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黄帝幼而徇齐”，《家语》、《大戴记》并作“睿齐”。司马贞曰：“徇亦作。”盖以徇与音相近、与睿文相近而言也。又曰：“当读为迅。”则又因裴る训徇为疾，而以迅为疾，义相近而言也。去古既远，经史中鲁鱼、亥豕，若此者不一，学者必欲以意强通之，岂缺疑之义乎？
太吏公以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择其言尤雅者，著为《本纪》书首，故取公孙卿获宝鼎迎日推策之说，而不取其仙登于天之语，直书曰：“黄帝崩，葬桥山。”乃于《封禅书》备述卿言黄帝骑龙上天，至武帝问黄帝冢，则又称：“或对曰：‘黄帝已仙，群臣葬其衣冠。’”或者，疑辞也。其叙事可谓婉而直、微而显矣。
《史记》书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审如其说，则以征伐得天下，自黄帝始矣。汤之放桀，何以谓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仲虺作诰，何以不引阪泉之事为言乎？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下，《周易·系辞下》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学者考信于六艺，而阙其所不知，可也。
《史记·武帝纪》及《封禅书》所载黄锤史宽舒，《封禅书》注引徐广曰：“锤，丈恚反。锤县、黄县，皆在东莱。”《武帝纪》注引韦昭曰：“黄锤，人姓名。”一以为地名，一以为人名，前后自相矛盾。《汉书·郊祀志》注引孟康曰：“二人皆方士。”颜师古曰：“锤，直垂反。”其不取徐广之说，盖以一人不应系两县也。然宽舒之名，数见于后，而无所谓黄锤者，又似可疑耳。
《汉书》沛公引兵至薛，秦泗川守壮兵败于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马得杀之。颜师古曰：“得者，司马之名。”今按《史记》本文云：“沛公左司马得泗川守壮，杀之。”师古盖因班孟坚删去“泗川守壮”四字，而误以“得”字属于上文。小司马《索隐》知其误，而疑左司马当有名，遂以为曹无伤。无伤之名仅见于沛公入关之后，而前无所考。姑存其阙文，可也。
《汉高帝纪》“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谓三尺剑也。《杜周传》“三尺安出哉？”谓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也。王充《论衡》凡引高帝语，却皆有“剑”字，作文而好用歇后语以为奇者，不可不知也。
汉文帝纪年有“后元”，景帝有“中元”、有“后元’。葛胜仲曰：“谓之后，则疑若有极，乃不讳避，何耶？”按：刘贡甫《两汉刊误》：“元鼎四年方得宝鼎，无缘先三年而称之。《封禅书》云：‘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也。”由是言之，则所谓中元、后元者，岂亦后来之追命乎？宜其无所讳避也。然以汉之《武帝纪》考之，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四年得鼎后土祠旁。应劭于元年注曰：“得宝鼎，故因是改元。”贡甫因《封禅书》“后三年”之语，不取应劭之说，而谓四年方得鼎，似当考也。
汉元朔元年，有司奏：“古者诸侯贡士，一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然则九锡者，先王赏功之常典耳，后世顾假以为篡语，何也？
《汉·游侠传》“茂陵守令尹公”，注谓：守者，未真为之。或以为宋之权行试守，即其遗制，非也。《传》称门下掾说尹公曰：“一旦真令至，复单车归为府吏。”盖宋之时暂权摄者也，若夫权行试守，皆正除之官，特以是别资序之崇卑而已。其所谓“行”，尤与汉不同，臣贺以太仆行御史大夫事，张汤、韩安国皆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宋制必继禄官高于所任之职事，乃称“行”也。
《资治通鉴纲目》，考亭朱子续经之笔也。其推蜀继汉，本于习凿齿；绌周存唐，本于沈既济。而《感兴诗》第六章、第七章，皆不及之。盖天理之在人心，初无间于古今，先儒所见，适与前人暗合，而非有所祖述。学者诵《感兴诗》，则不可不与史氏所记并观也。
僧莹《湘山野录》卷首书：“真宗即位之次年，赐李继迁姓名，进封西平王。”按：《宋实录》，继迁以太宗淳化二年，赐姓赵，名保吉，授银州管内观察使，封天水郡侯。以其叛服不常，所赐姓名，两经削夺。至道三年，真宗即位，因其归顺，仍呼之曰赵保吉，非赐姓名也。其授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但加食邑，而不进封。制下于是年十二月甲辰，亦非次年。咸平六年，继迁陷西凉府，为潘罗支所杀。终其身未尝封王也。其子德明既立，奉表纳款，乃以景德三年封西平王。《大诏令》及今新修《宋史》所载并同，而《野录》无一与之合。继迁建节之制，见于《实录》及《大诏令》者，本云：“先帝早深注意，方议推恩，值轩鼎之俄成，筑韩坛而未暇，逮眇躬之纂位，俄封疏以贡珍。彰厥远图，冠于当代，宜伸懋赏，式劝忠勋。”《野录》所记既多异词，且易“推恩”二字曰“真封”，以实其封王之说，皆未可尽据，李氏《续通鉴长编》及陈均《编年备要》乃独有取焉，其书太祖开宝九年十月壬子夜之事，亦是舍正史而取《野录》。笔削之意，莫得而详也。
周公谨《齐东野语》曰：“礼家如聚讼，虽兄弟不容苟同，其大者，无如天地之祭。东坡主合祭，颍滨主分祭，朝廷迄从合祭之说，以至于今。”按：《宋史》，郊议始于神宗元丰元年，至六年乃罢合祭。哲宗元七年，诏复行合祭，以伸始见之礼，俟亲行北郊，则修元丰六年之制，仍集官详议以闻。礼部尚书苏轼主合祭，从之者五人；枢密都承旨刘安世主分祭，从之者四十人；请以十月神州地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祭者三人；请上不亲祠而通火，于禁中望拜者一人。遂再令详言。安世等复执前议。苏辙时为门下侍郎，请降旨罢议，而安世议状竟不得上。二苏之主合祭，固未尝不同也。其后合祭罢于绍圣三年，而北郊亦未及行。至徽宗政和三年以后，凡四祭地。谓“朝廷从合祭之说以至于今”，尤非也。
《齐东野语》卷首纪孝宗善政，史阙不载者十余事，其一曰：“淳熙中，张说为枢密都承旨，奏请置酒延诸侍从。上许之。说退约客，独兵部侍郎陈良不至，说殊不平。上遣中使赐以上樽珍膳，说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不至，是违圣意也。’已而上命再赐，说复附奏：‘良迄不肯来。’夜漏将上，忽报中批陈良除谏议大夫，坐客皆愕然。”按：《宋实录·陈献肃公良翰传》载此事甚具，非良也。良亦同时从官，公谨误以良翰为良，而不知《良翰传》未尝不载也。且说为都承旨，亦非淳熙中。盖说以隆兴初为枢密副都承旨，乾道初，落副字。而良翰之除大夫在五年十二月。八年，说已为签枢，累进知院事。淳熙元年即罢去矣。记一事而三失焉，于秉史笔者毋责，可也。
靖康元年，宗忠简公留守京城，岳忠武王飞时隶麾下，犯法当斩。忠简见而奇之曰：“此将材也。”遂释不斩，而留之军前。会金人侵汜水，乃授以五百骑，俾为踏白使。已而凯旋，补为统领。寻迁统制，飞由是知名。此事与汉王陵之于张苍、滕公之于韩信、暴胜之之于王，大抵相类。汉史备著三人之事，以彰其奇遇。飞孙珂撰飞《行实》，乃独讳而不录，幸《忠简家传》今行于世，而新《史》得以备著之。
嘉熙四年庚子六月，吴公渊自隆兴改知镇江，是岁大。明年辛丑，改元淳。公力行荒政，分置粥场，以哺两淮流移之人。先曾祖户部公时客吴公所，从吴公亲行视诸场，识汪公立信于稠人之中而奇之，亟言于吴公。公与语，大悦，即令授馆而礼遇焉。供张服御之盛，比它重客有加，人咸惊讶。既而立信与先户部相继登丁未、庚戌第。宝巳三年乙卯，吴公以观文殿学士开阃京湖，辟立信干办公事，先户部准备差遣。五年丁巳正月一日，吴公拜参知政事，请致仕，未报，而没于江陵府治。阃檄立信同先户部护送归葬宣城，而先户部为撰《行状》，上于史官。其后立信入跻从班，出专方面，名位略与吴公等。人始服公有知人之明，而不知立信实先户部之所举。新《史》于《立信传》虽备著其事，而不能详先户部之名，误以“梦炎”为“应炎”，是犹可诿曰：“庶官名不登于史册，无所于考。”乃以七年丁未取进士，则题名有记，亦弗之考。而旁采传闻多异辞，以七年为六年，则岁在丙午；又以为见吴公之次年，则岁在壬寅，殊不思两年皆非策士之岁。后之秉史笔者，所宜考焉。
开庆元年七月，朱公貔孙由史馆校勘授武学博士。而先曾祖户部府君由添差通判庆元军府事，授武学教谕，实与公并命，同一诰词。是年十一月，貔孙除监察御史，而先户部奉敕兼枢密院编修官。后九十年，是为今至正九年，获观公家所述公年谱，乃以武学为太学。盖不详当时典故，而疑武学为武官，故以意擅改之云耳，殊不知国子太学博士、正录、武学博士、教谕，皆师儒之清选也。间尝录家藏先世所被诰命归之，以补其阙而订其讹。近阅新《宋史》貔孙本传，乃止据其《家传》作太学博士。诰词首云：“敕史馆校勘朱貔孙等，古者文武同方”云云，尤足验其为武学，而非太学也。谨识于此，以俟后之秉史笔者刊正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