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争，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权用之而霸，古今一也，“赞语又接着说：“刘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躁天下赢赀，以佐革兴。虽-兵数十年，敛不及民用度足。唐中偾而振，晏有劳焉，可谓知取予矣。”（11）
这里有一个新的概念：“平准法”。前面我们介绍了“平粜（籴）论”
和“常平仓法”，就不难理解“平准法”。平准法也就是“均输平准”。这是中国封建王朝为控制运销、平抑物价而采取的一种官营商业政策。从严格意义上说，由汉武帝在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试办均输，其目的是“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运方之贡。”（《盐铁论。本议篇》）。开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推行盐铁专卖，改革均输法，创立平准制度，置平准官于京师，统一调剂运输和平抑物价，两者互相结合，称为均输平准。这种均输平准完全不同于常平义仓。常平义仓的宗旨是“调节物价，备荒赈恤”；而均输平准则是官办官营的商业行为，也不局限于粮食。在桑弘羊时代，对各郡国的应输贡物，按照当地市价，折合为当地商人一贯贩运出境的丰富而廉价的土特产品，输纳时，原需运费也照价折合为产品，一并交付均输官，再由均输官选择其中质优而又便于运输的商品运往京师，余下运往高价地区出售。京师平准机构置办运输工具，征发民夫充役，接受“天下委输”，掌握商品储存，在京师物价波动时，“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以使“万物平而便百姓”。
刘晏对榷盐、常平、均输平准的改革及其成效远远超过了桑弘羊。也许是笔者无知，也许是刘晏没有留下他“神童”之笔的优美诗文和宏伟经济论著，他几乎什么也没有留下，只留下记述不详的丰富实践，只留下后人记述他的一些几近淹没的散乱名珠，使人仿佛感到他的知名度大大低于桑弘羊。
其实，无论在经济改革的深度、广度和成效上，还是在理财谋略和躁作方法上，刘晏都远远超过了桑弘羊。
让我们看看刘晏是如何“敛不及民”而“知取知予”进行常平、均输和铸钱的革新。
变革，首先是观念形态的变革，任何死守教义、固守古训的思想观念是不可能进行改革的。在桑弘羊时代，为了抑制兼并势力，推行榷盐法，常平均输的主要目的是打击富商巨贾。如食盐的专卖，是官产、官运、官销，连二道批发也被彻底禁止，一切由官府大包大揽，笼而统之。其思想根源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的重农抑商，务本禁末的思想观念。战国时期，最早创立“平籴（粜）法”的李悝认为农业是产生财富的唯一源泉，“农伤则国贫”，对“雕文刻缕”、“绵绣篡组”的奢侈品生产称为“技巧”，主张“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改革家商鞅和管仲都认为农业是衣食和富家、富国的源泉，主张以农业为本，对奢侈品的生产和流通，认为是妨碍务本而导致国荒国贫的“末事”，必须抑商禁末，保证农业生产的劳力不被转移。荀子也是如此，认为“工商众则国”贫“，主张”省工贾，众农夫“，并把”知务本禁末“
定为“卿相辅佐”的必备条件之一。荀子的高足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认为，农业生产是财富的源泉，是本务。谓“富国以农”，“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对工商统称为末业，把工商之民列为“五蠹”
之一，提出“农本工商末”并把“末”的概念扩大到整个工商业。自此以后，“末”就大体成为工商业的统称。强调以农为本固然正确，但贬斥工商而禁末却不免偏颇。开创贞观盛世的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年——公元649年）
也是主张务本禁末的。在《贞观政要。禁末作附》里记载这么一个小故事：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工部尚书段纶向太宗上奏推荐了一名叫杨思齐的能工巧匠。太宗要亲自看看他的制工技巧，段纶就叫杨思齐造一个木偶戏的傀儡戏具。太宗极为不满，对段纶说：“推荐的工匠，准备用于国家大事，你却派他先造这些东西，这哪里是要百行工匠互相告诫不要制作奇巧玩物的意思呢？”于是下诏“削纶阶级”，段纶虽未罢官，却被减薪降级，并禁绝木偶制作和木偶戏的演出。
然而，时代不同了。刘晏不由想到：为了迅速复现开元盛世，还能依据李悝、桑弘羊的常平均输法重农抑商吗？还能遵循太宗的“务本禁末”吗？
他亲眼目睹开元时代粮食生产丰足有余，商贾往来兴旺的盛况。在他眼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如见钱流地上”，（12）“钱流地上”正是理财家刘晏观察商品经济的独特感受，“钱流地上”也在考验刘晏能不能权万物轻重，把“钱”从地上捡起来，流进府库，流向市场，推动大唐王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刘晏心中十分清楚，治国不必效古，理财不必循旧，只有变古通今，合时、合势、合事方能渐现贞观开元盛世。正因如此，他变革榷盐法，大胆突破桑弘羊采取的官产、官运、官销的独家经营，利用商人的有利运销，扩大流通的积极性，采取民产、官收、商运、商销，只把住货源和物价，余下一概任之，给予商人充分自由经营的余地。为了防止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盐价，在吴、越、扬、楚设立常平盐仓，贮存食盐二万余石，并在其它州县转贮官盐，在盐商不至的盐贵地域，或一旦脱销涨价时，随时可以平价供应，抑制市价上涨。同时，采取“以绢代钱”的办法鼓励商人纳绢，商人在运销中购入绢帛，也乐意以绢购盐，这种易货交易使刘晏既推销了食盐，又掌握了必要的军需物资，还节省了转购的费用，一举数得。盐在刘晏手中彻底盘活，确是“钱流地上”商品经济思想的巧妙运用。
刘晏对粮食的常平和均输更集中表现了他的商品经济思想。刘晏疏汴河，兴漕运，置船厂，建粮仓，直过三门，输粮关中，平抑京师粮价，无疑是大规模对粮食的常平和均输，仅凭这一点，就发展、超出了桑弘羊所推行的平准法。因为桑弘羊只是在首都一些地区进行平准工作，而刘晏却成功地运用于广大江、淮地区，粮食均输距离超过三千里地。刘晏新加常平、铸钱使后，手中已有官办船队，加上汴河疏浚，运费降低，开始运用商品交换的原则进行常平均输。过去一遇荒年，便动用常平，予以赈济。这对于眼看“钱流地上”的刘晏来说，是消极被动的。《新唐书》卷149《刘晏传》以陈谏之口论述了刘晏的经济理论思想及其主张。刘晏认为：“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故赈给少，不足以活人，活人多则阙国用，国用阙则复重役矣。”这就是说，会治病的人，在于不使病人生命垂危；善于救灾的人，不要经易地给予赈济。赈济少不足以活命，而赈济多让受灾的人都能活命，就必然增加开支，减少国用，国用缺少则又必然再加重劳役，增添赋税。何况这种赈济往往是赐与性的，受灾的人又几近侥幸所得。那么怎么办呢？刘晏主张，利用常平、均输制度，应事先救济未成的灾荒，而不要等到已成灾后才进行赈济。在水旱二害成灾之后，灾区缺少粮食，但其它物产仍有一定出产，继而“贱以出之，易其杂货”，用以粮易货的方式，将低价的常平粮换取灾区灾民的其它土特产，扶植灾民发展副业，实行生产自救。这样，一方面解决了灾民缺粮的困难，使灾民转向副业生产，另一方面又可将换来的农副土特产品输向丰收地区出售，或供官府使用，以此减少国用，增加国库收入。刘晏用这种商品交换的赈灾措施来代替用国家粮食直接赈济，无疑又一次反映了刘晏善于理财而又不伤民劳民，善于用商品交换方式赈济灾区，安排人民生活，组织生产自救，做到知取知予，敛不及民，确实是前古未有，只他一人。
刘晏还直接运用均输法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均输常平的核心是防止谷贱伤农和谷贵伤民，调剂余缺，稳定物价。在具体躁作时，丰产年则高于市价收购，饥荒年则低价出售，即“丰则贵取，饥则贱与”。（《新唐书》卷149《刘晏传》）江、淮地区粮食丰产高产，手工业发达，特别是扬州此时正是唐王朝最发达的商品集散地，如绫绵、瓷器、铜镜、纸笔、木器、玉器、竹器、药材等等，种类繁多，质高量大，深受人们欢迎。天宝二年（公元743年），韦坚在长安广运潭上陈置江、淮各郡土特产，广陵郡列在第一船，丹阳船、晋陵船名列第二、三名，最后又以苏州船贡品列在最后收尾。（见《旧唐书》卷105《韦坚传》）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中原地区大批人员为逃避战火，纷纷南下江、淮，扬州人口急速增加。扬州原本是江、淮地区百货集散之地，外来人口的增加，为商业和各种手工业提供了市场，外地商品源源而来；市场的需求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为市场提供丰富的物资。安史之乱平定后，随着刘晏开通漕运，革新盐政，更使扬州百商云集，成为东南地区的最大经济都会，成为百工巧匠施展身手的最佳场所，成为征财遂利者的理想乐园。”生人之本，食与货而已”。有着敏锐经济头脑的刘晏又把目光盯在了“货”上面。这些大量的手工业制品、土特产品、日杂百货，早已超出当地所需，而在别处则是奇货自居，供不应求。
特别是在关中地区粮食丰收的年份，对手工业品的迫切需求大大超过了对粮食的需求。刘晏以政府的行为、国家的力量，用部分赋税收入折合成现钱，在扬州和东南各州低价地区收购各种体积小、价值高的轻货和土特产品，通过漕运输入京师或其它高价地区出售，同时又在这些地区采购，运销出其它低价土特产品，使国家从地区差价中获得一笔可观的商品利润。这种常平均输在商业上的运用，直接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既扩大了江、淮地区的产品销路，也在急需地区调剂了余缺，平抑了物价，使商品的产、运、销得到互为依托、互相促进的同步发展。
也许是中国士大夫惯有的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影响，史料只列举刘晏运用常平均输法经营茶和柑桔，其它商品概未涉及，数量及其效益也不可知，只是在《新唐书》卷149《刘晏传》中笼统地说：“刘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躁天下赢赀，以佐军兴。”并说刘晏“能权万货轻重，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但是，从其它相关资料中却可以窥视到，刘晏以政府行为经营的商品中，除了江、淮质优多彩的绵帛绞罗丝织品外，最大宗的商品是茶。
茶，在我国种植历史远久，饮茶起源也甚古，至今仍是我国南方最重要的种植经济作物。与刘晏同代的陆鸿渐（字羽）被后人称誉为“茶仙”、“茶圣”、“茶神”。他在《茶经》的第一句就说：“茶者，南方之木也。”陆羽详细叙述了我国自魏、晋以后，江南渐饮茶成风。直到开元以前，北人尚不多饮。与刘晏又一位同代人封演，在其所著《封氏闻记》的“饮茶”条目中说：“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
南人好饮，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掸皆务于不寐，又不餐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这样逐渐传至山东、河北等地，渐至京师城市，而且多开店铺煎茶以卖，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所在山积，色额甚多”。
直到代宗时，“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骑马市茶”。由此可见，饮茶之风，始于开元，盛于代宗，连回纥也骑马去市饮茶了。代宗朝代，正是刘晏最有作为的年头。又据陆羽所言，茶的产地在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西、岭南等八道，这八道几乎全部在刘晏所领辖的常平转运使区域之内。其中质量最好、产量最多的是淮南、浙东、浙西三道，更是由刘晏管辖。代宗时，工部侍郎李栖筠因政绩突出，有望擢升宰相，遭到当朝宰相元载的妒嫉，被黜任常州刺史。其时，茶圣陆羽亦在常州，两人对饮浙西道的阳羡（今江苏宜兴）名茶，陆羽盛赞阳羡茶“芬香甘清，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李栖筠从之，始进万两，自此遂成定制。想必这万两贡茶当是经过刘晏漕运后才输入京城长安，贡奉代宗。中唐诗人卢全（约公元775年-公元835年）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全唐诗》卷388）中云：“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这位以极善品茶著称于世的诗人喝着别人寄来的新茶，神采飞扬，盛赞不绝，吟吟乐道，走笔如神：“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寂。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除阳羡茶外，浙西道湖州（今浙江吴兴县）的顾渚茶其后也列为贡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