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对漕运和盐法改革的成功使他声誉倍增，漕粮源源不断运至京师，盐利滚滚流向国库，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政治局面渐得安宁，经济形势渐有复苏。代宗皇帝阅罢各地奏文，不由心中一动，请卜师预测来年吉兆。卜师奏旨设坛，口念咒语，虔诚顶拜，观银河星象，辨八方祥云，手舞之，足蹈之，卜测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四方无事，国泰民安。遂奏请代宗宜改广德年号，善称永泰。文武百官，众口一词，无不赞扬卜师知天意，顺民心。
永泰永泰，永远国泰民安！
果真能永远国泰民安么？不外是图个吉利吉兆而已！卜师投其所好，正中代宗下怀，代宗龙颜大悦，挥手赐金百两。
宰相常衷文思敏捷，词藻雅丽，秉笔行文，一道改元敕书俄顷写毕，侍御官朗朗宣颂：“农政本也，食人大也。方春之首，重于东作，除军兴至急，余一切并停，令百姓得专营农事。”中国哪一个朝代都懂得农政为本，民食为天的道理，不能扰民劳民，应让百姓专心致志从事农业生产。当然，皇帝高高在上，还得仰仗州县长官。于是又宣诏：“刺史县令，与朕分忧”，要“招辑逃亡，平均赋税，增多户口，广辟田畴，清节有闻，课效尤著者，宜委所在节度观察，具令闻奏，即令按复，超资擢受。”（1）不言而喻，如能增多户口，必能增加户税；如能垦荒开田，也必能增产粮食。凡上交税赋成绩突出者，就可以破格超常擢升受用。刘晏开辟漕运和创革盐法，使唐王朝衰而复兴，对此，史称：“凡所制置，皆自晏始。”（2）代宗皇帝自是明白，遂于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十一月改大历元年）正月，任户部尚书刘晏领东都京轰、河南、淮南、江南东西道、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使，户部恃郎第五琦领京畿、关内、河东、剑南西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使。至此，“天下财赋，始分理焉”。（3）刘晏所辖范围增大了。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正月首次罢相为太子宾客，四月又很快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又入相位户部尚书，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诸道转运租庸盐铁使。两年后，由四道增加为八道。当时的道，所辖范围很大，相当现今好几个省。刘晏所领八道，其范围超过了大半个中国，是唐王朝经济最发达地区，最重要的产粮区和税赋来源地。同时，刘晏由转运盐铁使，又增加两个重要方面的职务：常平和铸钱，成为唐王朝掌管财赋最重要的大臣。此时，安史之乱虽已平定，但安史之乱造成了严重破坏，长安和东京洛阳以及整个中原地区已是满目凋零。尤为严重的是，唐王朝国力衰退，中央集权削弱，屡遭边蕾侵扰。据《旧唐书》卷11《代宗纪》记载，至少有这么几次：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是岁，江东大疫，死者过半；吐蕃陷我临洮、秦、成、渭等州”。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七月，“吐蕃大寇河陇，陷我秦、成、渭三州”。
九月，吐蕃攻占径州，泾州刺史高晖献城而降，又作吐蕃向导，遂引吐蕃进占长安，代宗逃至陕州，后幸得郭子仪召集旧部，深夜鼓噪朱雀街，智退吐蕃，收复京城。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九月，由于代宗不善处理民族矛盾，听信谗臣，无端生疑，造成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数立殊功的朔方都知兵马史、朔方节度副大使、河北副元帅、大宁郡王丰国公仆固怀恩强烈不满，他痛责代宗“不思外御，内忌忠良”，“弓藏鸟尽，兔死犬烹”，遂领朔方之众与回纥合议起兵反唐，“怀恩又纠合诸蕃，众号二十万，南犯京师”。（4）《旧唐书》卷11《代宗纪》还记述道：大历二年（公元767年）九月，“吐蕃寇灵州，进寇-州”；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八月，“吐蕃十万寇灵武囗囗丁卯吐蕃寇分州，京师戒严”。可见局部兵乱，一直未停。这些地区分属第五琦管辖，由于战祸不断，严重影响经济发展。虽说天下财赋，自始分理，但主要来源仍然是刘晏所辖的江、淮地区。第五琦在至德元年（公元756年）
去蜀中谒见玄宗时也说：“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5）韩愈在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送陆歙州诗序》中说：“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6）分理是指区域，就其革新来说，恰恰是刘晏统领唐王朝的经济改革大踏步向前迈进。
一骑枣红驿马带着皇帝的敕旨飞驰江淮大地，来到扬州刘晏官第。此时，刘晏却正在扬州察视种植早、晚稻的再熟田。初春时节，夕阳西沉，水牛悠悠而行，农人耕作不息，真是夕阳临水钓，江田耐水耕，好一派江南风光！
侍官匆匆而来，禀报圣旨已至，速请接旨。刘晏闻罢立即上马赶往府第，跪接圣旨，方知再受皇帝宠恩，又加常平、铸钱使。
入夜，刘晏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思绪翩翩，神驰中国自古就有的平祟论、常平、均输等一系列重要经济思想、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的问题。
刘晏对这些经济理论实在太熟悉了。早在他任秘书省正字郎时，远至先秦两汉、春秋战国的治国之道，近到太宗遗训、玄宗敕旨的安邦之策；从先秦“口赋”到两汉的“丁赋”；从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的“便国不必法古”到贾谊（公元前200年前168年）的重农抑商，统一铸币等，无不津通、记忆犹新。他不由想到魏国魏文侯相李悝（约公元前455年-前395年）创立“平籴法”，开后世均输、常平之先导，使魏国富国强兵；他更想到桑弘羊（公元前152年-前80年）改革均输、创立平准法，推行盐铁专卖，辅佐汉武帝雄踞中原囗囗
这是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常常发生问题的问题，也是多少仁人志士为国家兴亡，人民贫富想解决又没有解决的问题。由于年代久远，且属论述经济，既无刀光剑影，也无风花雪月，常令人味同嚼蜡，索然无趣。但又那么富有生命力，活生生地贯穿中国历史几千年，渗透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生活之中，决定着国家的盛衰强弱、人民的饥饱贫富。
所谓平粜（音跳，意卖出）论，也称“平籴（音迪，意买进）论”，是中国历史上主张由国家收购或抛售粮食来稳定物价的经济理论。”平粜”，即平价出售粮食：“平籴”，即平价购进粮食。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载，春秋战国之际，所谓“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平祟论即为其中一策。认为五谷的价格应由国家掌握，粮食的价格波动应局限在有利于生产和流通的一定幅度之内自由波动。即所谓：“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
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而要实现这种价格，以利治国，就必须由国家进行平粜或平籴。国家在谷价过高时，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卖粮食；在谷价过低时，以较高的价格收贮粮食。战国时魏国李悝创立”平籴法“并付之实践：“籴甚贵伤民（指非农业人口），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汉书。食货志》）主张由国家实行”平粜（籴）“，做到”民无伤而农益劝”。《管子。轻重》中说：封建国家可以运用货币，按照年岁的丰歉进行收贮或是发售粮食，通过市场调节谷物的价格和供求关系来平衡谷物的轻重，即所谓”利其通货，以御其司命”。这样，就可以使农民固着于土地，人民生活安定，避免动乱，增加财源，增强国力。
那么，如何做到“平粜”，“平籴”呢？就要设立“常平”。
常平，是汉以后历代封建王朝为了“调节粮价，备荒赈恤”而设置的常平粮仓，即“常平仓”。汉宣帝五风四年（公元前54年），耿寿昌创议由国家在边郡建立常平仓。在谷贱时增其价而收谷存贮，谷贵时减其价而出售，使粮价保持相对稳定，故名“常平”。设立常平仓直接目的，一是减省漕卒，以利增加财政收入；二是调节物价，以利保护农民和民食。北齐除均田制的垦租外，另征“义租”，将“义租”之粮在州县设专仓存储，始为义仓的先驱。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正式设立“义仓”，因为设在当社，由社司掌管，亦名曰“社仓”。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改为按户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到义仓。所谓“义”，就是寒税率平均之意，亦是凶年赈灾与众皆同。常平侧重调节粮价而称，而义仓侧重赈灾救荒而称，其实寒意相通，无甚区别。唐初也袭隋设置义仓及常平仓以防年荒。唐太宗的义仓法是：不论王公至庶人，计垦田多少，每亩纳地税两升，秋熟收税入仓，遇荒年欠收则散赈灾民。但高宗以后，仓储常被移作他用，失去常平储粮备荒的意义。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九月，唐玄宗志在恢复贞观盛世，依照太宗“贞观故事”的救荒措施，“以岁稔伤农，令诸州修常平仓法”。其法以丰年谷贱籴进，刺激市场谷价上升，以免伤农；以凶年谷贵粜出，压抑粮价上扬，防止伤民，通过购销环节调节粮价。所谓“诸州”，其时不包括江、淮以南地区，因为“江、岭、淮、浙、剑南地下湿，不堪贮积，不在此例”。（7）唐玄宗设立的义仓法，不仅可以遇荒赈民，而且还可以在农民青黄不接时免息贷放种子，秋后偿还，帮助下户农民度过困境，限制高利盘剥。同时，为了防止义仓储粮移作他用，保持常平所积，还在每郡设立上佐一人，专职监督：“诸郡义仓，本防水旱，如闻多有费损妄作破除，自今以后、每郡差一上佐专知，除赈给百姓之外，更不得辄将杂用。”（8）为了保证谷物丰收时加价收籴，谷价上涨时低价卖粜，保持价格平稳，防止谷贱伤农，玄宗在开元七年（公元719年）曾下诏，规定在关内、陇右、河南、菏北等五道和荆、扬、襄、益、彭、蜀等十州设立常平仓，“其本上州三千贯、中州二千贯、下州一千贯。每籴具本利与正仓账同申”。（9）到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十月下诏，加价三钱收籴，不得限数配籴：“今岁普熟，谷价至贱，必恐伤农，加钱收籴，以实仓禀，纵逢水旱，不虑阻饥，公私之间或亦为便。宜令所在以常平本钱及当处物，各于时价上量加三钱，百姓有粜易者为收籴，事须两和，不得限数配籴”。（10）谷物丰收，非但没有压价收购，反而“加价三钱”，避免谷贱伤农。玄宗时代，还有常平仓可以进行“赊粜”的规定，到秋后偿还时，可以以粟帛代替。这无疑使常平仓具有物价调剂和以物代钱，以粮代钱的易货偿还功能。《唐会要》卷188中记述了天宝六载（公元747年）二月太府少卿张渲的请奏：“囗囗至贵时钱价出粜，贱时加价收籴。若百姓未辨钱物者，任准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七月九日敕：“量事赊粜，至粟麦熟时征纳。臣使司商量且粜旧籴新，不同别用。其赊粜者，至纳钱日，若粟麦杂种等，时价甚贱，恐更易艰辛，请加价便与折纳。”
但到天宝后期，由于唐玄宗由明到昏，荒于朝政，宠信权坚，听信馋言，以“厚敛以怒天下”的杨国忠主管户部时，竟把天下义仓粮食及丁租地税换成布帛，输入京师，以充天子禁藏，变成了唐玄宗的私蓄。而玄宗昏庸奢侈，追求浮华，赏赐贵宠，挥金如土，终于导致安史之乱，常平义仓也不复存在。
但有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唐玄宗在位四十多年，即使在安史之乱长达近八年的严重叛乱期间，也没有发生农民起义。不但如此，反而人心思定，对平定安史之乱普遍持拥护态度。这说明，开元时期政治上的开明，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显示了政治与经济协调一致的同步和谐性；而在天宝时期，政治上的日益昏庸腐败，经济则不受影响继续发展，显示了政治与经济非同步的矛盾性。这说明政治上潜伏的危机，虽在某些方面滞后了经济发展，但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生产力照样可以按照固有的发展方向前进，而不至于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正因为开元、天宝时期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富裕，才使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如此长期、激烈的动荡中没有灭亡。
安史之乱直接破坏了唐王朝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发展。唐王朝做为中央集权政府，只能努力平定叛乱，迅速恢复经济，控制物价上涨，保持社会安定。刘晏整顿漕运，创革盐利，都是出于唐王朝的政治需要而采取的重大经济改革决策和经济谋略。
首先由第五琦提出恢复常平仓制度。据《唐会要》卷88记载，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正月二十五日第五琦奏：“每州置常平仓及库，使自商量置本钱，随当时米物时价，贱则加价收籴，贵则减价粜卖。”
这道奏书，得到代宗批准后，遂即由刘晏、第五琦执行。很明显，开元天室年代，玄宗实行常平仓法，是由道及州府各自为政，设仓及本钱进行常平。而这时，唐王朝大乱刚定，州县财力枯竭，难以保证，则以使领管辖的区域来处置。刘晏与第五琦分领天下财赋，顺理成章地成为各自区域的最高负责人。有关第五琦如何在所辖区域进行常平，没有资料所存，已无法知晓。
关于刘晏进行的常平和均输，所存资料也只是散见有关史料的简要记载。通过这些零星资料，我们看到刘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持续而又大规模推行调整平抑物价的常平和均输法。对此，《新唐书》编撰者欧阳修和宋祁在赞词中给予高度的评价。他们指出：“生人之本，食与物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