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二日，党的“十二大”胜利闭幕。
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没有比这更大的事了。各地报纸纷纷报道当地领导人大张旗鼓传达贯彻“十二大”的消息，全国热气腾腾。可是河北的报纸上，始终没见第一书记露面，就是从外地传来的高扬的讲话中，也没有在什么“指引下”、“照耀下”之类穿鞋戴帽的话。这使某些习惯于按常规思维的同志很不安：作为第一书记，这么大的事，连个态度也没有……合适吗？
态度是有的，它写在河北的大地上。
高扬并不一般地反对开会传达，他只知道目前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开会表态。“十二大”文件已在报上公布，关于传达学习，中央已有要求，他在会议闭幕的当天即召集本省代表做了布置。可是“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在河北怎样实现？河北工农业“翻番”的路子在哪里？
他必须迈开双脚，到河北的大地上去寻找。“十二大”之前，省农委曾建议召开一次农村工作会议，这样的会议，如果不是闹派性的耽搁，是早该开的。但是高扬发现关于会议的设想重心不明，路数不清。与其急急忙忙开一个不深不透的会，莫如晚一些，待准备充分之后，开一个卓有实效的会。于是“十二大”一结束，在返回石家庄的途中，他就沿路对易县、保定、定县进行了调查。之后又由石家庄南行，一头扎进了太行山。河北省有五个地区二十四个县处在太行山的怀抱里；主要发源于太行山的海河水系横贯河北大地，左右着全省农业的命运。耀邦同志一九八二年四月视察河北时曾经预言：太行山的面貌不改变，河北要翻身是困难的。高扬决心先啃下这一砣。
太行山，母亲般的山。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她用自己的乳汁养育了人民的军队。“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教儿打东洋”，从这里走出多少优秀儿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高扬受党的派遣，由山西进入太行山，在穷苦农民中间建立党的组织和抗日政府、抗日武装，先后担任过中共河北省邢台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冀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晋冀豫特委宣传部长，与太行人民甘苦与共，度过了整个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一九八二年六月，他到河北上任的第二天，一位老同志去看他时，他说：“快四十年了，走过多少地方，还是常常想到这儿……”现在，高扬象三十七年前告别太行打回东北老家去一样，重又踏上了这片热土……十月七日，当高扬一行十八乘坐的奶油色“面包车”驶出石家庄的那一刻，太行腹地簸箕楼峰脚下的槐疙瘩村上，六十七岁的李占林老汉正在家里手忙脚乱。女儿李绪书刚才风风火火跑进门，说：“爹，省里高书记到赞皇来了！县里让我来接你哩！”
“他可是真来了？”前两个月，从省里回来的人捎信儿说，高书记有空要来“老家”看看，可他说来就能来吗？李占林口里问着，手早不知做什么好了，找衣服，找蝈子。没扣上扣子就跟女儿上车了。
赞皇县委的干部们都在招待所门前等着。人们间他，“老李，你还能认出高扬同志不？”“能……咋不能！”虽是这么说，心里可没底儿。四〇年前后，槐疙瘩是冀西地委的驻地，他是村长，又是党员，他的家便成了地委和八路军的“公寓”，高扬和许多同志都在他家住过。四十年了，谁知还能不能认识呢？
下午四点钟，“面包车”到了。车门一开，一位身着灰色制服，蓄着雪白寸发，戴白边眼镜的老人探出身来。
李占林不由叫了一声：“就是他！”说着蹒蹒跚跚地奔过去，拉住高扬的双手，问：“老高，你还认得我不？”高扬热烈地摇着李占林的双手，笑道：“我还能不认识你呀！”“你可老了……”“是呀，都老了。”两位老人四只手握在一起，走进会议室，坐下来了，还不忍松开……这天，除了和赞皇县委的同志谈工作以外，高扬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交给了李占林。老兄弟俩饭桌上边吃边说，吃过饭边走边说，晚上高扬听完县里的汇报，已经九点多了，李占林忍不住又去了。他们有说不完的话。
“两位老人还健在吗？”那是两位亲同父母的老人，当时有的年轻同志干脆在这儿认了干娘。
“都没了。”
“几个孩子？住的是老屋还是新屋？日子过得怎么样？”
“你不用结记，都比早年强了。”
“那棵黑枣树还在吗？”
“五八年砍了……你还记得哩？”
“啊……”高扬遗憾地说，“那棵树的枣没核儿。”
它立在李占林家几亩薄地的中央，高扬闲时常在那里帮着干活儿。那年月，家有一棵枣树是能救命的呀，换盐吃，换布穿，没粮时，抓俩枣儿也能顶顿饭。
李占林越说越亲，恨不能把几十年的事儿都倒腾一遍。高扬问他以后都做了什么工作，什么时候退休的，一提这话，老汉眼圈红了。“文革”前他在县里当过畜牧局长、区委书记，七〇年在干校，人家一句话就打发他回来了。临走那天，连个送的人也没有，离家几十里路呢！他夹着铺盖在路边发憨，幸亏有个熟人帮他拦了一辆山西拉煤的卡车，捎了他～段，这才摸黑赶到家。说着，老汉落泪了。
一旁，女儿李绪书忙制止说：“爹，别说这了！”高扬说：“让他说吧。说出来也好消消火，心里痛快点儿。这些年，老干部都受了不少委屈。”
该说的说了，该问的问了，第二天高扬进山去调查，还要亲眼看一看槐疙瘩，不然他心里总不踏实，仿佛他在那里失落了什么。
已是深秋时节，太行山敞开了丰饶的胸膛，慷慨地把财富赐给自己辛勤的儿女。地里的庄稼大半已经收割，路边的柿子也变黄了，农民的脸上洋溢着喜色。毕竟是变了。山沟里有了水库和电站，过去有马也只能牵着走的傍山栈道，如今通了汽车。曾经牺牲了我们几十名战士的长沙村，就在路坡下，如果不是李绪书指点，他已认不出来了……他的心情是矛盾的。他希望多看到一些当年的痕迹，以便唤起那深沉的记忆；又希望一切都变得认不出来……奋斗了几十年，为的不就是这个变化吗？
望着山坡的杂树，他问李绪书：“你说说什么树的叶子能吃？”
高扬住槐疙瘩的时候，李绪书不过四、五岁。那时候地委和八路军干部们每天只有十二小两粮食，还要节余四两救济群众，即便这样，高扬每次从食堂领回的那一份儿，还要分给孩子们一些。如今留在李绪书记忆里的，只有“当当当，吃包包”这句童谣了，因为只要挂在树上的炮弹皮一敲响，她就有菜包包吃。这种亲如一家的感情，如今又被唤醒了，因此她已没有生分的感觉。她调皮地反问高扬：“你说什么树叶能吃？”高扬数点着：“杏叶能吃，杨叶能吃……”
李绪书接口说：“柳叶、柿叶也能吃。”
高扬说：“柿叶可涩呀！”
李绪书说：“是涩，可六〇年也吃了。”
高扬没言语。六〇年，他知道。那时他下放在贵州，和老百姓过的是一样的日子。他不想让后辈人都记得这件事，只愿老同志不要忘了那段教训。
他的目光在山坡上寻找着什么。“怎么看不见羊群啊……”他说。想必当年他是经常看见的，那里有送鸡毛信的孩子，有“王二小放牛郎”。
“‘文化大革命’把羊群都‘砍’了。”李绪书说。
高扬对这一类的回答似乎不大甘心。他仍在寻找。汽车转过一个弯儿，他忽然兴奋地指着前面：“看，我看见羊群了！”
李绪书看了看，对他说：“伯伯，你看花眼了，那哪儿是羊群呀，那是禁坡——封山育林，在石头上刷的白灰。”
“哦……”历史真是太无情了。
槐疙瘩到了。他们下了车，踩着杂木棒子搭成的小桥，过了乱石滚滚的槐河。乡亲们从一家一户跑出来，高扬亲亲热热地和他们握手，打招呼，好象“反扫荡”之后又回村时一样。仔细一打量，已经没有几个认识的人了。
如今五十几岁的老汉，当年也不过是儿童团里的角色。拥挤在狭小山洼里的大部分还是老房子。顺着七高八低的小巷，他还能找到李占林的家。他住的那间只有三根椽子宽的小南屋去年已经拆了，其它三面的老房子还在。他抚摸着墙上的石头，在狭小的院子里端详了许久，“变化不大呀”他说。
周围的几座山，旮旮旯旯他都去过。当年山上的树就不多，如今更少了。“还是穷啊。”坐在门前的蒲墩上，他对社队的干部们说，“这么大的山场，总要发展点什么。种点酸枣总可以吧？干不了别的，用它闹个擀面杖、梳头栊子也好啊！”
许多人都有旅游的经历。作为共和国的普通公民，我们可能会为雄险奇绝的山峰所倾倒；可能面对青碑占庙发一番思古幽情；可能被山区的变化引出一腔感叹，或者对山沟的落后和贫困发一通牢骚；此外，也可以利用山里人的闭塞和诚实，攫取一点廉价的山珍。之后，就可以扬长而去了。我们只是普通公民。可是，假如你是这一方土地的“衣食父母”，你是对这一切负有责任的人呢？你会是怎样的心情？
“面包车”继续南行。走到赞皇与临城县交界的地方，隔一架大山，那边就是著名的八路军后方基地蝎子沟了。当年，那里有我们的军械所、被服厂、医院，地委也在那儿住过。那是被许多革命者视为“家”的地方。“能过去吗？”高扬问。
“还没通公路呢。”前来迎接的邢台地委的同志答道。
“通电了没有？”
“也没有。”
闭塞，在敌强我弱的游击战争年代，曾经是我们赖以坚持和发展的条件；今天看来却是那样难以忍受。在车上，人们讲了这样几件事：蝎子沟的农民卖一口猪，要八个人抬着，走一天才能送到公社。孩子上学要走十八里路。公社的干部去蹲点，采取抓阄的办法，不然谁都不肯去，因此那里的老百姓很少见到生人。一九八一年地委新来的书记对县里的同志说，他要到蝎子沟去看看老百姓，蝎子沟的人们听到信儿，就整天盼。一天，果然来了个穿制服、提皮包的人，全村人象过节似的，好酒好菜招待，干部整天不离左右。过了两三天，总不见这人做指示，光打听皮毛行市。问他：你是不是地委书记？他说：“我是进山来买皮子的……”
这是个笑话，却谁也笑不出来。“解放三十多年了，老百姓还过这样的日子怎么行！”高扬有些激愤。他对邢台地委的两位同志说：“请你们无论如何要去一趟，别让他们再失望了！公路、电，要限期解决！那里有两千多口人，也该有个学校、卫生所、商业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