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两人琴瑟和谐。可没过两年，秦伟就调到了另一个城市工作。20世纪80年代末的人事机制比如今刻板许多，贺兰独自连滚带爬地熬过怀孕、分娩、哺乳，直到小洁快要念学前班，才终于能和秦伟在一个城市工作。结束了聚少离多的日子，贺兰方逐渐了解自己的丈夫。他相貌堂堂，又擅长待人接物，应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丈夫，但他越来越给贺兰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她形容不出这种不舒服是怎么回事，倒是小洁长大后一语道破她的父亲：
“爸爸在做一切言行举止的时候，都仿佛有一个分身，站在离他一米的地方，欣赏着自己的一言一行。”
贺兰与父亲性格并不相似，秦伟当然更不同，两人生出的小洁性格却很像她未曾谋面的外公。这说不好是因为她与父亲抵触，所以渐渐养成了与外公相似的性格，还是她生就了她外公的脾气，故而反感自己的父亲。无论如何，贺兰都不希望这样，但是她觉得自己改变不了女儿。
有时，贺兰会想，如果父亲还在世，应当会很喜欢这个外孙女，应当会在小洁说出种种天真又倔强的话语时，发出他那独有的、响亮的笑声：“哈哈哈哈哈！”这些只能是想象了，而在现实里，秦伟的事业始终囿在他人格的上限，这使他进入自己并不承认的恶性循环中。为这恶性循环埋单的，只有他的家人。
更惊心的现实是，她已经四十多岁了。并且，这当中，漫长的婚姻生活似乎没有给她增加任何经验。她还是那个二十二岁的姑娘，怯懦犹豫，不知所措。看看时间快到了，她不得已攥起了油腻腻的菜刀。
下定决心以后，贺兰隔墙听见母亲走进堂屋的声音。她迅速从床上坐起来，打开门，踏进蒙蒙亮的院子。灰扑扑的鸡笼里，鸡群正扑扑簌簌地发出声响，公鸡的鸣叫此时如直喷的岩浆。贺兰在鸡笼前蹲下，抽掉木板，向里面张看。
“妈，你去忙别的事，今天我来把鸡放出来。早上，我要把公鸡杀掉。”她对半个身子探出门，正在固定门板的母亲说。
母亲含含糊糊地答应了一声，大约没有听清她的话。
鸡都醒了，半蹲在悬空的竹竿上咕哝。公鸡蹲在正中央，高高的脖子都快要触到鸡笼的顶。看到贺兰，它暂停了啼鸣，轻轻颤着硕大的鸡头，与她对视着。哪怕是一只鸡，雄性的眼睛也和雌性不一样，永远颜色更深、更坚硬、更锐利。贺兰感到心里有一点害怕的萌芽，她鼓了鼓勇气，把它按了下去。
放出了咯咯嗒嗒叫的鸡群，贺兰没有回到屋里，而跟着它们走出院子，站在山坡边出神。初夏清晨的空气清晰、轻盈，西面山坳处还阴影沉沉，东边山顶已经有点儿发红。在正中间的山谷，有一片纱帐一般的白汽，隐约挂在两处浓绿的山壁间，帐脚轻轻踮在谷底的树梢。她聚起所有目力凝视这片白汽，幻想自己如何慢慢飞了过去，悬停在白汽中央。
回到屋中，母亲已经坐在厨房的灶台后煮早饭了。贺兰洗漱完毕，对母亲说：“待会儿，我来把那只公鸡杀了。”
“要得，是该杀了。”母亲说。
“我来帮你，它的劲儿大。”母亲又说。
贺兰掀开沉重的锅盖。今天的早饭是汤饭，噗噜噜地冒出菜叶被熬煮的气息，扑在贺兰的脸上。她仔细嗅了几下，用汤勺慢慢搅动米粒，然后对母亲说：“我打算跟秦伟离婚。”
母亲没有听见，因为灶内突然发出一阵噼啪声。母亲俯下肩膀，盯着灶内的火，右手秉着火钳，夹一束细松枝送进去，持钳的手明显地颤抖着，像是故意扭动手腕一样。那是母亲生了最小的儿子后落下的毛病。
贺兰把话重复了一遍，又加上一句：“小洁已经上大学了，我现在没有什么要操心的了。”
“妈妈，跟爸爸离婚！”贺兰耳边突然响起小洁的声音。同样一句话，从八九岁时稚嫩的愤恨，到十八九岁偎在床头耐心的分析，小洁的世界终于超过了妈妈。贺兰感到一阵又湿又紧的气息从胸口直逼到眼眶。
这次，母亲听见了，她说：“小洁是四月间生日，有十九岁了吧。”
贺兰感到一阵内疚，低下了头。她不是对自己，也不是对母亲或小洁，更不是对秦伟感到内疚，但她确确实实对什么东西产生了内疚感。
不过，两个女人都没有惊讶。
汤饭煮好，两人一起坐在门口吃的时候，母亲说：“等下我来找两根结实的绳子，把它的腿绑着，它劲儿大。”
“好。”
“菜地里有小土豆，你回头去挖一点来烧鸡。”
“好。”
“今年的土豆瘦得很，还没有去年一半大。”
“哦。”
“我再来烧壶开水。”
“嗯。”
在正式告诉母亲自己有离婚的念头之后，贺兰感到一点羞怯，仿佛当年承认和秦伟恋爱后的羞怯一般，让她不愿多说话。她迅速把汤饭吃完，放下碗筷，拿起菜篮与小铲就上菜地里去。土豆个个只有半个拇指大，她熟练地将这些小果实剜出来，在地上摔打掉根须上的泥土。然后，又摘了一些豇豆、几根黄瓜和几个番茄。
“我真的能杀鸡吗？”下山前，她看了一眼空空的小屋。
顺着山中小路走下来，她在屋旁一眼小井边洗刚采撷的菜。水是从岩缝渗出的，非常凉，洗久了，手指骨节都有点酸疼。洗毕，她挎着湿漉漉滴着水的篮子回屋，拿出磨刀石坐在门口磨刀。磨完刀，又准备绳子和盆，烧上了一壶开水。这些叮叮当当的声音引了几只鸡到院子里来，其中就有那只公鸡。它胸脯昂得高高的，远远地用绿琥珀般的眼睛瞄着她。它和其他鸡一样，不时俯身啄取小草，但它啄食的姿态，依旧带着一股狠意。
它完全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她想。所以，是她而不是它感到心跳得快了起来。
一切准备好以后，母亲捧出一把稻子，撒在门前。几只鸡立刻奔过来啄食。贺兰站在一旁，手持一柄旧捞网，看准了，突然扣在公鸡身上。
其他的鸡有点莫名其妙，犹犹豫豫地往院外跑去。公鸡则立刻扑动着巨大的翅膀，剧烈地挣扎起来，但它很快就被死死按住了。母亲逮住它的两条腿，贺兰捉住它的翅膀，两人各腾出一只手，合力用绳子把它的翅膀与腿捆住，扔在院当中的地上。然后，母亲回身拿出一只粗瓷大碗，放在公鸡旁边。贺兰回身拿起菜刀，走下台阶，按住了鸡的身体。
这是多么残忍的事啊！贺兰看着勾着头、徒劳地乱啄、丧失了大半威严的公鸡，心里陡然觉得不可思议。同时，她的耳边响起那句熟悉的、响亮的话语：
“都是已经工作的大人了，连个鸡也不敢杀，难道以后结了婚、养了小孩，还要次次找别人杀鸡吗？”
但她感到此刻内心是平静的。这些年来，她没有再杀过一次鸡，但她切过无数的鸡肉，她还用刀背敲死过鱼，拧断虾子的身体，蒸熟一只又一只螃蟹，用滚油煎炒还在蠕动的花蛤。这些都是她为人妻母之后做过许多次的事情，它们——和眼下的事也没有什么不同吧！她半跪下去，用膝盖压住鸡的身体，把刀放在一边，先攥住鸡脖子，一撮一撮地拔颈部的羽毛。这一切和以前也没有不同，所有的鸡脖子都是一样的，温暖，柔软，同时强烈地绷着劲儿，这反而有助于杀它的人捋出它的气管与动脉，掐在皮肤底下。
轻轻一划……她想。
这个过程比贺兰设想的要容易一些。脖子被攥住后，这只肌肉发达的动物竟没有再挣扎。它昂着头，像等待一个小手术似的，配合地让她剥出一小块裸露的皮肉。她把锋利的刀刃按在胀鼓鼓的鸡皮上，两下一动，刀刃就消失了一小片。刀刃再次出现的时候，鸡脖子上就出现一个豁口，里头吐出滚热的血液，浸着她的指尖流了下来。她赶紧把鸡头拉到瓷碗上方。
接下来是等待的时刻。贺兰稍稍偏头，躲开上升的血气。公鸡的血很多很多，成股地注入瓷碗内，从这血的浓稠颜色来看，也能看出它的生命力多么顽强。它依旧昂着头，脖子挺得直直的，眼睛瞪着正前方。它宽大的翅膀在她膝盖下铺开，它那翅膀有着浓得发亮的深红、深绿色，衬出她皮肤上暗淡的色素沉积。
这就完了。她想，心里渐渐地松快起来。
不再有血流出来后，贺兰将鸡头放在地上，慢慢抬起了膝盖。大腿跪得有点抽筋，她哼了一声，撑着腿慢慢站起来，走到廊下，返身再看这只鸡。公鸡一动不动地瘫在地上，粗瓷碗里正在灭去最后一圈血沫。母亲站在她身边，两人都没有作声。
但是，公鸡还没有死。贺兰刚要移开目光，它突然拍打起翅膀，踉跄着站了起来。这一下想必努出了全部的力量，系在翅膀上的绳子直接被它挣脱了。它腿上的绳子并未挣断，在即将摔倒的瞬间，它狂放地扑起翅膀，随便选了一个方向飞起来。它先是扑在廊下的水泥柱上，奋起了一大把鸡毛，打个弯，它又扑在指甲花的花盆上，再向上飞了一飞，给院墙头留下一抹血迹，然后朝水沟飞去。院子里到处滚着它身上落下的羽毛，以及鸡血被打翻后浓郁的血气。与此同时，从它喉咙里蹿出最后一串骇人的、漏气的咯咯声。
贺兰紧紧捂住了嘴，忘记了手上还有公鸡的血液。哪怕只在母亲和一只公鸡面前，她也不愿叫出来，因为她知道中年女人的尖叫有多么吓人，但她在心里叫了。她盯着狂奔的公鸡，她在心里喊道：“快死呀！”
随后，公鸡撞上了院角的芭蕉树，直接飞起一两米高，蹿进了树叶里。然后，它扑簌簌地掉下来，滚在一团泥灰里，死去了。
贺兰盯着公鸡不成形状的尸体看着，大脑里一片空白。想到还要再碰这只公鸡，她心里立刻升起极其强烈的厌倦，强烈得简直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站在原地不动。这时，从她身边走过她的母亲。母亲一步一步踏下台阶，慢慢走到公鸡跟前，攥住它的一只脚爪，像拎一棵大白菜那样吃力地把它拎了起来，一口气拎上台阶，丢进门前的脸盆里。公鸡太大了，她俯下身把它归置归置，像对待一盆衣服那样，把它周身团好，全部塞进盆内。然后，她提起水壶，往鸡身浇开水。她提壶的手夸张地抖着，水流左右摇摆，但竟然没有浇到盆外，也没有烫到自己。
鸡毛的腥气开始在满院里蒸腾，贺兰在这混浊的气息里回过神来，感到有点儿犯恶心。母亲放下水壶，看见她的脸，吃惊道：“怎么脸上弄这么多鸡血？”
贺兰随便应了一声，取了一只小桶，去院外水井打水。她花了很长时间，仔细地洗去脸上与手上的血迹。然后，提着满桶水回来，冲洗地上的鸡血。冲完了，又去打了一桶。就这样反复数次，直到鸡血或者冲进阴沟，或者已经渗进了泥地。
至此，才真正天光大亮。七点，是贺兰在山外刚刚起床的时刻。
接下来的午餐与晚餐，母女两人都吃到了新鲜的土豆烧鸡。母亲的牙不好，只能吃一些柔软的鸡肉，像鸡翅、鸡腿这些美味的部分，都进了贺兰的碗里。她们放开了使劲吃，因为家里没有冰箱，这只鸡又特别大，在菜盆里高高地堆了起来。
翌日清晨，贺兰坐上第一班出山的客车回去了。出门的时候，母亲把她送到下山小路的路口。这是她多年的习惯，无论是谁，从来不送人到山脚的。小路曲曲折折，在某一个转弯处，贺兰转头回望，清晰地看见母亲还站在山崖边看着她。母亲矮矮的个子，纯白的头发，腰前系着旧蓝布围裙，发胖的肚子将围裙向前顶着。
“妈，回去吧！”贺兰喊了一声。
母亲没有回应，也许没有听清楚，站在原处没有动。贺兰加快脚步，匆匆向前走。她害怕这样的回望，从山脚到山腰，隔着五六十米的空气，隔着一如既往的草木与泥土，像是隔了整整一个世代、一段永远也跨不过的空间。这简直令人心如刀绞。
“今年到过年以前，都不要再回来了。”进入小镇的时候，她自言自语，“以后，也还是要少来，因为我的生活不在这里。我唯一的生活在那里，我不喜欢它，可别的地方并没有我的生活。”
如果这个决心能够实现，当班车驶上邻山时，她将是今年最后一次看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她对这山路上每一米的景观都熟稔于心，到了那合适的角度，便从窗户远远地俯视山腰上的小院子。从这个较高的角度看去，屋宇小得像积木。门前没有母亲，菜园里也没有。不过，她看见了一些新的东西：在院子的前方，与对面的山腰之间，挂着一片洁白的帐幔。现在不是很早了，太阳已经出来，帐幔在慢悠悠地上浮，呈菱形，像是有一只隐形的大手，在山巅向上挑着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