房子举世无双,高大巍峨,跟人民大会堂在规模上有可比之处。因此,他制作的水泥砖巨大无比,觉得这样才牢固。他做好拆模后,根本无法搬动,叫大伯父帮忙搬了几次,大伯父不想理他了。他好生招待了几个后生,请其帮忙垒叠到一起。
他只好继续去打红砖坯,准备在砖窑里将那座房子的红砖全烧制出来。每年农闲之际,他都陷身于此遥遥无尽的苦役之中,跟土与火搏斗。在烈火的焚烧之下,那些黏土制成的砖坯变成青色或红色的硬砖头。烧火砖的泥土要求较高,虽比不上陶瓷的土料,但也要黏性强,无杂质,入窑烧才不易皲裂。制砖坯时,得用力将泥巴掷入模具再以弓弦刮平,需要一定的技术,晾干后方可入窑。用柴火烧上三四昼夜(时间长短视砖窑大小而定),方才烧熟,又得放上两三月之久,热气散尽方可出窑。而入窑及烧窑更是技术活,火候拿捏必须炉火纯青。
父亲从十八九岁起,持续烧砖十几年,每年或隔年就烧一窑砖,立志将一幢大房子的红砖全凭一己之力烧制出来。然而父亲不是一个好窑工,他烧制的红砖不是过了火,烧得粘成一团;就是半生不熟,松软易脆。一窑之中,可用的不到十之二三。这项工作在持续了十数年之后,他不禁沮丧地认识到,他没有这个能力,只好放弃。父亲垂垂老矣,建大房子的梦想已不可能实现。
那些钢筋被父亲制成水泥横梁。人家的横梁修筑笔直,线条柔和流畅,而父亲做的粗大臃肿,表面凸凹不平,这就是父亲做瓦工的半桶水功夫。倒是结实无比,在屋檐下放了十几年,终究没有架到那座雄伟壮丽而子虚乌有的大屋上去。后来父亲找人帮忙架到溪上横放,充当小桥了。
那时,我们住的老屋是祖母壮年时所建,一厅三房,分给父亲及两位伯父。大伯父头脑活络,分单干不久即在旧宅前面的宅基地上建新居迁出。二伯父在北京工作,不久家属亦离开村庄。
房子搭有阁楼,我幼时常用竹梯攀上阁楼乱翻一气,常有意外的收获,如找到高祖如拭公的木头印章及父亲稀奇古怪的机械模型。父亲年轻时爱搞发明,当然无甚建树。厨房在大屋前面,乃用泥砖建一小屋。大伯父虽已搬出,原属于他的房子就堆放柴草农具之类的杂物,亦常做粪屋、鸡屋及牛栏,极不卫生。我就是在鸡粪、牛粪的臭味中长大的,细菌、虱子甚多,故常生病发烧。父亲对此颇有微词。二伯父尚有多间泥砖屋以放杂物,但禽畜怕人偷盗,就置放于祖屋中,我们一家人算是守护者了。
夏季台风频繁,飞沙走石,摧折林木。有时台风在夜晚来袭,风声呼呼,旷野无人,除了雷鸣电闪,天地间一片漆黑。风暴如怪兽在屋顶、窗外怒吼,我常骇得无法入睡。父亲亦不敢沉睡,他得密切留意室外的动静。好在一夜无事。翌日,台风散去,遍地狼藉,枝叶散落。风停而雨未止,台风常带来暴雨,屋顶上泥砾散落,父亲又得爬上屋顶修葺被风吹乱的屋瓦,犹如理顺被洗乱的纸牌。
每年至少刮七八次台风,我在一次次惊吓中度过了每一个台风之夜。睡到天亮台风亦消逝。泥墙最怕风吹雨打,逐层剥蚀,台风猛刮,墙头首当其冲,每一场暴风雨袭来都被磨去薄薄一层。尽管肉眼难以分辨,日积月累,却是一年不如一年。好在泥砖厚实,要完全蚀透亦非易事,又由于父亲常加修葺,好歹支撑下来。一九九七年初秋,举家迁至化州城郊,二〇一〇年秋天二堂哥将老屋推倒(在原址上建新居),在人间矗立了六十多年的老屋方完成使命。二伯父年近八十,他有三十年未曾回村(我从未问他何故),听说后略觉遗憾,幸好之前的一个夏季,我用数码相机拍了几张照片,算是留个纪念,也稍稍弥补他的遗憾。
2.副食店
小店铺自从开张之日起,便显得老旧颓败,俨然是旧时代的产物。房子太残旧,那是一座两间的小平房,屋瓦碎裂,稍加修葺,内壁刷灰,但外墙的泥砖在日晒雨淋之下棱角尽失,泥路显露。这是生产队时代的杂物间。店主也衣饰老派,面目枯槁,据说他因独身而脸色蜡黄,缺少生机。铺子颇得地理之便,坐落于老村古井边、戏台前侧。店铺的开张使村民大感方便。它是一个日杂百货店,油盐糖烟酒茶及各式果脯花生红枣之类,颇为丰富,亦兼营火柴、电池、肥皂、铅笔、练习本等乡村日常用品及学生文具。拜神用的祭品更是不可或缺,如香烛、纸钱、花红和鞭炮都相当齐全。只要有市场,店主就会入货。尽管铺子的货物比石湾墟略贵,货物质量亦平常,但为了图方便,人们经常帮衬。
铺子里也出售一些风车、公仔纸、玻璃珠、拨浪鼓、汽车模型和变形金刚之类的玩具,价格昂贵。孩子垂涎三尺,大人任由孩子哭喊,不轻易出钱。有的孩子将买铅笔的钱拿去买了公仔纸或甘草榄吃。公仔纸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村庄风靡一时的新兴玩具,所画人物来自当时走红的影视作品或小人书如《霍元甲》、《西游记》、《射雕英雄传》之类。橄榄吃掉后,其硬核乃大受欢迎的玩具,有多种玩法,堪比玻璃珠游戏。
铺子也是村子的通信站,平时聚集了一些闲人,大摆龙门阵。张家短,李家长,大到指点江山,畅谈国家大事;小至谈论某某被人家戴了绿帽,全村人都知道了,就是他蒙在鼓里。一些家伙吸着水烟筒,吐着烟圈,说得唾沫横飞,直至月影西沉,才满足地回家睡觉。在过年节或戏台有木偶戏演出时,店铺的生意会红火数倍。外地货郎也会挑着各类零食、玩具、针线之类闻风而来,却不及铺子品种繁多,又有平时熟客。
铺子又是乡村跟外界联络之所。外头的邮递员不会入村,只送到石湾墟邮所了事,信件堆在邮所的桌子上,有没有挂号,一律不管。店主去墟上进货,顺手将来信悉数取回,就放在铺子的柜台上,等村民买东西或前来拿取。村民甚少信件,一有就必定重要。外面认识的人不多,进城打工的人,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若无要事不会写信。信件丢失的情况屡见不鲜,也无从追查。我从小学五年级起,就代父亲跟远在北京的二伯父通信。父亲写信没问题,他更乐意看我写。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高考前夕认识了一位刚初中毕业的小姑娘。那时我二十岁。我们都写了点东西,在当地算是崭露头角,忝列茂名校园文学“四小名旦”,被赵红尘、浪子编的《茂名青年报》先后隆重推介。我们通信频繁。在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难熬时段,我跟她通了十几封信,每隔三天两头,就能收到回信。她是我唯一的笔友。我们已超出普通朋友的含义,在信中隐约吐露了彼此倾慕的朦胧情意,羞怯、甜蜜而狂热。她只有十六七岁,写的散文华美、清新,仿佛雨后的山野,有着甘蔗林中涌起的清甜气息。她人美丽、聪慧,如花笑靥像午后的阳光般明亮,灿烂,清纯。我经常三天两头就跑到店子去。
有一天,我收到的一封厚实的信,信封有熟悉的字迹:内有相片,勿折。我的手哆嗦着拆开了信封——一个穿紫色长裙的乡村少女冲着我粲然一笑,她伫立于甘蔗地里,白皙的手捏着修长的蔗叶。照片的景象楔入了我的脑海,尤其是她带笑的嘴角,让我每次忆及都泛起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