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城建改造的速度让我吃惊，今年年初回家还在东城的老屋与老七聚首，喝着专门从东直门打来的豆汁，吃着青豆羊油炒麻豆腐，听着小孩子一声声“姑奶奶”的喊叫，八月再回来，老旧的宅子便荡然无存了，变作了一片瓦砾场，变作了一片拾掇不起来的苍凉。
“回廊四合掩寂寞，碧鹦鹉对红蔷薇”，那经过锤炼的美丽再难寻觅了。我居住的老宅是一座带花园的三进四合院，前庭有海棠丁香，后园有柳树榆树。前廊后厦，磨砖对缝，青石台阶，朱红漆柱，体现出叶氏家族昔日的殷实严整和传统的生活情趣。叶家的十四个孩子曾经在这里出进盘桓，哭笑玩闹，争打吵斗，几无一刻安宁，我的兄弟姐妹们在这里演义出了多少故事，生化出了多少情感，数不清了。默默无语的院落，百余年来容纳了太多的欢乐和辛酸，太多的浮躁和沉重……
也就是今天吧，随着文化环境的宽松，随着人民对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理解，这座宅院和这些人成了我创作的不尽素材，成了我的作品中一道深厚的文化背景，那些陈年的人和事，如久存的佳酿，不绝如缕，由那尘封的坛子里冒出，让人心醉。如今，院子没有了，人也早已四处分散，空剩一片旧址让人伤感。我想象着最后的留守者老七离开这里的情景，步履蹒跚的老七拄着杖一定在大门前伫立了许久，这个家族也只有他，有缘分和这座老宅告别。
北边的拆迁还在继续，墙壁倒塌的声音不绝于耳，我站在夏日的骄阳下，在暑热中寻找昔日失落的阴凉，狗一样在废墟上寻嗅，寻找家的气息，寻找那落于砖头瓦块中记忆的丝丝缕缕。两个逃避午睡的小孩子，在树阴下远远地看着我，一脸的不解。他们是胡同里谁家的孩子，谁的后代，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对他们来说这里或许比游乐场好玩，他们只是因了这断壁残垣而兴奋而新奇，跟我完全是两种心态。东面环城路上车来来往往，嘈杂烦乱，现代气息的声浪阵阵逼人。原本这里是条静谧的深巷，房拆了，遮挡没有了，就显得空旷而直接，就有了抬头见南山的突兀，有了光天化日的惶恐。让人感到历史进程的脚步，迅猛、粗犷，甚至有些无情。
我们毫无办法，我们别无选择。
屋的残骸中，有棵枣树伸出怯怯的荫，张开弯曲的枝，召唤着我，我走过去，抚着它粗糙的满是尘埃的干，心里涌出无限留恋。“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枣树的枝头已经结出了青青的小枣，即便到熟，它们也是那种既不甜也长不大的极普通的枣，这种没有经过调教的枣树，北京城的老院子里，几乎家家都有。
枣树的年龄比我大，日本占领北平前夕，我的父亲领着儿子们在后园挖防空洞，在洞口的位置，突然发现了一棵小苗，本可以一锹铲了它，三哥却生出侧隐之心，跟父亲商量将它留下。于是它就留下来了，并且一天天长大，像要急着报答谁似的，匆忙地结出了许多丑陋的小枣，年复一年，从不间歇。
如果说是父亲和三哥保留了它的生命，那么我便是对它最为关注的伙伴了，我们成了这座宅院里最相得益彰的一对物件。爬树的本事就是在它身上练就的，它细嫩的枝干，不知经了我多少回的上上下下，我对它每一个突起，每一个分杈的熟悉，就像我自己的胳膊腿。有一回光着脊梁在树上摘枣，遭到父亲呵斥，慌忙中抱着树干滑下，整个前胸被划得鲜血淋漓，母亲心疼得掉眼泪，说一个小姑娘家弄成这样怎么得了，责备父亲不该那样凶狠地呵斥我。父亲说全北京也没见哪个姑娘光着脊梁在树上坐着，荒腔走板得过头了。母亲气得一天没理父亲，让老七带着我上医院去抹药。老七领着我出门就把钱买了洋画，在胡同口刘太太家给我抹了一肚子紫药水……我挺着一个紫肚子进了家门……
现在，父亲不在了，母亲不在了，三哥也不在了，枣树还在，还倔强地站立在废墟之中，承载着它的感激也承载着无人能记起的紫色肚子……
一片碎瓦在我的脚下滚动，竟然发出了清脆的金属般的音响，让人的心猛地一颤。我弯腰将它拾起，沉重得如同拾起了整座屋宇。雕花的滴水瓦应该是第二进堂屋檐上的旧物，质地坚硬，击之如石，有着音乐的素质。百年来，高高在上的它饱受了戏曲的浸润，看遍了生旦净末丑的表演，称得上是老戏迷了。在我的记忆中，每日晚饭之后，是父亲领着他的一帮子侄们消遣的时光，他们常坐在石榴树下，金鱼缸旁，拉琴自娱。家里的女孩们从来充当观众的角色，宁可让五哥男扮女装唱青衣，我们也不张嘴。叶家敢站出来当众唱的女子只有两个，即大姐和我，大姐叶广英是真唱得好，她有一副好嗓子，好身段，直到老了，还能在她所在的大学演沙奶奶。我是属于起哄一类，大言不惭地吹自己是“谭派”，唱的“昨夜晚吃酒醉和衣而卧”一遍跟一遍不一样，哥哥们背后戏称我是“痰派”，母亲当面说我是“人来疯”。家庭的戏曲娱乐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艺术熏陶，是一种渐渐的艺术积累，我写过小说《谁翻乐府凄凉曲》，凭借的就是家庭的戏曲场面，正因为有此感受，写起来才觉得得心应手，不觉难为。
五十年代，哥哥姐姐们都成了家，搬出了老宅，父亲也去世了，“家戏”再难凑得起来。过年哥哥们来看母亲，谁跟谁在母亲这儿遇上了，偶尔还唱一出，但人已不齐，也没了伴奏，而且他们一唱还引得母亲伤感，后来索性不唱了。“文革”时候，我和四哥将那些锣鼓家伙用平板车拉到废品站，按废铜烂铁卖了。那个鼓人家不收，拉回来就扔在院子里，风吹雨打，散了架……
东城这一带要拆迁的事北京早有风闻，只是没有想到这样突然。我原本想将家里尚存的弟兄姐妹们聚齐，在老屋前作最后的合影留念。我知道，在叶氏家族中能够做这件事的只有我，但我却没来得及。我的那些七零八落的手足们现在依然七零八落，如同眼前地上散落的碎砖，再也收拢不起来了。母亲活着的时候这里是个据点，母亲死后这里是个念想，是个象征意义的家，虽然只有老七在这里住着，虽然院落已被分割得面目皆非，虽然芍药台变作了下水池，游廊扩作了小厨房，但老宅的气质是无可改变的。每回我由大西北回来，一走进院落，就闻到了熟悉的气息，这是家的气息，这气息无时无刻不在这个家族的各个角落存在着，时光荏苒，世事更迭，却仍旧顽强执拗地存在着，熏染着来到这里的一切人和物。在外面，不管我是什么角色，有着怎样的荣誉与委屈，一进门，浑身的燥热便立即褪去，沸腾活跃的思考也仿佛化为固定的符号，在脑海中淡化、隐退，浸来的是淡淡的哀愁和悠久的凝重。我惊叹角色的转换竟会这般快捷，惊叹这几十年风雨的浸淫对我无多的改变，是的，从这里走出去的哥哥姐姐们极少再回来过，我与同父异母的哥哥也大约有三十多年没见过了，这个家族留给我们的惟一遗产，就是冷漠。除了血缘上的连接，再没有别的。只有我，还自作多情地在这片碎砖中膛来膛去，还做着废墟上大团圆的美梦。
文人的气质，多么的幼稚可笑。
这里将要建成整齐划一的居民小区，老七是否搬回来我无从知晓。即便回来，这里也不再是我的家，我的家永远消逝了。我在一块砖垛上坐下来，身边塌下来的纸棚下隐约露出了砖墁的地面，这是母亲住过的小西屋，“文革”后的日子里，她在这间不足十平方米的潮湿小屋里带着一身病痛苦苦煎熬，我离家奔赴大西北就是在这儿和她告别的。我走的那天早晨，母亲没有起床，脸朝着墙躺着……
至今，我仍在西地游荡，京城熟识的朋友说，落叶归根，你应该回来了！我苦笑着摇摇头，他们怎知我内心的酸楚，走出去了便就走出去了，何必再撩起心内的阵阵凄凉。老宅的消逝，也是好事，断就了回首的苦辣酸甜，成就了“一为迁客去长安，北望京师不见家”的潇洒，弟兄们失去了老宅的撕扯牵绊也是一种轻松。其实，家只是在心里。
可爱又苍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