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达之狱翻案改坐，大小官黜革问罪者至四十余人，为嘉靖年间一大事。御史马录巡按山西，以白莲教妖人张寅为弘治间谋反之李福达，坐以大辟。武定侯郭勋以书来为寅嘱免，录遂并以劾勋。已奉旨福达父子处死，又诘责勋，勋已伏罪矣。而言者以勋由议大礼得幸，共恶之，遂群起攻勋，欲正其党逆之罪。勋乃力图反噬，以议礼犯众怒为言。帝心动，特命张璁、桂萼、方献夫署三法司覆讯。三人故与勋同以大礼得幸，为朝臣所嫉者，遂尽反其狱，谓寅非福达，特诸臣欲借此以陷勋重罪。于是触帝怒而尽逐诸臣。此张、桂等之恃宠窃权，庇奸报怨，罪不容诛者也。然是时寅、福达名姓不同，亦有致疑于马录之有意文致者。李翊《戒庵漫笔》载项乔之论曰，寅以白莲教惑人，自有本罪，而录指为李福达云云，是固谓寅非福达矣。《法传录》亦云，福达五台人，寅徐沟人，张为县中著姓，谱牒甚明，马录悉诋为伪，一笔抹去，是亦谓寅非福达矣。惟《从信录》及《林居漫录》则实指为寅即福达，王[A158]登《竹墅席上谈》亦记福达脱罪后，游于江南，苏州寓元妙观，常州寓杨七郎家，松江寓朱恩尚书家，所试奇术甚众，而惜其自投法网，改名张寅，几得重祸，则以为寅即福达。诸说纷纷如此，作史者宜何从？今试平心论之，张寅被薛良首告，指为李福达，此事在郭勋未嘱之先，马录键遁以定谳，非逆知有勋之来嘱，而预坐福达以谋反重罪也。则寅之为福达，不待辩也。及勋嘱书至，录据以劾勋，公侯大臣为妖人游说，其挟权挠政，固已罪无可逭，原不必论福达之真伪也。迨张、桂欲藉此为勋报复，则不得不反此狱，而以寅非福达为词，谓朝臣欲陷勋而故坐寅以谋反重罪，然后勋之罪益重，以此激帝怒。于是公案尽翻，至颁刻《钦明大狱录》以示天下，而寅非福达遂成铁案矣。修史者于此中推透当日情事，故于《马录传》既叙明福达之改名张寅，而于传末又言寅、福达姓名错误，人亦疑之。迨其孙李同复以妖术事发，跟究由来，而福达之狱益信。又于《唐枢传》载其全疏，确指寅即福达之处，历历有据，而此狱更无疑义。于是马录诸臣之枉，张、桂等之诬，皆了然共见，可见修史时之斟酌苦心也。
袁崇焕之死
袁崇焕之死，今日固共知其冤。而在当时，不惟崇祯帝恨其引我朝兵胁和，（时帝怒甚，欲族诛崇焕，以何如宠申救，免死者三百余口，见《如宠传》。）键顿朝之臣，及京城内外，无不訾其卖国者，杨士聪平心而论，亦但言其罪不至此，而不知其所以得祸之由。其所撰《玉堂荟记》云，己巳之变，当时士马物力足以相当，袁崇焕初至一战，人心甫定。而袁于大少所结好，毁言日至，竟罹极刑。乃京师小民亦群以为奸臣卖国，至有啖其肉者，其蜚语皆出自内阉云。可见是时引敌胁和之说已万口一词，士聪虽略知谤言之出自中涓，然究未知中涓何以有此说也。直至我朝修史时，参校《太宗实录》，始知此事乃我朝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杨姓者知之，阴纵使去。杨监奔还大内，告于帝，帝深信不疑，遂磔崇焕于市。于是《崇焕传》内有所据依，直书其事，而崇焕之冤始白。使修史时不加详考，则卖国之说久已并为一谈，谁复能辩其诬者？于此可见《明史》立传之详慎，是非功罪，铢黍不淆，真可传信千古也。
周延儒之人奸臣传
周延儒不过一庸相耳，以之入《奸臣传》，未免稍过，其始入阁，未见有败检事，特以不由廷推而得，故谤议纷然。其再出也，蠲逋赋，起废籍，撤中使，罢内操，救黄道周，颇多可称。故王鸿绪《明史传稿》在列传中。而今列之《奸臣》者，崇祯十六年，我大清兵深入畿内，延儒出视师，身驻通州，不敢一战，坐待我兵之蹂躏而归。一时物议沸腾，谓延儒得贿纵敌。锦衣骆养性、司礼监王德化，密以上闻，总兵唐通又尝面奏，于是朝野内外万口同声，无不欲食其肉，民间至演为卖国传奇，遂传遍天下。故数十年中，延儒受人唾骂，较他相为尤甚。诸臣修史尚是延儒诟詈未息之时，自不得不列之《奸臣》，究之传中所载，不过信用吴昌时，致其招权纳贿，及与吴相轧而已。无论严嵩之险恶，温体仁之阴贼，非延儒所能及，即嗜进无耻之万安，倾陷善类之张璁，尚觉罪浮于延儒，而延儒乃列入《奸臣》，此非以甚延儒之恶，转为延儒增其身分也。纵敌之说，本属无稽。杨士聪之论曰，纵敌者，必我能为敌所畏，方肯以贿免。当北兵深入，所过如破竹，虽礼拜求其去尚不可得。及其出塞也，大书边墙曰，“文武官员免送”当时兵力为敌所侮笑如此，而反加以得贿纵敌之名，是何高视延儒，轻视敌兵也。此论载《玉堂荟记》，可谓得当日情事，而纵敌之说可不辩自明矣。或云，延儒因边警，先敛赀遣家人送归，中途为人耳目，家人姑大言以欺众，谓北兵所贻，人以其出自家人之语，遂以为实云，亦见《玉堂荟记》。
案《雷纟寅祚传》延儒招权纳贿，凡起废、清狱、蠲租，皆自居为功。考选台谏，尽收门下，求总兵、巡抚者，必先贿其幕客董廷献。又《吴传》，延儒再相，冯铨力为多，延儒欲起之，惧众议，乃引入阁，将共为铨地。延儒又欲起奄党张捷为都御史，乃为所扼。又傅朝佑劾延儒引用袁弘勋、张道为腹心，摈钱象坤、刘宗周于草莽。倾陷正士，加之极刑，曰上意不测也。攘窃明旨，播诸朝右，曰吾意固然也。削言官以立威，挫直臣以怵众，往时纠其恶者尽遭斥逐，而亲知乡曲遍列要津。此等事皆延儒之奸，既入《奸臣传》，而传中却又不载。盖王鸿绪传稿本不列延儒于《奸臣》中，后来修史者始改编，然但列之《奸臣》卷，而传仍未改，故传中不见其奸邪之迹也。
刘基廖永忠等传
《太祖本纪》，元至正二十一年八月，帝自率舟师征陈友谅。戊戌，克安庆。壬寅，次湖口，败友谅于九江，克其城，友谅奔武昌。《友谅传》亦云，友谅陷安庆，太祖自将征之，复安庆，长驱至江州，友谅战败，奔武昌。《廖永忠传》亦云，从伐友谅，至安庆，破其水寨，遂克安庆。从攻江州，造桥于船尾，倒行其船，桥傅于城，遂克之。是皆叙明先克安庆，乘胜克江州，走友谅也。而《刘基传》则云，基赞太祖出师攻安庆，自旦及暮不下，基请径趋江州，捣友谅巢穴，遂悉军西上。友谅出不意，帅妻子奔武昌。是又未克安庆，径捣江州矣。与本纪及《友谅》诸传不合。案《赵德胜传》，从太祖西征，破安庆水寨，乘风槊小孤山，距九江五里，友谅始知，仓皇遁去，遂克江州。《仇成传》云，廖永忠、张志雄破其水寨，成以陆兵乘之，遂克安庆。盖戊戌但克安庆水寨，键抖趋九江，仍留成等攻安庆。迨克江州，而安庆亦已克复，作史者不便琐屑分别，故以克安庆即系于戊戌耳。又《张玉传》，靖难兵攻东昌，与盛庸遇，成祖被围数重，力战得出。玉不知成祖所在，突入阵中，力战而死。是玉死时成祖已溃围出也。而《朱能传》云，盛庸围成祖数重，张玉战死，能帅周长等力战，拔成祖出。则似玉死时，成祖尚在围中，赖朱能救免矣。或玉战死后，成祖又被围，而能救出之，乃两事耶？《方孝孺传》，谓成祖起兵，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是广孝未尝从帝军同至南都也。而《卓敬传》则云，帝登极，敬被执下狱，帝欲活之。广孝与敬有隙，谓建文若从敬言，岂有今日，遂杀之。则似帝入都时，广孝已在侧矣。案《广孝传》，靖难兵起，并未从行，及帝登极后，广孝南来，出振长洲，为其姊及友诟詈之事。当是帝既即位，广孝后至，敬尚在狱中，而一言杀之也。又《周忱传》，土木之变，议者欲焚通州粮，绝寇资，忱适议事在京，谓不如令京军自往取，则立尽，何至遂付煨烬，是此议本创自忱也。而《于谦传》又云，谦奏成阝王，通州积粮，令官军自诣关支，以赢米为之直，毋弃以资敌，则又似出于谦之策。盖忱先有此议，谦以为然，故奏行之耳。又《王骥传》，贵州苗蜂起，围平越等城，时骥征麓川回，即命率师解围。骥顿兵辰、沅不进，御史黄镐困守平越半载，募人自间道奏于朝，命总督军务侯大破贼，尽解诸城围。是解围者也。《镐传》则云，保定伯梁缶合川、湖兵救之，围始解。则解围又属梁缶矣。《传》则云，进讨时，副总兵田礼已解平越围。是解围实田礼也。盖是时总督军务，缶墙为将军，皆统帅，《骥》、《镐》等传但叙解围之功，则以总统为主，《传》实叙解围之人，则不可没田礼，故于《传》见之也。天启中，汪文言初下锦衣狱，镇抚刘侨止坐文言，不令牵引群臣，故少株连。据《魏大中传》谓，黄尊素语侨，勿因此起衣冠之祸，侨听之，狱词遂无所引。而《魏忠贤传》则谓，侨受宰相叶向高教，止坐文言。盖向高与尊素各有此议，使侨知之也。惟《洪钟传》，四川贼廖麻子与其党曹甫掠营山、蓬州，钟招抚之，曹甫听命，麻子忿甫背己，乃杀之。是甫为廖麻子所杀也。而《林俊传》则云，击泸州贼曹甫，指挥李荫以元日破其四营，遂擒甫。则甫系李荫擒获，非廖麻子杀之也，此不免岐误。又祖大寿一人凡两次降于我朝。据《孙承宗》、《何可纲》等传，崇祯四年，大寿筑城大凌河，为我朝兵所围，粮尽力屈，大寿与诸将欲降，可纲不从，大寿杀可纲，遂出降。是大寿于是时已降矣。其后大寿仍为明守锦州，至崇祯十四年，为我朝兵所困，总督洪承畴率八大将救之，大寿尚传语云，当逼以车营，勿轻战。承畴进兵大败，被围于松山。明年二月，城破，承畴降。三月，大寿以锦州降。事见《邱民仰》、《杨国柱》、《曹变蛟》等传。是大寿先于崇祯四年已降，后仍为明守锦州，至十五年再降也。而其先降后仍复反正固守锦州之故，则无明文。惟《邱禾嘉传》谓，四年大凌之役，大寿生降，请伪逃入锦，诱降其城。禾嘉在锦闻炮声，谓大寿已溃围出也，遣兵迎之。大寿入锦，未得间。禾嘉寻知其纳款状，乃密奏于朝，而帝于大寿欲羁縻之，弗罪也。只此一语，略见其仍守锦州之故，然究不明晰，他传又不错见其事。又《张国维传》，崇祯十年，以安庆、池州、太平三府别设一巡抚，以史可法任之。而《可法传》则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四府，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罗田，湖广之蕲州、广济、黄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诸县，是安抚所辖较《国维传》稍广，盖《国维传》不过谓添设巡抚，原不必详叙其地耳。惟《陈奇瑜传》，先已叙明遣卢明善击斩金翅鹏，及剿永宁之后，又云分兵击斩金翅鹏，一传中似重复。而《杨嗣昌传》则又云，嗣昌出督师，金翅鹏等来降。案嗣昌督师在奇瑜之后，或贼中号金翅鹏者有数人，如高迎祥称闯王，李自成亦称闯王也。
乔允升刘之凤二传
《乔允升传》，崇祯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书十七人。薛贞以奄党抵死。苏茂相半载而罢。王在晋未任，改兵部去。允升坐逸囚遣戍。韩继思坐议狱除名。胡应台独得善去。冯英被劾遣戍。郑三俊坐议狱逮系。刘之凤坐议狱论绞，瘐死狱中。甄淑坐纳贿下诏狱，改系刑部，瘐死。李觉斯坐议狱削籍。刘泽深卒于位。郑三俊再为尚书，改吏部去。范景文未任，改工部。徐石麒坐议狱，落职闲住。胡应台再召不赴。继其后者张忻，贼陷京师，与其子庶吉士士端并降云。而《刘之凤传》末亦有此一段文字，并一字不改。此二传一在第二百五十四卷，一在第二百五十六卷，相隔只两卷，不及订正，盖卷帙繁多，纂修诸臣不暇彼此参订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