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阿妹，家里缺柴火烧吗？”
“不缺，我和阿妈捡回的牛粪两个冬天都烧不了。”
“叫上阿妈，到我们打柴队的帐篷来做客。”
“不去，我看出来了，你们要把红柳滩的红柳挖完的。我和阿妈不会把你们当成客人，整个红柳堡的人都不会把你们当客人。”
“怎么会把红柳挖完呢，我们很快就会回军营的，还有运输任务等着我们去完成。”
“你们最好现在就走。走了就再别回来。我们这里的牧民都不欢迎你们。”
“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因为你们要把我们的红柳堡变为戈壁滩，阿妈和邻居们天天念咒，要佛爷睁开眼惩罚给红柳堡带来灾难的人。”
……
我不愿再问下去了。说实在的，那个年代，我一点也没有意识到我们的作为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挖点红柳根还能危及德吉卓嘎和她的阿妈的生存。
德吉卓嘎依旧经常来我们这儿“参观”，依旧是那种敌视的眼光……
土鬼泥猴模样的我们这些打柴人，一直保持了一个月这种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状态，才回到了驻地。每个人都有一种打了胜仗凯旋的感觉，一种辛勤耕作后运载着满车粮食入仓的感觉。这个冬天做饭取暖不用发愁了，还不是一种快乐的事吗？
没想到连队的战友一碰面就问我：
“打的红柳呢？”
“不是都运回来了吗？”
“运回来了！你去找找看！”
副连长气火火地说：拿多少钱管多少事，不该问的事就闭嘴。
兵们在连队最怕的官不是连长而是副连长。一般而言，副连长都有“军阀作风”。他一瞪眼，谁也不敢吭声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刨挖的红柳根，都运到了格尔木一个空院里，经过副司令员过目后才分给连队。
不知为什么，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将军楼。也莫名奇妙地想起了我的那只“赤狐”……我们的劳动和忧伤被谁一起带走？
迁徙者的祈祷我们第一批打柴队员正在休整的当儿，第二批队员又进红柳滩了；当他们完成任务呼哧带喘地走出红柳滩时，我们用汗水加心血换来的那一车车红柳才陆陆续续不知从什么地方运到了连队。
谁都能看出来，那是经过“劫持”之后的残渣余孽，打个不很确切的比喻，很像宴席后扔在地上的一大堆剔去了肉的骨头。我不厌其烦地几次到柴火堆里去找那只“赤狐”，一无所获，连根狐狸毛也没有见到。越是找不到“赤狐”，我就越是想早点得到它。其实，在我最初拥有它时，并不怎么看重它。人，就是这么怪！
“赤狐”给我带来的喜悦和这种转瞬即逝的喜悦后的等待延续了许久都无法淡去。自然，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我和与我一起打柴的伙伴会成为历史的罪人。记得好像是“文革”刚开始的那年，红柳滩的红柳已经被我们用笨重的镐锹吃去了比当时格尔木城面积还要大的一片，那阵子我们很骄傲地想：多有能耐，我们终于从这个沙包连绵、荆丛不断的杂乱世界里创造出了一块平原。
然而，我们却忽视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正是被我们破坏掉的这块地上住着二十多户牧民，其中就有达娃阿妈和她的女儿德吉卓嘎。红柳堡变成了赤地，牧民的帐篷裸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很快沙尘暴威逼而来，没出半年就占据了我们腾出来的空地，沙丘堆积，波起浪涌。平地又变成了丘陵。
空地上的沙丘还在变高，变高。后来就长成了沙墙……
红柳滩严重沙化！
为什么这一切仿佛都是不知不觉的？
牧民的帐篷被沙堆包围了，帐篷内的灶具、衣物、地铺，就连帐壁上都浮粘着一层沙尘。每次吃罢手抓羊肉后，沉在盆底的沙粒使牧民们犯愁得不能不这样想：这日子还怎么过下去？
当他们确认这片居住了多少年的地方，再也不适合做自己家园而又无改变它的回天之力时，不得不做出放弃它的决定。于是，他们把简陋的却很沉重的家当搁在骆驼背上，去寻找新的栖身之地。
何处是游牧人的家园？
离家的一切事情都做完，骆驼扯长声音凄然嘶叫着，它也恋家吗？德吉卓嘎背对骆驼站着，呆望着还冒着烟火的地灶出神。阿妈已经几次催她上路，她也不动。
“阿妈，我们还回来吗？”她终于说了话。
“回来。等我们找到新的地方安了家，那地方再次变成沙滩后，这里也许长起了新的红柳，那时你就回来住。”阿妈不动声色地说。
“阿妈你呢？你不回来了？”
“那时候，你就成了阿妈，阿妈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他们走了约摸二十五公里，在红柳滩的西沿、紧靠格尔木的地方，遇到一条季节河流入红柳滩——河水进入了红柳滩不久就断了水，水被干渴的土地吸收了——达娃和邻居们撑起了帐篷，挖坑埋锅，定居了。
在新的放牧点住下的头一天，数十名男女牧民齐刷刷地跪在地上，双手合十，祈祷。
风沙无情地吹打着这些善良的人。他们的眼睛被沙子眯了，仍然一动不动地跪着。
向天祈祷，向人祈祷。
有关沙尘暴的一个推断
那场铺天盖地的沙尘暴席卷格尔木距今已经过了二十多年。
可是格尔木人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更多的是胆战心惊。
沙尘暴是那天夜里八时左右，出其不意地开始摇撼这个刚刚在昆仑山下站住脚、却经不住任何折腾的高原新城。后来，格尔木人在回忆这场沙尘暴时都提到，其实，在白天沙尘暴就已经发出了信号，只是麻痹的人们没有引起提防罢了。记得好像是中午一时的时候，陡然扬起了一股股龙卷风把格尔木所有的角落扫荡了一遍。不少人家的门口堆起了只有把脚高高抬起才能越过去的沙堆，许多人家糊在窗棂上的报纸（那年月格尔木的住家就兴用报纸糊窗户）被吹卷开透了风，主人不得不随手找了一块或几块木板把窗户死死地堵住。这说的是那天中午的事，龙卷风顶多折腾了有半小时就偃旗息鼓了。格尔木又恢复了惯有的那种透射着死寂的寥静。一切都仿佛死去了。这死一样的空寂中是不是孕育着一种什么可怕的东西？格尔木人被龙卷风后的暂时宁静麻痹了，甚至可以说陶醉了，他们根本没有去想还会有什么不幸会降临。
所有的灾祸几乎都是在人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时候来到身边的。沙尘暴是那天傍晚疾风暴雨般的袭击格尔木的。它来得十分突然，绝对地势不可挡。眨眼工夫，黄蒙蒙的沙土就罩暗了天地，格尔木在瞬间变成了坠人海底的巨轮，死船。路上的行人像在浑水中游着似的，大睁着两眼什么也看不见。正在行驶的汽车全都开着车，可是灯光根本射不透沙雾，只能在车前照出一个米黄色的小圆圈，浑浑黄黄，迷迷蒙蒙的，司机无法看清前方的路。行人被风沙撞打得迈不开脚步，眼睛一睁开马上就会眯进沙子。人们只能凭感觉走路，可是在这种眼睛失明、耳朵失灵的情况下，还能有什么感觉呢？只能撞树、撞墙、撞车、人撞人……事后，有人在总结那天夜里沙尘暴带来的损失时，饶有风趣地列举了这组数字：当天夜里滞留在格尔木路口的汽车有近百辆，直到次日清晨风平浪静后才驶出死胡同，各奔前程；当夜某汽车团的军官回家属院时，因无法辨认自己的家门，错进他人家的有二十多人。最有意思的是一位新婚妻子等丈夫归来，没想到撞进新房的是胡子巴差的副团长……
在那次沙尘暴的袭击中，耸立于格尔木的那座近千米高的烟囱拦腰折断，变成一堆废墟。
沙尘暴过后，格尔木人清理公路上、家门口、屋顶上、菜地里的沙土，就耗去了一个礼拜时间。那些天所有格尔木人吐的痰里都含着一半沙子，鼻孔里也塞满了沙尘。清沙工作完成后，不少人变成了聋子，原来耳朵眼里填实了沙土，于是人们都在进行一个共同的科目：掏耳朵。
还有一个事实我们不得不提：那天夜里沙尘暴卷开了格尔木河畔达娃阿妈羊圈里的栅栏门，一圈羊顺风飘了二十多公里。阿妈已经年迈得难挪步了，女儿德吉卓嘎一直追着失散了的羊群。
三十头羊，一头也没追回。
德吉卓嘎呢？走丢了，无人知道她的下落。
这场灾难完全有资格载人格尔木的史册。世世代代的高原人都品尝不完它的酸痛。
许多人都没有在意的事就发生在沙尘暴来临的那天夜里：副司令员在驻军二十二医院病逝。
这本来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情。
可是，若干年后一些好事者硬把这两件事生拉硬拽地扯到一起。他们坚信不移地认为，格尔木之所以在那场沙尘暴袭击中遭受那么惨重的摧残。教训之一与乱砍红柳根有关。
如果格尔木周围那道天然挡风沙的红柳堡完好无损，准能把沙尘暴阻挡一些，使其气势大为减弱。这个推断如果成立的话，那么当初下令刨红柳根的那个命令就值得怀疑了。而策划刨挖红柳并签发实施命令的正是副司令员。
这个推断？
仅仅是个推断而已。
佐证这个推断的唯一根据，是十年后人们从一位医生手中得到的“司令员遗嘱”。
藏族卫生员德吉卓嘎
救起德吉卓嘎的不是别人，正是副司令员肖康声。
当他确信无疑地认为远处沙滩上的那个慢慢蠕动的黑点是个人影时，便果断地让司机把车开进了沙滩。
当时德吉卓嘎已经在荒原上挣扎了两天两夜，饥寒交迫，气息奄奄了。
就在她住院治疗的过程中，被那场沙尘暴折腾得已经筋疲力尽的阿妈，与世长辞了。她没有最后看女儿一眼就远行而去了。
德吉卓嘎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
经过副司令员的特批，她参军成为一名解放军卫生员。
她穿上军装的第五年，提升为护士。但她始终不知道救她一命的首长就是当年她和阿妈拦住的那位将军。直到她得到了将军的遗嘱，才恍然明白了一切……
遗嘱里的忏悔
我没有见到这份遗嘱，是一位战友转告给我的。其实，我的战友也没有见到它，是他的战友说给他听的。他的战友是个医生。
一次，他们在格尔木相聚时，话题扯到了保护高原生态环境的问题上。大家一致的认识是，格尔木的环保问题现在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自然，他们会提及那场沙尘暴以及今后还会不会发生那样的沙尘暴的设想。这话触动了那位医生，他回忆起了十年前遇到的一件事。一位将军在临终前留下了遗嘱，在遗嘱里忏悔自己，也提醒大家。将军痛心地说：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在有意或无意地干着不利于甚至破坏环保的事。
