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吉
于苹果园五乐斋
枫丹白露的味道
枫丹白露是一个很有味道的地方。离巴黎45分钟的车程，方圆几十公里之内都是皇家森林，还有拿破仑钟爱的枫丹白露宫，旁边有延绵近千米长的大水渠，一望无际，消失在远方莽莽苍苍的山峦与森林之中。与枫丹白露的气派相比，我更喜欢的是旁边的阿旺小镇，有古朴可人的中世纪小教堂，旁边是几十米高的石拱铁路桥，夕阳西下的时候，是无可比拟的动人美景。
可惜我没有太多时间欣赏这些美景。作为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博士班1999级唯一的中国学生，我面临的是学习、社交、生活等方面的重重压力。1993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我随波逐流，先是进一家当时最时髦的外经贸部所属的进出口公司，然后又进了外企，在诺基亚中国公司做了几年。最后下定决心出国学管理，进了INSEAD的博士班，却发现这与我原来想象的留学生活完全不一样。从小到大，我都是成绩最好的学生，在这里，却第一次尝到了阅读材料读不完、上课听不懂、作业做不出来的滋味。尤其是各种定量分析的课程，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几乎完全是“坐飞机”——云里雾里，完全摸不到边际。
好在人的潜能是无穷的。“9·11”事件爆发的时候，我顺利通过了为期九天的综合考试，开始筹划我的博士论文了。我所在的系是组织行为学，与大多数偏微观、偏心理学的组织行为学系不一样，我们这里偏重的是社会学和组织层面规律的研究，不管是心理学还是社会学研究，数据为王，没有好的数据，一切无从谈起。而且，与心理学的研究相比，社会学的实证数据更难取得，完成一个独立研究的周期更长。博士念七八年的例子，这里一点都不罕见。这样的持久战，本地人、欧洲人耗得起，我们这些“老外”可真是耗不起。眼见着有念了四五年之后放弃博士学位的，还有自杀的，我一步都不能闪失。
我决定回国收集数据。2002年夏天，为了探一下路，我在海口的改革发展研究院做了几个月的访问学者。沿着海岸线，我曾独自一人从海甸岛一直走到西郊新修的秀英铁路码头，路很难走。到哪去收集这么多数据？我的题目又是社会网络，这是中国人向来最敏感、最不喜欢谈的话题。在缺乏实证学术传统的中国，一个博士生要想单枪匹马取得被调查者在这种题目上的信任和支持的难度有多大，外人根本无从想象。
当时国内正当互联网经济的热潮，连带火起来的是各种财经类的杂志。我想，也许可以给这些杂志写点东西，然后再利用这些杂志的影响力与公司联系。我开始尝试给他们写起了专栏。万事开头难，写顺了，就一直写下来了，其中写得最多的是《IT经理世界》（在此，还要特别感谢《IT经理世界》的编辑胡明沛和刘莉莉的支持）。
对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圈而吉，给所有不是同行审稿（peer review）的杂志写文章，都算是不务正业，不好好做研究，“东张西望”做什么？我起初是为了收集数据，而且事情的发展也确实如我所料，杂志的影响力在帮助我收集数据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才得以在4年多一点的时间里顺利毕业。我想，不管别人怎么说，还是坚持做下去吧。就这样，我一直坚持了下来，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六七本书了。
我尊敬的战略学家布鲁斯·科格特（Bruce Kogut）曾做过一个“为什么学者总是给出很坏的建议”（Why academics give bad advice？）的研究。问题的核心在于，同一个领域的学者往往会形成一个自我循环的小圈子，以圈内人的是非为是非，以圈内人的高下为高下。物理学、数学这种纯理论科学，形成这种圈内人的评价机制是正常的，但是作为一门实践学科的管理学，最后也形成一个与企业、与管理者毫无关系、泾渭分明的自己人组成的小圈子，仔细想，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
在凸分析、贝叶斯均衡、同构、归因错误、结构洞等各种学科的未尝不古怪的各种概念中摸索前行了一段时间后，我会到INSEAD校园后的枫丹白露森林中去转一转。蓝天、白云、松树、永不止歇的各种鸟类互相召唤和嬉戏的声音，还有风声，当然还有如INSEAD成长起来的杰出印度裔管理学家苏曼特拉·戈沙尔（Sumantra Ghoshal）所言：“枫丹白露那种独特的味道。”浸淫其中，我有时会有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时空错置的幻觉，地老天荒，万古同愁。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只有这片松树，仍将耸立在这片宽广的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